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上市公司可转换债券的发行动机

中国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展经历了探索期、试点期和发展期三个阶段,各阶段具有各自的经验教训。当前利用可转债融资在公司特性、行业选择和发行时机方面存在误区,基于经济理性假设,不同类别的公司以及公司发展的不同阶段,应根据自身的发展战略、市场状况以及融资成本来选择是否采用可转债融资。本文从分析上市公司可转换债券的发行动机入手,对适合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公司和时机做了初步的探讨。     

可转换债券发行动机研究评述

可转换债券自产生一个多世纪以来，已成为西方资本市场上重要的融资工具，近20年更是取得了飞速发展。国际学术界对可转换债券这种衍生金融工具一直较为关注，对有关公司为什么发行可转换债券的理论研究主要从公司融资过程中投资者与管理层的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着手进行分析，据此提出了资产替代假说、连续融资假说、后门权益融资假说和风险评估假说等相关理论。     

我国上市公司可转换债券融资问题研究

可转换债券由于具有股权和债权的双重特性而成为公司再融资的重要工具。上市公司利用可转换债券进行筹资,对解决我国资本市场中存在的证券投资品种匮乏、股权融资比例过高等现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我国可转换债券融资中存在的不足之处,针对这些主要问题,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可转换债券融资的对策。     

我国上市公司可转换债券融资方式应用效果研究

比较我国2000-2003年间22家发行可转债的上市公司发行前1年到发行后1年的三个反映业绩的财务指标中位数的变化趋势,分析若干因素与这些业绩指标变化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应用可转债融资效果不佳除了企业方面的原因外,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和中国证券监管部门监管力度不强也是重要原因。根据研究结论,政府在政策上应做一些调整,适度降低发行可转债的资产额度的下限,加强对公司的财务监管,公司也应更好地设计可转债融资制度,以提高可转债融资的应用效果。     

我国上市公司选择可转换债券的融资偏好研究

对2001—2004年相关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流通股比重和每股净资产值五个变量,对公司是否选择可转换债券融资有显著性影响,其中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负债率的影响是负向的,其他三个变量的影响是正向的,这一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对可转换债券的选择基本上是理性的。     

上市公司可转换债券融资决策影响因素研究

可转换债券是一把双刃剑,为避免众多上市公司出于对资金的强烈欲望,而盲目跟风发行可转换债券,有必要引导上市公司正确、合理运用这种融资工具。本文选择融资决策影响因素作为着眼点,对我国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上市公司可转换债券融资决策影响因素研究

可转换债券是一把双刃剑,为避免众多上市公司出于对资金的强烈欲望,而盲目跟风发行可转换债券,有必要引导上市公司正确、合理运用这种融资工具.本文选择融资决策影响因素作为着眼点,对我国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上市公司可转换债券融资效率实证研究

文章从资本成本和资金使用效率两方面对我国上市公司可转债融资效率进行了探讨。从货币时间价值的角度出发,采用资本分割法创立了衡量可转债资本成本的模型。同时选用两配对样本的iWlcoxon符号秩检验,作为判断上市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的评价方法。在按一定标准选取了样本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对可转债的资本成本及其资金使用效率进行了验证与评价分析。结果表明,样本公司可转债的资本成本明显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同时,我国上市公司利用可转债融资并未改善公司的业绩,表明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后资金使用效率有所降低。     

走近可转换债券

一、可转换债券及其本质特征可转换债券是指债券持有者可在一定时期内，将债券兑换成预定数目的公司股票的债券，通常为定息债券，但票面利率比普通债券低。就其本质而言，可转换债券是公司的债券和股票期权的组合体，兼备债券属性和期权属性。一方面，它赋予投资者一种选择权，即在规定期限内，若发行公司经营业绩好、股价上涨，投资者可选择按预定价格将手中持有的债券转换成一定数量的股票，从而可获得较高的风险回报，当然，他们也可放弃这种转换权利，任何公司都不得强制投资者进行转换，另一方面，它具有明显的债券特征，这体现在它附…     

论公司可转换债券融资

文章以公司可转换债券为研究对象,对其融资动机、经济后果及我国资本市场特定环境下选择运用该融资工具的公司特点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研究结论认为,我国公司可转换债券融资行为具有与其他国家所不同的特点,其可转换债券发行的理性成份还须进一步提升.     

对中国可转换公司债券发展路径的评析

中国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展经历了探索期、试点期和发展期三个阶段，各阶段具有各自的经验教训。当前利用可转债融资在企业特性、行业选择和发行时机方面存在误区，基于经济理性假设，不同类别的企业以及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应根据自身的发展战略、市场状况以及融资成本来选择是否采用可转债融资。     

可转换债券对改善公司治理机制的作用研究

从股东、管理层和债券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出发,利用委托—代理理论系统分析了可转换债券是如何调和股东和管理层以及股东和债券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降低代理成本,进而改善公司治理机制。     

我国上市公司可转换债券融资研究——基于契约设计的视角

作为一种兼具股性和债性的混合型融资工具,可转债的契约条款设计可使其更偏向于股性或债性,本文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2002-2008年发行的可转债的主要条款,如发行期限、票面利率、转股期、转股价格、转股溢价率、赎回条款、回售条款、特别向下修正条款等进行分析,发现绝大多数可转债契约设计更偏向于股性,这既有发行人的主观原因,也有监管当局制度约束的客观原因。     

增发、配股与可转换债券孰\"优\"孰\"劣\"

近年来,配股、增发与可转换债券主导了我国再融资市场.本文以2002年1月至2004年12月实施配股、增发,以及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再融资前后公司业绩进行了实证分析,以考察这三种再融资方式的\"优\"与\"劣\".研究表明,三种再融资方式的绩效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可转换债券绩效最好,其次是配股,而增发的绩效最差.并就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Convertible bonds issued in the bear market period: evidence from Taiwan

We argue that the behaviour of enterprises might be modified or even changed completely after black swan events occur. We explore why high-tech firms preferred to issue convertible bonds in 2001–2003, the bear market period after the tech bubble in Taiwan. We show that firms issuing convertible bonds are those with low directors’ holding ratio and high debt ratio. Results also reveal that corporate governance was worse in the firms that issued convertible bonds, as revealed by the finding that the directors’ holding ratio of these issuing firms declined considerably. This finding also implies that corporate governance issues become more serious after black swan events.     

中国可转债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DCC-MGARCH模型的分析

近年来,DCC-MGARCH模型已经被成熟地运用到对一些金融市场间关系的研究中,运用DCC-MGARCH模型对可转债市场与股票市场间的动态相关系数进行研究,采用全局综合与局部分析的方法,刻画上述两金融市场间相关系数的动态时变特征,结果表明：采用DCC-MGARCH模型对可转债市场与股票市场间关系的研究是有效且可行的。     

可转债价格与股票价格动态传导关系实证研究——基于多变量协整方法和非对称误差修正模型的检验分析

文章以我国发行的14只可转债自进入转股期至2006年年底的价格数据为样本,运用协整方法和非对称误差修正模型(ECM)对可转换债券价格与基础股票价格之间的动态传导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部分可转债与基础股票价格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股票价格领先于可转债价格,其中有些可转债与股票价格之间存在非对称传导现象,而有的可转债与股票价格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基于KMV模型的市政债券融资风险问题研究

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支撑,是城市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物质条件,也是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市政债券在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已经被广泛地运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湖北省的市政债券的信用风险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应从市级债券的风险控制入手,严格控制其发行规模,从而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运用KMV模型的实证债券信用风险测度模型。     

两类人假说——中国经济学的一个理论支柱

经济活动有两类人参与:一是从事生产交换活动的人,是为私家人(经济人);二是为经济活动建立制度规则、维持秩序的人,是为公务人.古代和近代是一种小规模生产,制度规则长期固定,公务人的参与被遮蔽,只显示出私家人活动,由此亚当·斯密提出了经济人假说.工业革命后,生产走向社会化,制度规则的变革加快,公务人与公务活动的作用增大.而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占统治地位,这种制度凸显私家人,因而在西方经济学各种理论框架中,经济人假说是一大理论支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公务人与公务活动的作用更大,两类人假说更为适用,可为开创21世纪中国经济学提供一个理论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