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试验区设立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效应——基于制度创新的维度

自贸试验区试点政策以其独有的制度创新基因引领要素集聚,聚焦“制度创新赋能产业发展”,会对区内的产业协同集聚产生影响。结合2008—2018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法,评估了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的设立能够促使区内产业的协同集聚;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自贸试验区能通过对外开放制度创新、财政补贴制度创新、公共服务制度创新促进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税收优惠制度创新机制对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自贸试验区促进产业协同集聚的效果对处于不同地理区位、行政等级不同的城市具有区域异质性,自贸试验区对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同制造业的协同集聚促进效果具有行业异质性;空间溢出视角下,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会对相邻地区和经济水平相似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存在先抑后扬的“U”型影响。     

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为引领加快边疆经济发展

2019年8月国务院批复新设6个自贸试验区,广西、云南、黑龙江成为我国首次在沿边设立自贸试验区的三省区,我国自贸试验区基本形成了沿边沿江沿海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同时,随着近年来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周边国家将发展方向聚集到我国的边疆地区.然而,由于边疆地区多年来未能形成开放的市场体系,缺乏内生发展动力,使边疆地区与周边国家资源要素共享和优势互补仍处于简单的贸易层次,未能有效利用地缘优势吸引国内外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实现区域经济的增长.因此,沿边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推动边疆地区向制度型开放转变、促进边疆地区融入国际经贸新规则、构建与周边国家新的经济增长极和带动边疆开放平台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外商投资的溢出效应

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中国西北唯一的自贸试验区和“一带一路”节点区域,是我国落实向西开放的重要载体和连接国内外自贸区的关键纽带。基于2005—2019 年中国省域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合成控制法测算陕西自贸试验区设立前后外商直接投资的“真实值”与“合成值”之差,评估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自贸试验区建设对陕西外商直接投资发挥了显著促进作用,排序检验与安慰剂检验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陕西自贸试验区对进出口总额同样存在正向溢出效应。为扩大“示范先行,辐射带动”的力度与范围,陕西自贸试验区应深入对接国际商贸通行规则,增强引资政策的吸引力和透明度;完善外商引资配套制度,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和范围;重视向内开放合作,加强辐射带动效果。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关监管服务改革创新研究

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中,海关在监管服务制度创新方面承担了重要的历史使命.在借鉴世界自由贸易区建设先进经验的同时,如何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为契机,开展海关监管服务制度创新,在安全高效管住的前提下支持和促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试验成果,以更好地服务全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这是当前海关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对自贸区的涵义、类型、历史沿革与发展趋势进行了追溯,客观分析了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意义、独特本质和现实基础,在借鉴现代海关管理理论和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自贸区海关监管服务改革创新进行了理性思考,提出了自贸试验区海关制度创新的原则、路径与举措.     

自贸试验区发展的困境究竟在哪里?——自贸试验区调研总结

自贸区作为国家战略,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具体推进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只有正视这些困难和问题,才能走得更远。逃避问题,只会造成偏离预设的轨道。因此,以自贸试验区调研为基础,文章探讨了自贸试验区发展过程中的管理体制、创新、考核机制和发展目标等问题,指出了制约自贸试验区顺利发展的内在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自贸试验区发展的策略和出路。研究有助于为新一轮自贸试验区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帮助和支持。     

自贸试验区发挥内外开放枢纽作用的经验、问题与对策研究——以临港新片区建设三周年实践为例

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本文系统总结了上海临港新片区三年来的创新试验成果,对标“五个重要”要求,对标国家积极申请加入CPTPP和DEPA等高标准自贸协定,对标新片区在国内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中发挥龙头作用的迫切使命,通过问题、效率和动力变迁三大导向,提出临港新片区如何更好发挥内外开放两个扇面枢纽作用的制度创新建议,并为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启示。     

基于反事实模型的云南沿边型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效应研究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改革开放的实验田,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与三国接壤,具有沿边跨境的优势,其制度创新效果与推动沿边开放,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紧密相连。文章利用区域间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构造反事实模型,从投资、贸易和经济增长三个层面对云南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效应进行评估。研究显示：投资便利化制度创新有效性显著,但在推动实际使用金额增长上的动力不足;贸易便利化制度创新有效性非常显著,通过制度创新发挥了云南口岸分布多、通往国际陆路大通道便捷且接壤东盟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边贸模式创新和跨境经济合作先行先试;但由于云南外向型产业基础薄弱,制度创新的市场主体需求不足,经济增长有效性较弱。因此,发挥跨境通道优势,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促进优势产业链上环节招商,逐步形成产业集群,推进与周边国家要素资源互补,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借助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打造中国与东盟的融合区,是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的关键。     

自贸试验区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出口吗

本文基于2009—2015年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合并数据,系统考察了自贸试验区设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设立自贸试验区没有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在实施一系列稳健性分析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考察表明：试验区通过吸引外资进入,在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的双重作用下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而本土低生产率企业的大量进入,拉低了试验区所在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整体水平;试验区的制度红利使得企业从事核心技术研发创新的动力不足,从而也抑制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总体上,试验区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小于进入效应和创新抑制效应。     

上海自贸试验区税制改革及其效应研究

我国自贸试验区设立的目的就是从税制、金融、贸易等多个领域进行创新改革,其中税制领域改革更是整个改革的重要环节。目前上海自贸试验区在税制领域的改革正在积极推进,希望能在税制领域真正做到与国际接轨,实现税收制度的国际化。文章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税制改革现状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税制改革前后上海自贸试验区内微观企业综合经营效益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上海自贸试验区税制改革对相关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税制改革强化了企业经营绩效与实际税负率的负相关性,弱化了企业经营绩效与流转税及其附加税的负相关性,企业经营绩效与企业所得税税负率影响不明显。     

自贸试验区事中事后监管的实践经验与启示——以上海、广东自贸试验区为例

事中事后监管是自贸试验区承载的重大改革任务,是影响其试验效果的关键因素.广东、上海自贸试验区在社会信用体系、信息共享和综合执法、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和经营异常名录、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监督、相关专业监管、以清单管理为标志的审管分离和管服结合等项制度建设方面为事中事后监管提供了实践探索.发达国家(地区)在建立事中事后监管体系方面有着完善的制度体系,为自贸试验区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提供了可供探索借鉴的模式.综合国际经验,研究针对构建完善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提出了相应的启示与建议.     

自贸试验区建设背景下国际贸易双语人才需求调查与分析——以马鞍山联动创新区为例

推进安徽自贸试验区建设是安徽省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措施,加快建设马鞍山创新联动区,实现自贸片区与联动创新区的联动发展,需要依托有利条件,其中人才条件至关重要。为了更好地服务安徽自贸区以及马鞍山创新联动区的各类外贸企业,课题组采用多种方法,深入了解企业对国际贸易双语人才的需求,研究适于本地外贸企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模式,为安徽自贸区及马鞍山联动创新区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国务院:总结沪港通经验完善金融资产交易规则

<正>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推动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决定在全国推广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部分所得税试点政策,推进结构调整,助力创业创新;通过《居住证暂行条例(草案)》,以法治助推新型城镇化;部署进一步深化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试点,为服务实体经济积累经验。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不断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试点相结合,推进金融业对内对     

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国金融服务贸易便利化研究——以中国自贸试验区为视角

中国入世后,货物贸易获得巨大发展,而金融服务贸易发展严重滞后。本文应用引力模型对中国建立自贸试验区前的双边金融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和出口潜力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出口国的金融服务贸易限制政策对金融服务出口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制定区域贸易协定对金融服务贸易也不一定产生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对主要的金融服务出口市场,如对美国的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稳定,但对于日本和欧盟内多数国家的金融服务贸易仍处于"贸易不足"的状态,贸易的潜力依然巨大。因此建议重点在中国自贸试验区探索金融服务贸易便利化改革,放松金融服务贸易限制,释放潜力。     

重庆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研究

继大连、深圳、天津滨海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之后,2009年2月,国务院又确立重庆为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根据面临的优劣势、机遇与挑战,并依据区域创新理论,重庆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应“植根重庆,面向西部;立足保险,服务社会经济”,需要在保险资金运用、涉农和责任保险、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互动发展、制度创新、保险功能实现五方面有所突破;要按照“先做基础、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先简后繁”的思路,加大重庆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宣传力度,大力推进产品、服务和渠道创新,创新保险资金投资基础设施模式,以“五个重庆”和“三区一中心”为重点促进保险业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大局,积极探索社会保险、政策性保险和商业保险相结合的模式,并构建区域差异型统筹城乡保障体系。     

数字化改革如何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化改革正深刻改变着传统的生产关系,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与传统的技术治理模式和路径不同,数字化改革是要建构一种以新兴技术为支撑的治理形态。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揭示数字化改革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数字化改革通过强化技术创新能力、优化技术资源配置、提升技术使用效率三条路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效应。从区域地理位置、营商环境和人力资本的差异来看,数字化改革带来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在东部地区、营商环境相对差的地区和高水平人力资本地区表现较为明显。此外,制度环境良好的地区,数字化改革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尤为突出。     

人才集聚、区域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首要动力,人才是驱动创新的首要资源,人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基于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人才集聚、区域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才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存在显著的“N”型非线性关系,目前我国大部分省份都处在“N”型关系的第一阶段,即人才集聚的正外部性占主导地位;人才集聚能够通过提高区域创新产出和投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创新投入的间接效应大于创新产出;人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倒N”型空间溢出效应,本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受到邻地人才集聚情况的影响。     

中国特色自贸港邮轮旅游业法治促进论研究

自贸港邮轮旅游业是促进海南构建国际旅游中心的重要产业,法治化是推动自贸港邮轮旅游业国际化发展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自贸港邮轮旅游业的发展定位,突出了海南的区位优势和产业特色。把握自贸港邮轮旅游业的法治属性,推进规制构建“中国邮轮总部经济”和“世界邮轮经济中心”。聚焦规制邮轮游客权益保障、邮轮旅游公共秩序安全、邮轮旅游市场法治、邮轮游纠纷化解机制等内容,借鉴域外邮轮旅游业发展的法治经验,探究中国特色自贸港邮轮旅游业法治引领、保障和促进机制,全面推进自贸港邮轮旅游业开放,推动业态创新和旅游业升级转型。建议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邮轮旅游业发展促进条例》,启动自贸港邮轮旅游业发展的调法调规工作,强化央地会同立法机制,构建以“邮轮旅客为中心”的自贸港邮轮旅游纠纷化解机制,促进规制自贸港邮轮旅游市场新法治和新秩序,营造中国特色自贸港邮轮旅游业发展的宽松、开放、便利、可预期的法治环境。     

设立自贸区能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吗？

自贸区是为适应深度全球化,打造高质量对外开放体系的有力抓手。文章首先以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港澳台除外）的面板数据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其次以中西部自贸区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由东到西从高到低的区域特征;设立自贸区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仍然成立;设立自贸区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主要是通过提升贸易自由化、吸引外资增加及提高技术创新三个方面完成。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启示:扩大贸易自由化范围以提高便利化水平;深化制度创新以推动企业技术创新;鼓励地方自贸区结合自身特色发展产业。     

建设环海峡跨境自由贸易区的总体设想与建议

当下中国正开展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是兼具自由贸易区(FTA)和自由贸易园区(FTZ)两者含义.本文在解析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的基础上,从两岸经贸新特点入手,提出建设环海峡跨境自由贸易区的设想,重点推进厦门片区与高雄自贸园区、福州片区与台北自贸港区、平潭片区与台中自贸港区,拓展“区对区”多环节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并提出若干建议,以期对新条件下深化两岸经贸合作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分析

成都作为西部重要的增长极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核心成员,正在加快建设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本文首先分析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理,构建了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以成都为研究对象,并将其与北京进行对比,运用熵值法测算了两个城市数字经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数,分析了两城市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动态特征。研究发现:理论上,数字经济通过提升经济效益、促进绿色发展、引致技术创新以及增加社会效益等途径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证结果表明成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二者已达到中级协调阶段,但与北京相比还有待提高。基于此,成都应借鉴北京等城市的相关经验,在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加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融合,实现二者的优质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