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及产业选择策略

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及产业选择，关系到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能否健康、迅速地发展。本文通过对市场容量、生产要素优势，以及我国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的分析，提出了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及产业选择策略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准

文章从回顾与评价中外学者FDI“区位优势”理论出发，基于区位选择基准视角分析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三大基准，即“启动成本优势基准”，“投资者区位剩余基准”以及“区位关联度基准”，并指出我国FDI输出区位分布表现出较高的集中度而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因此，应建立多元化的FDI输出区位结构。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战略

首先分析了各主要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经验和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其次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提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战略。从比较优势原则看．广大发展中国家应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从投资时机看，近期对东南亚各国发展产业转移型投资，对非洲各国发展工程承包型投资是有利时机；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早半拍”的原则，前苏联、东欧和中亚地区应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目标之一；从投资动机看，寻求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区域是欧美等发达国家。     

外资银行在华省级区域区位选择研究

以往文献对于银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国家层面,区域层面的研究较为少见。本文整合银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相关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外资银行在华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框架,使用条件logit模型检验了外资银行在华省级区域进入决策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显示:外资银行在华投资在省域水平上极不平衡,其区位选择受到区位优势因素、集聚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影响。此外,港资银行与其他外资银行在区位选择决策上存在显著差异。     

湖北省外商投资独资化趋势及其动因分析

近年来，外商在湖北省投资独资化倾向趋势明显，特别是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文章将从影响外资独资化的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对独资化趋势的动因进行分析。从外部环境因素上看。湖北省劳动力的区位优势，基础设施的优势和政策法律环境的优势为外商独资化经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从内部环境因素上看．避免技术外溢、文化冲突，以及外商市场适应能力增强，进一步加强了其独资化经营的倾向。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新趋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在区位选择上出现向东部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集中投资，并逐步扩大对其他地区投资的趋势，而在东、中、西部地区省际间的分布上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变量，一是由自然禀赋区位变量和经济发展区位变量所构成的硬环境，二是由人文区位变量和政府区位变量所构成的软环境。本文通过选择其区位因素变量，建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出这一趋势产生的原因，并从政府的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论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区位和方式选择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也迅速地发展起来，现已成为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使我国的海外直接投资更健康、更迅速地发展，必须研究和制定海外直接投资在产业上的战略选择；研究各类地区国际投资的特点、环境及区位优势，最终确定重点投资区域；在投资方式的选择上，要结合投资区域的特点、投资项目的特点及各种投资方式本身的利弊加以确定     

区位选择视角的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举措。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是跨国直接投资的一个基本问题,没有有效的区位选择,也就不可能形成有效对外直接投资。根据邓宁的理论,区位选择具有多样性,在所有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中,东道国因素和跨国公司的企业因素最为重要。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应遵循一定的准则,根据企业的投资目标选择不同国家、地区和产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我国理论界关于是否应该将发达国家作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目标问题上产生的不同意见，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所面临的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与能力的矛盾。实证检验证实我国企业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还是以与我国经贸关系密切、市场规模相对狭小的国家和地区为主。但从长远看，发达国家和地区应成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点目标。     

我国东、西部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比较分析

本文采取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素进行分析,并以东、西部地区各11个省、市、自治区为对象,采用近十年的面板数据,分析比较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滞后一期的FD I、人均GDP、职工人均工资、市场开放度、劳动力素质五个因素为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重要的影响因素;滞后一期的FD I、滞后一期的GDP和政策因素是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决定因素。本文的分析结果为东部地区保持自身优势、西部地区逐渐缩小差距的政策导向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证依据。     

人民币汇率与外来直接投资

本文综合分析了当今外来直接投资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对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并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探讨了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外来直接投资的影响。文章通过对我国对外开放特别是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大国的实证分析，发现人民币汇率的所谓“财富效应”只能影响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型外来直接投资，而外商独资型外来直接投资则主要受我国独特的区位优势影响。文章认为，随着入世后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扩大，以追求我国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为目的的外商独资型外来直接投资将迅速增长。     

我国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区域选择

本文分析了影响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从而得出中小企业投资区位的一般选择框架,并结合案例说明。最后联系我国目前实际情况,针对采取不同国际化战略的中小企业分别提出跨国经营区位选择建议。     

关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思考

发展中国家企业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向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提出了挑战。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竞争优势可在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形成，并且在发达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可获取特定的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论在运用到发展中国家企业时需作一些补充和修正。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战略比较研究

区位因素是影响跨国公司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日本、韩国、美国、港澳等国家和地区为代表,分析了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动机及区位选择战略,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入WTO之后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战略。     

高铁开通对上市公司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准确识别高铁开通对微观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对企业投资决策优化和区域产业优化均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08~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异地投资微观数据，基于高铁开通的新视角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上市公司投资区位选择进行实证分析，并从市场规模效应和交易成本效应两条路径分析其内在影响机制，进而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了机制检验。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增加了上市公司异地投资企业数量，总部所在城市开通高铁的上市公司新增异地投资企业数量平均提高了约5.2%；高铁开通对上市公司异地投资平均地理距离无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高铁开通仅增加了东部地区上市公司异地投资平均地理距离；机制检验发现，高铁开通一方面通过扩大市场规模促进上市公司异地投资，另一方面强化了站点城市信息环境对上市公司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从而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促进上市公司异地投资。     

跨国直接投资理论和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直接投资

本文研究现代跨国直接投资理论如区位优势理论、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跨国公司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关系.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中国各省区投资环境分析

投资主体选择投资区位,需考察选择区投资环境的优劣;投资客体为完善投资环境,也需对其所在的投资环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本文通过建立区域投资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全国各省区投资环境进行定量评价并进行宏观分析,以期为投资主体选择投资区位及各省区改善投资环境提供参考。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新趋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并且在区位选择上出现向长江三角洲集中投资，逐步扩大对其他地区投资的趋势。本文通过选择变量建立模型分析了出现这一趋势的原因，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企业FDI区位选择: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

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30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企业对外FDI的兴趣和行动不断增加,如何找到合适的投资区位已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理论界对FDI区位选择的研究早已有之,从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到Kojima的比较优势理论,从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技术模型"到对"逆向投资"现象的研究等等.文章梳理了区位选择理论的发展沿革,归纳了相关实证研究,并回顾了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实践,提出了我国企业对外FDI应借鉴创新升级理论的观点,摒弃进军大国的思路,而选择与我国贸易联系紧密、GDP总量达到一定规模、政治经济稳定、 "心理距离"短的周边国家.     

政府数字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数字化政府作为传统政府借助于信息通信技术的迭代升级，有助于提升地区的区位优势，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东道国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与中国OFDI数据，实证考察东道国数字化政府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东道国政府的数字化对中国OFDI流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相较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数字化政府对中国OFDI吸引能力更强；机制分析表明，东道国的数字化政府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市场信息透明度以及抑制腐败寻租促进了中国OFDI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