从人口普查数据谈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伴随北京市石景山区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时期如何调控人口规模、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为打造北京CRD、构建和谐石景山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是石景山区“十二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人口发展的主要目标。本文通过对比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研究十年来石景山区人口发展变化情况，探讨人口发展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提出合理调控人口的对策建议，力求有效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全面转型。     

2013年我国人口抚养比将现“拐点”

国务院参事马力近日指出，中国人口抚养比将在2013年出现拐点，但仍然有25年“人口红利”期。马力当天在“2010中国人口与发展咨询会”上作报告时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1．68%，居世界最高列。2013年中国人口抚养比将出现拐点开始上升，但2010年至2035年仍低于53%的“人口红利”期标准，处在劳动力丰富、抚养负担低、储蓄率高的“人口红利”期，     

人口红利之是非利弊

人口转变带来人口红利 世界各国的人口，不论是否实行计划生育，都或迟或早会经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两次转变：第一次人口转变是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第二次人口转变是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     

自治区人口现状及工作思路

人口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区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十五”期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低生育水平保持稳定，为我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人口环境。     

人口结构转变中的人口红利及其实现条件

本文在总结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相关研究文献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人口红利进行了新的定义，分析了我国目前人口结构现状，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在2000年我国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并且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在进一步加剧。提出了了人口红利产生的条件：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和人口迁移，充分利用这两个因素，使得人口红利达到最太化。     

如何应对“后人口红利时代”

人口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对中国的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防说：“1982年～200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与总抚养比（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到了26．8％。换言之，我们有1／4以上的人均GDP的增长是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获得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即劳动年龄人口达到了最充分供给状态，使“中国制造”保持了长期的成本优势。     

山东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展望

山东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展望孟玉琛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干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即将胜利迈向２１世纪的时候，我们要牢固树立人口与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的“大人口”观念，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纳入经...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军事人力的影响分析

“十二五”期间，我国提出了加快转变军队战斗力生成模式，提高部队的现代化水平。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人口红利”的优势逐渐消失。如何应对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和军事人力的影响，需要国家和军队从宏观层面做合理的调整，加快实现军队信息化，推动军人职业化的进程。     

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研究综述

本文在总结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相关研究文献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的概念做了扩展。指出人口结构转变可能通过影响技术进步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并从金融市场的角度进一步对第二人口红利问题加以讨论，认为在这一系列问题上还有可深入研究的意义。     

“人口红利”质疑：虚化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

“人口红利”一经提出，就质疑声不断，作者认为不能用简单的人口总抚养比来解释复杂的人口与经济关系，人口红利不是影响经济产出的主要变量，其无法论述人口对经济影响细节，无法解释我国经济的涨落和突变，在中国无具体的人或单位收获人口红利。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是我国对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多年探索和研究的重要结果，而由计划生育政策所造成人口总抚养比的下降本身也是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成果之一。     

人口结构已为扩大消费打开时间之窗

1。人口的总体规模是影响消费规模的重要因素，人口结构又决定了消费结构。目前我国的人口结构正处在一个较为合理的阶段，也就是经济学家所指的“人口红利”时期，人口当中的低龄和高龄人口均占有相对较轻的比重，我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一个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良好时机。     

试论从计划生育“三为主”、“三结合”到“三自主”的发展趋势

近３０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下，我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不仅实现了生育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为增强综合国力、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有利的人口环境，而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探索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计划生育道路。本文仅从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历程出发，就“三为主”、“三结合”到“三自主”（即群众自主实行计划生育、自主进行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自主参与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发展趋势谈一点认识，愿与各位同仁共议。一、从“三为主”、“三结合”到“三自主”，符…     

实际经济增长动态过程的理论分析

实际经济增长是指“差额GDP”的增长。投资变动对差额GDP的“增加”作用和边际人口对差额GDP的“减损”作用，以及两种作用相互联结的方式，是实际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差额GDP增损模型不仅解决了如何对人口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程度进行定量分析的难题，而且刻画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共体相生的深层关系，从而为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思维空间。     

沈阳的人口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人口与环境问题对于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越来越突出，现阶段，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既要考虑环境，又要考虑人口；既要考虑人口的数量，又要考虑人口的质量。因为，我们的环境问题受到巨大的人口数量和偏低的人口素质的制约。沈阳市作为国家“一五”，“二五”时期重点建设起来的老工业基地，在计划经济时期曾为国家作出过重大贡献，但同时也造成了沈阳的环境质量先天不足，污染严重，人口，环境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我和我的家乡”：人口流动与省际贸易

本文构建一个以消费者家乡偏好为微观基础的结构引力理论模型，定量研究人口流动如何通过偏好差异影响省际贸易。我们基于多种来源的贸易和人口流动数据，估计了不同来源地流动人口的家乡偏好程度。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对家乡产品的偏爱显著偏离于“一视同仁”的无歧视水平，即在相同条件下，平均每100元的总支出，消费者购买家乡省份产品的支出比“无偏消费者”购买该省份产品的支出多29元；在控制了人口流动内生性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本研究意味着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人口流动是推动中国省际贸易和实现市场一体化的重要途径。     

从“人口准入制度”谈“城中村”的改造

今年年初，在北京市召开的人大和政协两会上，某位政协委员提议北京设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人口规模，以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的平衡。客观地说，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它在我国城市化的有序发展中，的确无法回避。但令人意料不到的是，此提案一出，却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纷纷以“不尊重人权”和“阻碍民工进城”等为由，进行激烈的质疑。     

论“人口红利”效应的可持续性——基于内需规模和结构的探析

当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劳动力供给充足，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机遇期。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增长因素，“人口红利”效应充分发挥关键在于充分就业。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来自于内需规模的扩大和结构的升级，因此，扩大内需规模和升级内需结构有助于挖掘和缓释“人口红利”效应。     

上海人口规模应由市场来决定

本文介绍了关于上海人口规模的三种专家意见，并提出人口变量不是独立于上海社会经济发展以外的“外生变量”，而是由上海社会经济发展“内生”决定的；为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对上海的人口规划目标应该提得远一些，要留有足够的余地，近期的目标要有充分的弹性。     

农村人口梯度转移：全面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有效途径

“三农”问题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农村人口梯度转移是全面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有效途径。本文结合奉化市实际，对农村人口梯度转移在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中的必要性和今后加快农村人口梯度转移应采取的对策措施等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     

“人地城镇化”之辨析

总说过往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大偏差,是“土地城镇化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党的十八大和习李新政推出“人的城镇化”以来,何谓健康的城镇化,何谓新型的城镇化,大家才算是摸着了点门道--原来症结全在于如何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上。如何实现市民化？国家正在从两个方面发力：一个是和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相联系的公共财政制度改革,或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镇常住人口（即包括了在城镇打工和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家庭人口）全覆盖”;另一个是和人口迁徙制度完善相联系的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前不久国务院刚刚出台了相关的正式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