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家庭、网络家庭和亲属圈家庭分析——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

本文对个体家庭、网络家庭和亲属圈家庭的构成方式、相互关系和变动特征进行了探讨。根据本项研究，近代之前传统时期具有抚幼养老功能的个体家庭受到官方和民间重视和推崇；父母在世时兄弟分家被抑制，网络家庭成长空间被挤压；亲属圈家庭是个体家庭获取社会资源的基础和主要的求助对象。近代以来，特别是解放以后，个体家庭的抚幼养老功能被分解；多子家庭亲子分爨形成网络家庭占据主导地位，养老责任由子代单元家庭分担，“家内”养老被“家际”养老所取代；亲属圈家庭对个体家庭的维系作用降低。当代社会，现代法律制度为双系网络家庭的产生创造了制度环境，人口控制政策下独生子女家庭大幅度增加是其产生的生物基础，城市化则成为双系网络家庭发展的推动力量；亲属圈由于已婚女儿与娘家构成网络家庭而削弱，并在部分两代及以上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中趋于消失。     

清代刑科题本中的小农家庭经济——以527件服制命案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利用527件清代刑科题本中关于服制命案的材料,尝试勾勒十八世纪小农家庭的大致轮廓,并据此提出了一些对于小农家庭经济的新解释.即使在号称盛世的雍乾时期,小农家庭仍然在生存经济之中苦苦挣扎;在面对人口压力而"内卷化"的小农家庭经济中,恰亚诺夫的家庭人口周期理论的解释力是有限的.江南一带童养媳现象要比华北远为普遍,本文认为这可能与长江流域的女性在小农家庭经济中的作用更大有关.     

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的兴起与农业经营主体分化的再思考——以水稻生产为例

以“列宁一恰亚诺夫”之争为理论起点,本文从生产关系的不同维度对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这一新兴的农业经营模式进行了界定,探讨农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对农民家庭经营模式的改造。文章从经验中对这种农场的特征进行分析,对其产生机制进行了刻画,并通过探讨农业发展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来分析这种农场得以产生的结构性条件。以此为基础,文章也对农业经营主体的分化进行了再讨论。本文认为,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既不同于只耕种自家承包地的小农,或免费耕种亲友承包地的中农,也不同于龙头企业的生产基地经营;它能够借助政府或资本所提供的机遇发展起来,也正在从村庄内部内生性地形成。其兴起的结构性条件在于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以及农业机械化的普及和推广。以此为契机,文章试图打破以往以村庄为基础的农民分化分析,而以县为单位,从农业生产本身分析当前农业经营主体的分化,并试图考察小农、中农、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以及资本主义式大农场在结构中的位置。     

农村三代家庭中子女外出务工对老年人经济支持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外流在积极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老年人的家庭养老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本文利用深圳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从子女角度分析了中国农村子女外出务工三代家庭中老年人的经济支持.结果显示:首先,农村老年人与其外出务工子女三代家庭的代际支持符合合作群体模型:经济支持主要由子女流向老年父母,最有需要的老年父母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众多老年父母给留守未成年孙子女提供了同住和生活照料帮助,老年父母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支持.其次,外出务工子女的城市化程度并没有影响其提供的经济支持.最后,文章指出了研究结果对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和促进剩余劳动力外流的启示.     

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家庭经济地位的实证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尤其是大量农村男性劳动力外流的形势下,贵州省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在农业生产、家庭活动以及对家庭的整个经济贡献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愈来愈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妇女不仅是主要的农业劳动生产者,而且是维持整个家庭生活和生存、孩子抚养和教育监护的主力.因此,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研究农村妇女的家庭经济地位和作用,直接影响着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变革的实现途径探析

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方式主要是农户制下的小农生产.我国农村经济已逐步步入以专业化、分工合作、竞争为标志的现代经济运作机制,小农生产的农户制生产组织制度框架与现代农业生产产生了一定的矛盾.不论是农户制下的家庭承包责任制,还是当前大力推广的农户制下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制度,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农场制是取代农户制的最佳方式.以农场制为基础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     

论马克思小农经济理论的现实意义

中国农村现行的家庭承包经营体制实质是一种"自给自足型小农经济",它与"营利型家庭农场"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表明,大农场排挤小农场是不可逆转的客观经济规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小农制趋于衰亡"的科学论断并没有过时,所谓"小农经济富有生命力"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下一步如何实现小农制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这是国内理论界亟待深入研究的一个重大实践课题。     

什么是启蒙?--人的权利与康德的启蒙遗产

在中国思想界1990年代掀起的"新左翼"与"自由主义"论战中,双方各自继承的是当代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与激进左翼的思想脉络,但却不约而同地忽视了夹在中间的康德主义传统.在我看来,今天中国思想界严肃地坚持或批判启蒙信念之普遍主义向度的学者都应该认真对待康德主义.若不正视康德所留下的那份弥足珍贵的启蒙遗产,何言承继/批判西方现代性?     

制度变革、社会转型与中国家庭变动——以农村经验为基础的分析

中国农村20世纪40年代以来发生了一系列制度变革,其中集体经济制度持续时间最长,它使家庭财产范围缩小,家庭基本生产功能被集体组织取代,父母制约子女行为的能力下降.在这一前提下,家庭裂解变得相对容易.由此大大促进了农村家庭的核心化进程.中国农村的社会转型由改革开放政策推动,开始于80年代中期: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非农就业逐渐成为其主要谋生方式.在这一时期,中国农村家庭出现一系列新的变动,但也表现出诸多"不适应"和"不协调".无论家庭还是公共机构,要努力适应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变化,从家庭内在制度和社会外在制度建设和完善着手,提升不同代际家庭成员的生存质量,使家庭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研究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推进的关键问题在于通过实现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就业,来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民的收入水平,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非正规就业依然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首要选择,这不仅是因为劳动力市场存在制度性分割,还在于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本身所存在的制度缺陷导致的农村劳动力公民权缺失,使得农村劳动力对非正规就业有着很强的自愿选择。本文针对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中的根源问题,从政府层面提出了一些探索性的政策建议。     

浅谈现阶段中国的农村非正规金融

在正规金融高度发达的人类现代经济社会,非正规金融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强劲势头.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经济当中,非正规金融起着越采越重要的作用,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首先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作了一个简要的概述,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中国当前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的问题,最后针时这些问题,提出了发展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对策及建议.     

市场经济中的小农农业和村庄:微观实践与理论意义

韦伯和马克思均认为,小农家庭经营将被使用自由雇工的农业企业取代,传统乡村社会将瓦解和消亡.本文对华北地区耿店村近15年来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发现,其发展逻辑与上述经典判断有诸多背离.市场经济的发展对耿店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农业从粮棉种植转型为温室大棚蔬菜生产.后者在市场上有更高的收益,并且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而与此同时,小农家庭经营并没有被农业企业所取代,反而更加巩固,农户小资产所有者身份也得到加强.伴随着农业转型,村庄社会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村庄治理从以行政性事务为主转变为以向农户提供经济性服务为主;农户联合成立了一系列合作性经济组织,以稳定销售、协调生产、扩展产业链、实现“纵向一体化”.这些变化使传统的村庄更富凝聚力,而且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小农经营的内在弱点,使其可以更好的应对市场经济环境.     

西方家庭经济理论的最新发展

微观经济学的两个基本领域是生产和消费。生产在企业中进行 ,而消费是在家庭中进行的。正像科斯将目光投向企业内部而打开企业这个黑箱一样 ,贝克尔 (Becker)则将目光投向家庭内部而试图打开家庭这个黑箱。继他之后 ,一批经济学家如Chiappori,Bergstrom ,Rosenzweig ,Browning等沿着他开创的领域在家庭性质、家庭内部分配、利他主义等方面不断探索 ,使家庭经济理论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中一个活跃的领域。本文将介绍西方家庭经济理论研究的基本轮廓及最新研究成果 ,为家庭经济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背景材料。     

当代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化及其消费发展趋向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中国家庭结构在五个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颠覆了传统的家庭伦理观,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模式,使得家庭的概念更加泛化。其最直接的表现是家庭消费模式的变革,家庭消费朝着高级别、高享受、高感性方向发展,消费更加注重展示家庭的品味、格调,以及天人合一的精神追求,而家庭成员角色也随之转变,家庭消费决策更加系统化和科学化。这给营销的力度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针对家庭消费的企业营销策略必然要向现代营销观转变。     

非正规部门生产规模的估算:劳动力投入分析法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个体企业、家庭作坊为主要经营形式的非正规部门生产,已从特殊的经济现象发展成为具有普遍特征的经济形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交换的年龄发展轨迹——成年子女角度的研究

论文从农村成年子女个体层面的角度研究他们与老年父母间的经济交换在其整个中青年阶段的变动状况。研究借助生命历程理论框架,从社会、家庭和个体层面实现宏微观视角的整合,力求达到对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发展动力机制的系统认识。借助纵贯调查数据,将代际经济交换的生理年龄效应、队列的历史效应和家庭生命周期效应加以分解。结果证明了老年父母在代际交换当中经济福利有所提升,表现在增龄效应和宏观的历史效应两方面,三代家庭成员所处的生命阶段对代际经济交换水平具重要影响。同时也对性别差异进行了探讨。     

家庭农场抑或企业化——中国农业生产组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现代经济分析中的农业是排除了迂回环节的狭义农业,具有很强的自然生命特征,因而分工水平低而且劳动力与其他要素之间的互补性弱。另一方面,与企业相比较,家庭作为经济组织更适合分工水平低且对生产要素之间匹配要求不高的生产活动。因此,家庭是比企业更经济的农业生产组织。中国农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劳动力缺乏转移空间,阻碍了农业机械化进程,而农业生产企业化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     

工作—家庭冲突双向性理论评述

工作—家庭冲突的双向性理论包括工作家庭冲突(WIF)和家庭工作冲突(FIW)两个层面.对工作家庭冲突(WIF)和家庭工作冲突(FIW)的前因变量、后果变量以及组织家庭友好策略、个体自我化解策略、家庭和谐策略三个角度分析工作—家庭冲突的干预策略显示,未来应从性别差异、成员成长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中国农业规模化转型的动力机制及内在困境——基于农民家庭发展的视角

本文基于农民家庭发展的视角,分析了当前中国农业规模化转型的动力机制及内在困境。中国农业的规模化转型并未呈现高度资本化的农业形态,而主要是农民家庭经营扩大化的结果。在市场机制下,农民家庭的农业规模经营旨在实现家庭劳动收入的最大化,所获得的农业规模报酬水平与外出务工的工资水平相匹配,从而得以突破传统小农家庭农业的发展困境。但是,日益增长的务工工资水平也不断刺激了农民家庭的规模扩张行为。随着经营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家庭劳动更多地被机械投入和雇佣劳动所替代,农业规模收益更多为机械投入和雇佣劳动所消耗,家庭劳动的收益空间逐渐收缩,农业规模经营呈现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减趋势。农业规模经营收入越来越难以匹配持续上涨的外出务工收入,意味着农民家庭通过规模经营实现家庭发展的努力陷入巨大的困境之中。中国的农业规模化转型面临难以克服的市场化困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的若干思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当代经济学领域两种对立的学科体系,其对立的根源在于两大学科体系的阶级性倾向以及各自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人的本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变迁,反映了现实经济世界的发展变化.在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科学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推向深入,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