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党建如何引领乡村建设

<正>数字乡村建设,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原则。要在农村党建工作中广泛推进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建设,提升农村基层干部和党员现代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能力,更加有力地带领群众建设数字乡村。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国家对此进行了顶层设计,并作出了一系列部署。这既阐明了数字乡村建设的极其重要性,也对农村党建如何适应新形势、发挥引领作用,提出了新要求。     

干部驻村制度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作用及发展研究

基层党组织是促进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决定性因素,是实现贫困户脱贫致富,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全国各地的精准扶贫实践中,干部驻村制度作为上级政府对完善基层治理的外派力量,在建强基层党建、打好脱贫攻坚战等农村工作方面产生了巨大成效。文章系统梳理了干部驻村制度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作用机制,总结驻村干部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治理成效与实施困境。研究得出,驻村干部在促进农村党组织自身建设、联系党群关系,激发党员活力,加强党的阵地建设等方面起到突出的积极作用。然而驻村干部制度也面临着权责不匹配、支部党员流动大以及干部自身定位不明确的困境。最后提出干部驻村嵌入型治理模式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对接机制,规划其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成效路径和应对潜在困境的参考建议。     

以“党建+”为抓手 健全“三治”乡村治理体系

<正>近年来,山东省东平县立足农村人口结构变化大、村庄迁建社区化实际,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基础上,深入开展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改革与探索,取到了良好效果。一、基层党建引领改革,提升乡村治理整体新高度东平县将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乡村治理体系改革的基础性工作,以党建为引领,以调动党员干部力量为重点,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发展路径探索

对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进行研究,探讨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发展及乡村振兴与农村党建双向推进的必要性,得出了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之下的创新发展路径,旨在为今后该领域的研究提供新思路。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层干部素质提升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根本,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是关键。现阶段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仍面临政治素养不过硬、思想认识不到位、队伍结构不合理、后备力量不充足等挑战。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下,切实把政治领导放在党对农村工作领导最重要的位置上,通过加强党的建设、组织开展学习培训、改善农村基层干部的队伍结构、注重人才培育等方法,提升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水平,落实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引领乡村的全面振兴。     

以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为抓手实施乡村振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农村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心骨"。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提升党组织组织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关键的要素之一。提出了以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为抓手实施乡村振兴的策略。     

新阶段深化农村改革的关键问题和路径选择

党的十八以来,我国深化农村改革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三农”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亟需深化农村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与政策支撑。针对当前乡村振兴人才短缺且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农村土地制度不完善,资金投入来源与方式单一等问题,新阶段深化农村改革应主要围绕人才、土地、资金三个方面,聚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人才服务乡村振兴;农村承包土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财政资金、金融资金、社会资本投入等九个领域,采取一系列创新性改革措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持续注入活力。     

社会生态系统框架下超占宅基地退出对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影响——基于江西省294份村庄数据的实证

研究目的：借助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构建超占宅基地退出情境下的社会生态系统框架，利用该框架揭示宅基地制度改革如何提升农村集体行动能力，探索超占宅基地退出的多元路径，以期为地方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参考。研究方法：有序Logit模型。研究结果：超占宅基地退出能增强村民对农村集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激发村民主体内生动力，通过超占宅基地退出可实现宅基地所有权行使的公平管理，通过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继承的制度完善能促进宅基地资格权保障的公平取得，进而提升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研究结论：一是加强宅基地所有权行使主体建设，增强宅基地分配、规划和调整、收回等公平管理能力，营造乡村公平氛围，提高村民对农村集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二是建立宅基地资格权认定的自治组织，保障不同主体宅基地资格权和房屋财产权的基本权益，重塑乡村社会公平，激发村民主体内生动力。     

“三权分置”下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法律规制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发展,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中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因而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进行法律规制尤为必要。在现行法律秩序下,通过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强化流转全过程监管、提升法律规范意识等举措,不断激发农村土地经营权的内生动力,释放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持久活力,进一步优化农村土地权利与资源合理配置,为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提供坚实的法律与制度保障。     

乡村振兴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发展路径研究

阐释了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分析了当前我国面临的农村问题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紧迫性,从乡村治理、基础设施建设、人才供给、农业科技创新、三产融合等方面研究了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和措施,阐述了加强农村集体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完善农村集体经济运行管理机制、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激发其内生动力等关键措施,指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加强组织振兴和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基层组织建设的实践历程、主要成就与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历程表明,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必须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抓好基层组织建设;必须始终把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主线;必须始终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班子和党员队伍建设;必须坚持发扬党内民主,充分调动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论脱贫攻坚对推动乡村振兴的多重作用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农村建设发展提出的两项重大战略部署。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观之,脱贫攻坚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且这种基础作用具有多重性。脱贫攻坚通过消除贫困、弥补短板、重塑组织、改善系统等,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创造前提条件、搭建基础平台、提供组织保障、营造有利环境,从而使乡村振兴战略在农村贫困地区的实施不仅可能,而且可行。为确保乡村振兴战略在农村贫困地区的顺利实施,必须不断夯实脱贫攻坚各项工作,坚决、彻底、全面地打赢脱贫攻坚战,使脱贫攻坚对乡村振兴的多重基础性作用得到充分彰显,从而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     

构建城乡统筹基层党建新格局的思考——基于六安市结对共建工作的调研

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举措。当前,各地以城乡基层党组织结对共建或结对帮扶活动为抓手,摸索出构建新格局的方法和路子,但仍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对此,可在健全基层组织体系、建设城乡干部人才队伍、加强城乡党员动态管理、提升基层党组织活力和整合城乡党建工作资源等五个方面下功夫。     

农村集体经济壮大的障碍、成因与建议——以陕西省为例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任务,是实现"农业、农村、农民"走向"强、美、富"的必由之路,是夯实党在农村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的重要基石,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近年来,虽然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已取得阶段性成就,但总体而言与中央要求相比仍存在差距.为此,本研究通过对陕西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现状进行调查,从主导...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街接路径研究: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数据

当前,中国脱贫攻坚已到了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这与乡村振兴战略交汇叠加,深度贫困地区既要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收官之战,又要稳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亟需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向度探索统筹衔接的有效路径。本文利用凉山彝族自治州3个县的366份农户、36份村干部访谈文本,根据多维贫困理论、按照乡村振兴建设总要求,分别建立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指标体系,采用交互耦合的协调度模型实证检验两者统筹衔接现状。研究发现凉山州脱贫攻坚成效显著,但二者的统筹衔接处于低协同低发展水平下的低耦合状态,协调度落入0.10~0.19的严重失调区域。根据研究结论,本文从衔接共识、制度设计、优势产业培育、人力建设四个维度提出了二者统筹衔接路径。     

精准扶贫政策与边缘贫困群体政治信任--基于断点回归的证据

维持农户基层政治信任稳态,是促进精准扶贫政策有效实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下治理有效目标的重要基础。本文利用2017年6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1140户农户样本数据,通过断点回归模型重点考察了精准扶贫政策对边缘贫困群体基层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的悬崖效应对边缘贫困群体与基层组织间的政治信任稳态造成了一定冲击。具体来看,边缘贫困群体受到精准扶贫政策排斥,其基层政治信任相较于建档立卡农户降低了2.32;同时,基于边缘贫困群体在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其基层政治信任相较于高收入建档立卡农户降低了0.76。因此,为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完善乡村治理新体系,需要严格执行现行贫困标准,调整精准扶贫政策的保障结构,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及外部机会提供等方式,为大量发展能力薄弱的边缘贫困群体提供良好的发展机会和福利保障。     

乡村振兴的共建共治共享路径研究

厘清乡村振兴的主体及实现路径问题,可以避免乡村振兴出现重大导向性偏差。本文在评述政府主导、资本主导和农民自主三种路径面临困境基础上,提出应以习近平“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论引领乡村振兴。在阐释习近平“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论后,构建了一个乡村振兴与共建共治共享内在关联的理论分析框架,回答了乡村振兴的本质属性“是什么”、乡村振兴“为什么”需要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振兴“怎么”进行共建共治共享的问题。然后以明月村为例,阐明了普通乡村在特定的经济与制度条件下通过共建共治共享走上振兴之路的现实可行性。本文认为,乡村振兴应以增进农民福祉为导向,但从实现路径上不应只依靠农民,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至关重要。现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是抓住城市化带动消费升级的历史机遇,健全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构建一套可操作的共建共治共享机制,让城市化辐射到的乡村以市场方式率先振兴起来,同时把节约的财力转移给城市化辐射不到的乡村进行保底建设。     

超大城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耦合协调性及障碍度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目的 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是实施乡村振兴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根基,研究超大城市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的耦合协调发展对促进乡村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方法 文章选取拥有超大城市典型特征的北京市为例,通过构建北京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以熵值法和加权法对2001—2020年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展开了评价,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两者之间的耦合发展演变规律,运用障碍度诊断模型对制约北京市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水平的障碍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 （1）2001—2020年北京市乡村振兴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农林牧渔业产值和教育经费是制约该市乡村振兴发展进程中的主要障碍因子。（2）同时北京市乡村治理评价分值呈现为扩散的“W”型结构,2009—2018年乡村治理协调指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缓慢发展阶段,直到2019年,开始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和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是该超大城市乡村治理水平的主要障碍因素。（3）2001—2020年北京市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结论 超大城市乡村区域需要不断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继续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生态建设,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创新治理方式,提高自治能力;充分发挥治理内生动力,挖掘乡土文化价值;促进产业振兴,实现人才回流,以协调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共同发展。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两委选举保障体系建设的对策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即"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了有效建设这种治理体系,解决农村"两委"选举中的问题,仅仅关注选举制度本身是不够的,有必要根据制度工程学这一新的视角,重视和加强为"两委"选举制度提供环境支撑的制度接口和文化接口的建设。提出了制度接口建设可以从信息化为基础的农村管理政府化入手,大力压缩不法分子的寻租空间和消除其得逞预期;文化接口建设应当重点消除不良示范,促使村民形成良性认知等对策。     

加快推进农村土地资产经营的政策研究

开展农村土地资产经营的实际困难：资金扶持力度不够,农村金融产品缺乏;月艮务平台不健全,管理机制不完善。近年来,国内部分地区通过发展农村土地金融、、建设农地流转平台对推进农村土地资产经营进行了有益探索。加快推进农村土地资产经营的政策建议：（i）进—步加快农村土地金融服务及制度创新,开展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和股权质押融资创新;尝试开办土地银行业务和土地资产证券化业务,（2）进一步加快完善农地流转平台,将农地流转平台裹在基珐．实现下沉服务,拓展平台照备功能,打造“一站式”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