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征收模式转型研究——从保障农民生活到保护农民权益

以“保障被征地农民现有生活水平”为政策基调的“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在快速推进中国城镇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由于利益分配矛盾凸显而带来相应的社会风险和社会矛盾，进而引发了一些群体性冲突。“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土地管理法》与《宪法》及《物权法》之间的衔接矛盾以及土地征收政策效果与城镇化目标之间的政策悖论，在运行机制上则体现为政府（开发商）与农民之间只有“自上而下”的单向对话机制以及对土地征收“行政强制”的约束和监管不足。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国家有经济能力对土地征收实施更高水平的社会赔偿，土地征收模式应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公正理论指导下向以“保护被征地农民长远发展权益”为目标的“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转型升级。“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的建构，关键在于利益分配的公正和对话机制的公平，需要修订征地补偿政策，构建多元化的土地征收社会赔偿政策体系，并建立和完善“公示—反馈—公告”的民主决策机制以及“农民—政府—开发商”合作的平等协商机制。     

农民问题：中国粮食安全的根本问题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农民是实现粮食安全的经济主体,“谁来种粮”和“如何种粮”的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影响粮食安全战略的根本问题,关乎国民经济全局、粮食生产稳定和农村社会和谐稳定。重视、研究和解决农民问题,是一个贯穿于我国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性课题。土地问题、收入问题、权力问题、发展问题和职业培育问题是新时期正确认识农民问题的五个价值维度;以法的形式还地权于农民、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构建全方位的农民权利体系、全面提升农民发展能力和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举措。     

双重地权:土地国有下的农民土地财产权

2003年8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标志着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期、这部法律强化稳定了现行的土地制度，但并没有对土地制度变革中的现存问题提出新的解决办法。本文认为，现存问题的难点在于，处理好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围绕着土地剩余索取权的争议，甚至严重的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之争；问题的根源在于，现行的有关农村土地制度中“农民集体所有”的产权安排存在着“产权残缺”等障碍；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合理借鉴历史上的佃主和佃户双重产权主体的土地产权制(田面权和田底权相分离)，剥离介于国家和农民之间的集体产权主体地位，明确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并实现切实的立法和制度保护。     

农村土地——从生产资料到资本性资产的转变

30年前的改革开放起步于农村，始自“把土地的使用权还给农民”，30年后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再次聚焦农村，着重研究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其中尤以土地流转政策为亮点。《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应与时俱进

家庭联产承包后，农民对承包的土地基本拥有经营权和收益权，但没有终极的个人所有权，以致越来越不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改革的办法，是在社区人均耕地的范围内给农民以个人终极所有权；由于土地流转等客观原因，农地户均失衡在所难免。为使每个农民永远拥有一份赖以生存的土地，必须每隔一较长的时间(例如30年)搞一次“微调”，将每户超过人均耕地的部分重新分配，因而还应有少量的集体所有权相辅助，形成一种“个人所有权为主，集体所有权为辅”的农地产权制度，或称“有限制的农地私有制”。     

论土地征用与农民收入

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的收入问题，而转移农民到非农行业和让农民分享工业化带来土地租金的上涨又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关键。现存法律制度的根本缺陷在于农民没有将其所承包土地直接谈判作价转向非农用地的使用方的权力。因此，在现有的这种法律框架下，一方面造成了城市和农村土地价格的巨大差异。特别是很多城市房价地价居高不下，提高了其他行业的发展成本，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目前的“新圈地运动”。我们需要做的是结束这种单一的国家征用模式，一方面征用必须采用合理补偿即按市价补偿的方式，以防止拥有征用权的政府滥用其权力；另一方面，应该给予农民以完整的土地转让权，给予其直接与用地方谈判取价的机会，也不排斥集体或农民合作组织出面与用地方谈判取得租金后再在农民中分配的方式。     

农民土地权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农民权益实现的根本在于农民的土地权利。保障农民权益的实现首先要明确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归属，由农民自主成立集体经济组织，代理农民掌握土地所有权。在土地所有权归属尚难确定条件下，切实依法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明确承包经营权的内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可侵犯。在征地时，只有在“公共利益需要”时政府才是征地主体，非公共利益需要征地，政府不能直接插手，只起管理监督作用。征地必须给予合理补偿，要充分考虑到级差地租Ⅱ，借鉴国外经验。     

我国农业经济和谐发展的理论困境和制度缺陷

“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农业经济和谐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挖掘“二元经济”的不合理，而在于探讨完成工业经济原始积累后的财政功能转向。在这个过程中，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之间关系的理论困境，并由此提出赋予农民受法律保护的准土地所有权意义上的土地永久使用权和基层组织将其经济功能逐渐转移给农村中间组织的必要性。只有解决了这些基本的制度问题，技术因素才会在农业经济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试论不确定条件下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

目前农业经营中的短期化行为严重影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短期化的根源在于农民对于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不确定性预期。要根除这一短期行为，确立起农民长期经营的动机，就必须将土地产权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真正“制度化”。土地制度变迁的路径应该是既能保障土地的社会功能，又能提高农业经营的效率。以此为目标，本文提出了给予原承包户优先承包权，承包权自由流转以及土地调整年限固定的方案。     

重庆“转户农民”退地情况调查与启示

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进行土地处置,但是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转户农民” 自愿退出土地的比率较低。影响“转户农民”退地积极性的主要原因有：配套政策未及时跟上、历史遗留问题、现行政策欠完善、土地利用未明确、改革资金周转困难等。“转户农民”退出土地,利于农村、农业更好地发展,利于其在城市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也利于缓解改革财政压力;而农民转户不退地,可能形成“城乡三元”人口结构,使农村、农业发展陷入僵局,也会阻碍下一阶段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应加强户籍制度改革的宣传,尽快落实户改配套政策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完善现行户改政策和退出土地利用政策,拓展改革资金来源,为户籍制度改革提供法律保障,并允许“转户农民”退回农村,消除其后顾之忧。     

农民增收与国家支农保护系统工程

农业是个弱势产业，光靠农民自身努力增收有限，国家帮助应成为农民增收的主导形式，宜从国家财政投入、价格保护、科技支持、金融服务、扶贫济困、乡镇撤并、农民减负、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农业结构调整、发展乡镇工业、提高城市化率、兴办农民技校等方面，建立国家支农保护系统工程。     

代际公平视域下农村土地流转过度集中的风险防范简

生存权与发展权既是当代农民权益保护的焦点，也是后代农民权益保护的核心。面对农村土地流转集中的趋势及其不同的表现形式，需要以生存权与发展权为中心来思考土地流转“集中度”与代际公平的关系问题。代际公平视域下，农村土地流转过度集中会产生损害后代农民土地上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以及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等风险。合理把握土地流转“集中度”，维护土地权益分配的代际公平，可以从“法律保障→权益代表→权益实现”的逻辑来思考，并建立起代际法律保障机制、代际权益代表机制以及后代人权益实现机制。     

农村土地金融开发的条件、框架与对策——基于重庆改革发展的视角

发展农村土地金融的三大必备条件是土地产权完整、权利交易自由和农民保障完善。农村“三权”抵押和“三三法”抵押物偿债机制的建立、农村土地交易所和“地票”交易制度的建立、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村土地产权主体的多样化、退（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使重庆初步具备了推行农村土地金融的条件。要逐渐建立“农民土地实物资产交易金融”和“农民土地权益资产交易金融”两类土地金融体系,制定农地金融扶持政策体系和农村非农地金融开发政策体系,培育农村土地资本化的内部积累和运行机制,促进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以及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配。     

城市近郊统筹城乡改革的经验、困难与深化 ——对“陶家模式”和“海龙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改革在九龙坡区陶家镇和海龙村的试点较为成功,其共同点在于注重以工促农、社会保障和土地集约,而在改革主导角色、农民身份转变和土地流转方式上各具特色。“陶家模式”和“海龙模式”的实践证明：中小企业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纽带,农民增收是统筹城乡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土地政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问题,统筹城乡发展需要系统思考与政策创新。目前,两种模式的深化发展,面临土地政策供给不足、社会保障推力不够、城乡规划视野不宽、政策落实不到位、资源要素流通不畅、管理体制不顺等困难。应进一步探索土地集约利用的新机制,加快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充分保障农转城人员的利益,推进城乡科学规划,破除农村投资樊篱,并提升各级政府的统筹发展能力。     

浅析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土地制度的演进与发展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在经历国民大革命失败后,探索出一条由城市转向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路。走这样一条革命道路,农民问题自然就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为解决好农民问题,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必须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形成一套解决土地问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在实践中不断将其发展、深化。     

OEM：中国家电业新走势？

从蒸汽机发明后直到“二战”，全球的家电中心一直都在欧美国家。“二战”以后，日本的崛起使家电制造中心转移到了日本以及日韩为中心的东南亚国家。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家电制造业发展得越来越成熟，再加上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等运营成本，以及优秀的人力资源，我国渐渐成为了新的家电制造中心。     

开展土地托管服务加快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土地托管是广大农民顺应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后积极探索土地经营的一种新模式,是加快土地经营权流转、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代农业的有益尝试。供销社顺应“三农”工作形势,推进以土地托管服务为切入点的服务规模化,探索创新农业经营方式,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有效解决当前“谁来种地”“怎样种地”问题。     

城乡统筹发展与湖北农民增收问题探析

1997年以来，湖北农民收入与全国一样，连续5年增长缓慢，成为农业和农村工作中的一大难题．已开始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解决农民增收的后劲问题，既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也是今后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建立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这一宏伟战略目标，在这个背号下，“三农”问题成为全党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增收问题。湖北作为我国中部农业大省，城乡二元结构明显，“三农”问题尤为突出。从城乡统筹发展的角度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远远落后于政府和农民对收入增长的期望，有鉴于此，将城乡统筹发展与湖北农民增收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无疑对湖北未来农民增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改革土地配置方式：新农村建设中的制度性突破——根本破解“三农”难题的一种理论思路

为了加快新农村建设，从根本上破解“三农”难题，需要对现行土地制度进行改革，以利于农村资源有效配置和规模经营。这种改革，就是在坚持家庭承包常3不变的基础上，再建立一种促使土地相对集中的制度，克服承包制固化了分散经营与兼业等模式的缺陷，使承包制扬长避短。具体改革路径是国家通过对承包地转让收入低于经营收入的差额进行补偿，鼓励农民进行大规模的承包地有偿转让，以实现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     

西部农民的第三次解放－－让西部农民从黄土地上走出来

新中国的建立，使农民从封建土地关系中解放出来，实现了农民的条一次解放；农业合作化，实现了土地公有制，使农民从土地个人所有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变成卫社会主义的农民，实现了农民的第二次解放；西部大开发，用社会主义化改造农民，把农民从黄土地上解放出来，成为社会主义现代人，即“四有”新人，完成农业现代化任务，这是农民的第三次解放。这是精神的、明的解放。实现农民的第三次解放，需搞清置障、研究对策，实现西部农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