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应明确赋予环保社团以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

环境公益诉讼的热议,使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成为势在必行,其中最热的问题当数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问题。最应该被考虑赋予诉讼主体资格的当数社会团体,其中尤其是环保社团。无论从主体的自身能力考虑,还是从社会效果考虑,环保社会团体应该是最佳之选。     

风险社会背景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风险社会已经逐步到来.环境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环境公益已经在许多国家的法律中得到了确认.环境公益诉讼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成熟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随着生态环境恶化以及公民环保意识的增强,开展环境公益诉讼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但现行法律的规定严重阻碍了公益诉讼的理论和司法实践.所以,对症下药解决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和司法中的问题,构建行之有效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对预防风险社会中的环境危机都是大有裨益的.     

环境公益诉讼,你够得着吗?

2015年伊始,从新环保法实施,到实施后首例环境公益诉讼在福建南平立案,再到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我国在环境公益诉讼领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面纱被一层层拨开。那么,环境公益诉讼的门槛到底有多少?如今降低了多少?在我看来,门槛不止一道,而且部有不同程度的改观。第一道门槛是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使得诉讼主体资格的门槛有所降低。     

环境公益诉讼需另辟蹊径?

正江苏省泰州市环保联合会对江苏省泰州市某贸易公司违法将废酸偷排到河中的案件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日前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了第二次审理。这起案件系迄今为止全国环境公益诉讼赔付额度最高的案件,一审判决被告支付环境修复费用1.6亿元,这也是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成立后受理的第一案。此案虽然是一起普通的非法倾倒危险废物的案件,但已注定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经典案例。泰州市环保联合会是否具有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     

为什么要构建成本负担机制?

一直以来,高昂的诉讼成本,已成为制约环保公益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诸多的现实障碍之一。推进环境公益诉讼,必须破解诉讼成本瓶颈,从政府层面构建有别于普通民事诉讼的、科学合理的、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公益目的和属性相耦合的环境公益诉讼成本负担机制。梳理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书,我们发现,泰州环境公益诉讼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为973651.7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为947298.28元,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费为10万元。三者相加达200多万元。这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好在泰州环保联合会最终胜诉,这三笔费用皆判由被告和上诉企业支付。其实,泰州环保联合会作     

关于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经济学思考

我国新修订《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将公民排除在环境公益诉讼主体之外。传统诉讼制度理论中,基于福利经济学家和经典经济学家的观点,将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限定为环保职能部门。而现代诉讼制度中,公共选择选派将"经济人"假设推广到政治领域,从而否定了经典经济学家的观点。环保职能部门工作中可能存在的"寻租"现象,又使公民个人成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具有必要性。我国今后立法中,也应当进一步拓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范围,赋予公民个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浅论中国环境司法专门化与环境公益诉讼

目前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在诉讼原告、立案率、发挥环保法庭功能等方面存在问题,应该扩大公众参与环境公益诉讼,完善环境公益诉讼支持起诉基金、引入行政强制和处罚措施、紧急情况申请临时禁令等制度。     

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的立法完善

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了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主体资格得以明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公益诉讼适用情况发布了相关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推动检察机关维护公共利益、办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但相关法律和规范性文件未对等对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的基本程序、保障措施、配套工作机制进行明确规定,影响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效果。文章建议从基本程序、保障措施等方面对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进行立法上的完善。     

“原告资格递减”现象——对法律条文的历史解读

"原告资格递减"的立法现象和司法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逐步拓展"诉诸正义的机会"的法律发展趋势。2013年6月21日,海口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中华环保联合会针对海南罗牛山种猪育种有限公司和海南天工生物工程公司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然而,海口中级人民法院在8月初又做出了一份驳回起诉的民事裁定书。这份裁定书给出的理由是,"鉴于目前的法律尚未对中华环保联合会作为民事诉讼的起诉主体资格作出明确规定,故     

论律师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公益诉讼旨在维护公共利益,但我国司法实践中,公益诉讼大多以原告不享有诉权即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被裁定驳回起诉或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在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势在必行。律师作为社会中的一员,自然也应是公共利益的享有者,应可以充当公益诉讼的原告。律师作为特殊群体,具有专业知识等诉讼能力和独特的价值追求,对完善公益诉讼制度有重大意义。当然,在构建律师参与和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制度的同时,也应对律师参与和提起公益诉讼予以适当激励和约束。     

论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第三支力量的崛起

市场手段与政府管制的环境保护策略使企业与政府成为环境保护的两支基本力量，但是二者的终极目标并非保护环境，不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及其成员的环境利益，而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则以保护环境为根本目标。在实践中，它具有推动环境法律与政策发展、维护环境污染受害者利益、提供信息与咨询服务、提高公众环境意识的积极作用。当然，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也有其消极作用，它自身的发展也面临问题。     

环境公益的司法救济

保护环境公益是环境保护最重要的方面。在目前的中国,环境公益受到损害主要依赖于行政机关的救济。然而,仅仅依赖行政救济不足以保护环境公益,我们还需要司法救济。环境公益的司法救济途径有二种,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二者在诉讼目的、诉讼主体、举证责任、诉讼效果等方面具有诸多的相同点和差异,比较它们的异同对于我国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气候变化视野中的自愿环境协议

气候变化问题的综合性和广泛性决定整个社会每一分子都直接或间接地对气候变化有不可分割的作用。传统环境治理思想过多地将环境管理和提高义务置于诸如政府、环保团体等公共利益卫道士之手,单纯依靠公共利益团体的力量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已不足以形成有效的社会约束机制,许多高瞻远瞩的企业已意识到自身环境责任与社会形象的重要性,通过自我约束行为为缓解气候变化添砖加瓦,自愿环境协议为此提供了制度平台。国际上早已有将自愿环境协议作为气候变化应对战略的一项重要措施的实践,我国的相关试点工作也已悄然铺开。因此,如何正视自愿环境协议的柔性治理功能,以及如何促进其在我国气候变化应对机制中发挥正面作用,成为我国环境治理面临的新问题。     

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探究

随着社会工业经济的不断发展,环境污染不断加剧,这对民事环境公益诉讼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为此,但2012年新民诉法修改增加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内容,但其中对诉讼主体只做出了泛泛的规定。逐步阐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含义,并通过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阐释实践中民事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范围,分别从检察机关、公民、行政机关、其他组织4类主体进行深入理论探究,并对未来关于民事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做出合理性建议。     

WTO下构建我国环境标志法律制度之分析

环境标志制度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项制度,环境标志通过利用公众对环保产品的选择,逆向引导企业参与环保,具有良好的环保效果。我国已建立了环境标志制度,但有待完善。我国应结合WTO规则,提高国民的环保意识;建立环境标志体系,完善环境标志制度;积极参加CTE关于环境标志问题的讨论,维护发展中国家和我国的贸易利益,使我国的环境标志制度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     

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的多元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法治的不断完善,人们对保护环境以及维护公共利益的意识逐渐增强。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保护环境的重要法律武器,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同。适格的原告主体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之核心部份,实现原告主体的多元化,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及环境法律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我国现行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是模糊的、缺位的,其应当确定为环保行政机关、检察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     

长沙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现状调查研究

我国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家明确把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作为"十二五"规划纲要的重要内容,而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公众参与。通过长沙市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情况的问卷调查,了解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现状,对存在的问题深入剖析,进一步提出改进措施,以期为提高长沙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水平及其他省市乃至国家"两型社会"的建设提供借鉴。     

Bilateral transfers and lending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The paper analyzes environmental lending and transfers in a two country general equilibrium framework. The lender country chooses specific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s which it finances in the neighbour country on the basis of the returns they generate for the lender. The gains from this kind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financing are illustrated with a numerical calibration of the model showing that the gains to the lender country may be fairly sizable in relation to the expenditure directed currently towar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se gains, however, essentially depend on the terms of the environmental financing. We also find that debt-for-nature swaps do not in general produce effici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f applied uniformly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financing.     

On the causes of increasing world poverty and inequality,or why the Matthew effect prevail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se one of the very first European-level instances of trade union and social movement interaction in defence of the public sector, namely, the Coalition for Green and Social Procurement, an alliance of European trade unions and green and soci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NGOs), and its campaign for an amendment of the new public procurement directives from 2000 to 2003. It will be examined to what extent this campaign was able to change the directives and counter neoliberal restructuring effectively as well as what the possibilities but also limits of trade union and social movement cooperation are as exemplified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study.     

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博弈模型

本文依据博弈论原理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过程进行了博弈分析,通过建立博弈模型,深入剖析了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动因。对上市公司来说,充分、及时、可靠的披露有助于企业价值的提高,有利于社会;对政府来说,加强环境信息披露的立法执法力度,有利于国家和社会乃至于整个人类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对社会及公众方面来说,环境信息披露充分则社会成本就会降低,社会价值提高,公众的利益就更易得到维护,从而提高社会对公司的评价和公众对公司的信心,进而使公司出现正的环境商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