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违约风险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利用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债务违约风险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务违约风险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效率,且这种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而不具有产权异质性;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债务违约风险通过施加“心不足—管理层风险偏好限制”和“力不足—融资约束限制”降低了企业创新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债务违约风险带来的研发强度下降是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重要因素;为缓解“心不足”和“力不足”的问题,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政府研发补助具有重要的治理作用,但该作用存在明显的产权和地区异质性。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企业现金持有水平与债务违约风险——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选取2007—2019年沪深2 046家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二值混合模型，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加剧制造业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影响制造业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对其债务违约风险产生作用。异质性因素考察结果发现，外部融资能力能够显著缓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规模越小的企业其债务违约风险越容易受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违约风险、利率波动与债务期限结构——公司债务融资的利率反馈效应

不合理的债务期限结构在应对利率波动时会增加企业违约风险。基于Geske复合期权定价模型,再加入随机利率因素得到的企业违约风险估测模型计算结果表明,为最小化违约风险,市场利率波动加剧时,企业应减小短期债务比例。过高的短期债务比例给企业带来的违约风险约束有限,由此造成的成本与风险的不匹配可能是解释我国特殊债务期限结构的一种新思路。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利率波动幅度加大可以引导企业向最优债务期限结构靠拢。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与公开债务融资

本文以2016—2018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与公开债务融资的关系.研究发现,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显著提高了企业公开债务融资的成功率和规模;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质量越高,对企业公开债务融资选择、规模的正向影响越大;相较于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对公开债务融资的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应规披露、未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而言,自愿披露对公开债务融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公开债务融资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则不具有明显影响.     

风险债务评估方法及拓展性研究

按照违约发生机制的不同,风险债务评估方法目前可分为传统方法、简约化方法、结构化方法及内生性违约阈值方法四类.而当我们引入非完全信息,同时综合考虑债权人及股东的决策问题时,风险债务评估方法无疑将得到更加长足的发展.     

地方政府违约债务规模及偿债准备金研究 ——控制和化解地方财政风险的数理经济学视角

目前学术界和相关部门对于我国地方财政风险的形成原因、传导机制和潜在危害已进行了大量的分析论证，但对于如何将政府债务规模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防止地方财政风险的不断传导升级，却缺乏专门的研究。通过对地方政府违约债务具体表现形式的探讨，从数理经济学视角提出了测算违约债务规模和合理设置偿债准备金的总体思路，整个机制可以为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系、保障各级财政安全提供理论依据。     

数字化转型能改善企业创新“低端锁定”困境吗——基于知识溢出的视角

将数据要素纳入企业创新决策模型，并将企业创新分为高端创新与低端创新，从理论上阐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及其“低端锁定”的影响。基于此，利用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不仅有利于促进企业整体创新，而且有助于改善企业创新“低端锁定”困境；由于数据知识溢出对高端创新的成本抑减效应更大，因而数字化转型对具备更强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企业的高端创新作用更大；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低端锁定”困境的改善作用在制造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行业以及国企、非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明显。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竞争力：契机还是危机?——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的不确定性对企业竞争力来说是一次发展的契机还是一场危机?利用2010—2020年上市企业财务报表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总体上,数字化转型能显著促进企业竞争力水平的提升;(2)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促进企业竞争力水平提升,也会加剧企业财务困境而降低企业竞争力水平;(3)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作用大于非国有企业,对大型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作用大于小型企业;(4)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和企业竞争力存在倒U型关系,财务困境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据此提出建议：政府应该持续推进数字技术发展,助力弱势企业数字化转型,重视数字化转型风险,进而化危为机提升企业竞争力水平。     

银行应如何防止企业逃废金融债务

揭示了企业逃废债的几种形式：有的企业进行“资产转移，分离重组”使银行债务悬空；有的企业通过兼并改制，重新得到贷款，拖欠银行债务；或是压低资产价值出售，造成银行资产损失；或是通过多头开户，逃避银行的监督。为了减轻或化解银行的债务风险，提出以下一些防范风险的措施：首先要建立信贷风险监控制度并负责实施。其次是增强银行服务观念，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以便化解金融风险。再次要求各部门相互配合，加强债务监督，提高银行抗御风险的能力。     

政府债务负担偏重问题研究

政府债务负担的实证分析得出：赤字攀升，债务负担加重；偿债能力弱化，债务消费化加强；债务负担是诸多矛盾的综合体现。从不同的指标来看，债务负担率轻重指向不同。要改变国债负担偏重的状况，关键在于振兴财政，改变国家财政的弱势地位；完善国债运行机制，优化结构，提高国债使用效益，降低偿债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企业会计稳健性

近年来，随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张，其潜在的风险已经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视。本文基于全国省级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对当地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企业会计稳健性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财政压力和晋升激励作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主要动因，对这种正相关关系具有助推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异质性检验中，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企业会计稳健性的正相关关系存在显著的区域效应特征和产权异质性。机制分析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企业信贷规模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这种负相关关系越显著，企业会计稳健性越高。本研究为证明地方政府行为影响企业会计稳定性提供了直接证据，为我国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提供路径与方法支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债务违约风险研究

近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持续增长,然而受新冠疫情影响,国际经济呈现低迷增长之势,给各国经济稳定性带来了不利影响,使部分国家主权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增加。基于此,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债偿还能力与潜在的主权债务违约风险两方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权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加以分析,发现沿线部分国家存在社会整体对外举债规模过大、经济对外债依赖程度过高等问题,并提出我国需要构建沿线国家主权债务违约风险评级预警系统,积极利用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作用等防范措施。     

地方公共债务研究综述

国内外有关地方公共债务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公共债务理论、公共债务风险、公共债务防范三大领域。国外的研究主要有公共债务有害论、公共债务有益论，并形成两大学派，以及风险实证分析；国内研究主要包括地方公共债务的内涵、债务风险、地方融资平台及存在的问题、防范及化解四个方面。     

A股市场的违约异象消失了吗? ——打破刚兑和国企属性的影响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债务风险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担忧,并对资产定价产生重要影响。综合使用2004年第一季度至2017年第四季度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股票价格数据,参考Moody's KMV方法构造违约概率指标,研究违约风险与股票收益的关系。实证分析显示,在2014年之前,我国A股市场出现过"高违约风险—低股票收益"的"违约异象"。但在2014年之后,随着上市公司债务违约事件出现,违约风险—股票收益的关系逐步扭转,上述异象消失。研究还发现,上市公司是否为国企,会显著影响股票收益对违约风险的敏感性。具体而言,在2014年之后,非国企背景股票的收益率对违约风险变化的敏感性要比国企背景股票高出1倍多。     

低成本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分析

当前我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集中表现在因过度举债而产生的巨大风险上,这引起了政府、媒体和学界的普遍关注。对地方政府过度举债的原因,学界给出了各种解释,如分税制改革所导致的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各级地方政府唯GDP政绩观等。这些原因均可说明地方政府债务的高风险性,但我们认为地方政府过度举债的本质原因是地方政府举债的成本较低,具体表现在举债的经济成本和债务到期的违约成本均较低。文章最后讨论了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规制及其未来的高成本趋势。     

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吗?

风险选择是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内容，然而承担风险并不必然有助于实现预期回报。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基于A股上市公司2007—2020年数据，借鉴夏普比率的理论构建风险绩效指标，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及其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不但提高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同时也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异质性检验的结果显示，行业竞争程度较高、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以及国有和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更有可能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风险承担的价值。机制检验的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改善投资效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研究结论为理解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企业风险决策与发展路径的演变提供依据与启示，同时也为制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债务融资、债务期限与企业的成长性——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考虑债务融资比例与债务期限的内生性建立联立方程,检验企业债务融资比例、短期债务与成长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短期债务和成长性与债务融资比例显著负相关;选择短期债务降低成长性对债务融资比例负面影响的观点没得到支持,而且也没证据显示高成长企业通过选择短期债务可缓解其严重的代理人问题。     

基于SVAR模型的中国家庭债务与企业债务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采用1997-2013年季度数据,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实证检验了中国家庭债务、企业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家庭债务、企业债务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家庭债务解释了近30%的产出波动,企业债务则解释了近40%的产出波动。在短期中,家庭债务与企业债务增长会促进总产出的扩张;长期中,高家庭债务规模会阻碍经济增长,企业债务对产出的影响趋于平缓。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加强金融市场监管,引导家庭部门与企业部门根据自身资源状况进行借贷,合理控制债务规模,降低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     

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研究

在数字化潮流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系尚未被揭示。通过研究FDI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发现FDI能够促进东道国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该结论在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企业效率机制、战略决策机制、资金约束缓解机制和数字化转型风险缓解机制是FDI促进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四个渠道。FDI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FDI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更大,在外商控制权更强的企业中更明显;在区分企业数字化转型方向后发现,FDI对向线上服务类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促进作用显著,但对向非线上服务类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促进作用不明显。在数字化发展背景下,FDI对东道国企业仍具有积极意义,上述结论对企业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克服数字化转型困境具有参考价值。     

审计意见、审计所对中小上市企业债务期限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小板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些年来，我国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发展快速，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中小企业融资难一直是我国政府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以2010--2012年中小板上市的制造业企业为样本，旨在研究审计意见、审计所对中小上市企业债务期限的影响，并从产权性质和市场化进程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审计意见、审计所对中小上市企业债务期限的影响。研究发现，审计意见和审计所与债务期限有显著的关系，且国有产权性质削弱了审计对债务期限的影响；市场化进程越高使得债权人降低了对审计的依赖，市场化程度低的地方，债权人忽视了外部审计的作用。通过实证研究，以期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提供一些理论方法与指导，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健康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