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职业阶层和收入: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

本文利用2005年"深圳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求职关系网络的规模、关系构成对农民工职业阶层的提升和收入的提高有正向影响,而求职网成员的职业阶层趋同性则有负向影响.本研究表明,尽管个体因素和流动因素对农民工求职结果有重要影响,但是社会网络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对农民工求职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收入与幸福关系的经济学考察

经验研究显示,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并没有带来国民幸福程度的上升,这无疑违背了传统的绝对收入效用理论.但是,引入相对收入理论将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变得毫无意义,而另一种理论试图将欲望集引入效用函数以此来解决收入与幸福的悖论.如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研究怎样才能增进人们的幸福.     

略论中等收入阶层的社会功能

我国社会经济领域内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中国传统的产业工人和农民之外,出现了中等收入阶层。如何正确认识中等收入阶层的社会功能,是实现社会稳定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通过对中等收入阶层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思想文化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的探讨,提出发展和壮大中等收入阶层,充分发挥其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收入增长与幸福指数演化——基于浙江的实证分析

该文利用实证调研数据对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苦乐感受进行分析,发现收入与目前快乐状况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特别是在健康、亲情与工作状况一定的条件下,收入、资产与目前快乐感、5年后快乐预期之间的偏相关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目前浙江省居民的快乐程度表现出随着经济状况(收入与资产)的增加而增加的趋势,但当平均收入高于一定水平以后,随着收入的增加,快乐水平出现衰减现象,从而初现了"幸福-收入"悖论的中国模式。     

收入、收入不均与健康:城乡差异和职业地位的影响

本文使用来自中国9个省的微观面板数据,检验了居民自评健康与家庭人均收入和社区内收入不均之间的相关关系。考虑到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特征,本文将农村样本和城镇样本分开处理;考虑到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计量方程中引入了代表职业地位的变量及其与收入和收入不均的交互项。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本文讨论了收入、收入不均与健康关系的作用机制。主要结论是:收入与健康的关系、收入不均与健康的关系都存在城乡差异和职业差异,这说明在收入、收入不均与健康的关系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十分重要。要解决健康不平等问题,关键在于加强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主要是农村居民和生活在城镇的农民的医疗保障,同时要设法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和社会资本,并逐步取消各种造成城乡分割的制度。     

社会关系再构建、职业阶层与农民工收入

在分析社会关系再构建和职业阶层与收入这一传统议题时,从两个方面对原有研究框架进行了扩充:一是在职业阶层的划分中纳入自雇经营;二是将社会关系再构建的作用分为了通过职业阶层影响收入的间接作用和对特定职业阶层就业者收入的直接作用两种。利用实地调查数据对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了检验。运用访谈资料对研究结果进行了解释并探讨了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     

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工作满意度关系的经济学研究

基于中国人民大学2012年"中国雇主-雇员匹配数据追踪调查"数据,运用OLS方法文章研究了收入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对雇员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绝对收入对工作满意度有正向影响,相对收入即同岗位同事的收入在高学历样本中对工作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企业提供公平的职业发展机会,且个人能够凭能力、努力及勤奋获得认可是同岗位同事收入产生正向影响的机制。本研究表明除了提高收入的绝对水平,企业实行适当拉开内部收入差距的工资政策也可以提高雇员的工作满意度。     

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

“幸福—收入之谜或悖论”是指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本文构建了一个规范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在个人理性选择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假定下研究人们的幸福问题,从而将幸福经济学整合到主流经济学中来。该模型同时考虑了收入和非收入因素,将心理学和经济学中的攀比理论和“忽视变量”理论的基本思想统一起来,在现代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帕累托最优标准和个人自利性假设下,探讨了幸福—收入悖论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研究表明,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当收入尚未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增加收入能够提高社会的幸福度;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收入水平,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总体幸福水平,导致帕累托无效的配置结果。因此,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应当提高非物质需要方面的公共支出,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度。我们的理论结果也表明了重视社会公平、减少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性,否则人们会由于自己收入相对过少,导致个体幸福度下降,从而导致社会福利下降。     

职业分层、中产阶级与收入分配

社会职业不仅反映着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处的分工角色,它也带来了人们在收入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差距和不同,在各种职业背后存在着以生产条件的占有关系为依据的社会生产关系。社会不可能通过消除普通生产劳动行业和职业,让人们都进入"中等收入"职业。因此,要缩小社会收入分配领域的巨大差距,必须改变现有的分配结构,在初次分配领域,即物质生产领域,进行分配制度的改革,增加普通劳动者的收入,使普通劳动者能够通过勤奋劳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这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正确途径。所谓"人力资本"的收益不过是在雇佣劳动制度的生产方式下,部分人能以物质生产乃至资本主义竞争所必需的知识为条件,进入社会生产关系中具有一定社会经济地位的职业,在这种职业上他们利用社会生产关系所赋予的对生产与竞争能力的控制,从社会剩余产品中占有一定份额。因此,"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并不是所谓"人力资本"的创造,而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收入分配形式。     

收入差距、职业选择与经济增长

在寻租理论的基本模型中,假定经济个体具有相同的生产能力,结果发现富有个体选择寻租活动将比选择生产活动带来更多的长期效用,由此导致资本积累率降低和产出减少.扩展模型假定经济个体具有异质生产能力,结果发现富有个体如果在生产活动中具有比较优势,就会增加生产性投资,扩大社会产出.因此,提供高质量的、公平的教育或许是减少寻租活动,促进经济增长的长远措施,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当务之急就是要扩大农村地区的教育投资,改善农民的文化权益.     

简论对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分解分析

对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分解分析一直存在争议。本文提出了一个更简洁的基尼系数分解公式,并在此基础上对群体间基尼系数的应用和群体内基尼系数的进一步分解问题进行了讨论。文章说明,由于交叉项的存在,基尼系数只能对不同收入群体进行有限的分解,对群体内基尼系数的进一步分解是极为勉强的。只有当各群体收入重叠程度较低时,方可对交叉项进行忽略,此时对群体内基尼系数的进一步分解才具有较清晰的经济含义。     

收入不平等与社会发展的关联性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产生收入不平等有其必然性因素。正确看待社会发展与收入不平等的关联性,一方面,要面对现实,不能否定收入不平等的现象,而去追求那种"乌托邦"式的经济平等;另一方面,收入不平等对社会发展既有消极作用,又有积极作用,要正确解决这一问题,不能任其发展。     

On the Measurement of the Overall Degree of Income Stratification between Groups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class of indices that measure overall stratification between groups in a population and can be decomposed as population‐weighted averages of pairwise indices. The indices capture not only the extent to which groups form well‐defined strata i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but also the scale of the resultant differences in equally distributed equivalent incomes between them, where these two factors play the same role as identification and alienation respectively in the measurement of polarization. The properties of the class as a whole are investigated as well as those of selected members of it: zeroth and first power indices may be interpreted as measuring the overall incidence and depth of stratification respectively, while second and higher power indices members are directly sensitive to the severity of stratification between groups. An illustrative application provid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global income stratification by regions in 1993.     

所得、快乐与赋税:基于黄有光快乐经济学的审视

根据黄有光的快乐经济学,人们追求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福利,因而经济学探讨的中心问题是福利或快乐.由于快乐是一种主观感受,因而GDP并不是衡量福利的一个有效指标.在现代社会中,生活品质不仅与私人品的消费有关,更与公共品的质量和数量有关.因此,在未来社会中,公共开支确实会且应该不断增长.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公共支出,政府就需要提高累进税,尤其是提高钻石商品的税收.     

市场化程度、经济增长与行业间收入差距

文章采用2000—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对市场化程度、经济增长与行业间收入差距间关系进行了平稳性和协整检验,发现这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为了探究短期经济波动对长期均衡的影响,文内对面板模型进行了误差修正。实证结果显示,市场化程度对行业间收入差距有显著扩大作用,经济增长对行业间收入差距在不同地区有不同影响。市场化与经济增长交互项系数显著,说明在不同市场化程度下,经济增长对行业间收入差距影响不同。     

国际金融危机对各类人群收入分配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必将对各类人群的收入分配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与其他群体相比,尽管中国低收入群体收入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小,但是由于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低,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差,金融危机对其影响仍然巨大。因此,文章提出要以罕见的金融危机为契机将我国的收入差距缩小到合理的范围,建议在当前形势下通过采取以下措施来调节收入分配:一是通过改变当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二是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保障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收入稳定;三是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通过就业实现收入保障;四是加大税收制度改革力度,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五是加大财政对民生领域的投入。     

The Effects of Relative Income and Absolute Income on Happiness

The authors consider the absolute income effect and several relative income effects on happiness. The latter include both a longitudinal comparison, which consists of both upward and downward comparisons, and a parallel comparison with individuals of similar traits. It is found that the longitudinal comparison and parallel comparison exist simultaneously, although the downward comparison is insignificant. However, the symmetry of the upward comparison, downward comparison, and parallel comparison cannot be rejected. Because the absolute income effect and the relative income effects countervail, the effect of income growth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likely to be negligi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