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溢价决策中的锚定效应研究

Kahneman(2003)在总结决策者的非理性特征时,发现除了过度自信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非理性特征——锚定效应。已有研究只考察了并购溢价决策中高管过度自信的非理性因素,尚未考察锚定效应的非理性因素。本文旨在考察并购溢价决策中的锚定效应。文章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4—2011年的并购事件样本,结果发现:并购溢价决策虽然受到理性因素的支配,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锚定效应。具体来说,如果决策情景中仅存在内在锚,不存在外在锚,那么并购溢价决策会呈现内在锚效应;如果决策情景中仅存在外在锚,不存在内在锚,那么并购溢价决策会呈现外在锚效应;如果决策情景中同时存在内在锚和外在锚,那么并购溢价决策中仍然会呈现出内在锚效应,但外在锚效应会减弱或消失。如果并购聘请了咨询顾问,那么并购溢价决策中的锚定效应会有所缓解。     

“五年规划”与中国企业跨境并购

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激励下,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通过跨境并购来贯彻产业政策,以在短期内实现产业升级。然而,中国企业的跨境并购普遍存在溢价高和完成率低的现象。针对此现象,本文以1991—2015年间中国企业的跨境并购交易为样本,考察"五年规划"中的产业政策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之间的关联。实证结果表明,与所在行业不受当期"五年规划"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相比,受到支持的企业支付了更高的并购溢价,平均达到8%—10%;然而,并购完成的平均概率却要低36%左右。进一步,本文发现,受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能从金融体系中得到更多廉价的资金,并从政府得到更多补贴。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本文认为,在完成"政策性任务"的激励以及金融体系等的支持下,中国企业倾向于支付高价以实现并购。然而,正是因为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重要意图是为了贯彻国家战略,因此更容易受到被并购企业所在国的阻挠,导致完成率较低。     

外来者劣势与海外并购企业的生产率提升

海外并购已成为新兴经济体企业对外投资和实现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战略选择。外来者劣势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面临着的诸多困难之一。“外来者”身份会对企业并购后的整合与生产率提升这一关键问题产生负面影响,化解负面影响需作深入的细化研究。选取2008-2015年中国上市企业共计197起海外并购事件,以制度距离、文化距离以及地理距离分别作为外来者劣势中合法性缺失和信息不对称的替代变量,分析外来者劣势对海外并购企业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合法性缺失导致的外来者劣势对海外并购企业的生产率提升有显著负影响,但信息不对称对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国内投资能显著弱化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引致的外来者劣势对海外并购企业生产率的负影响,国际化经验和出口能克服制度距离带来的合法性问题,但对文化距离带来的合法性缺失的弱化效果并不明显。     

东道国制度对企业海外并购行为的影响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制度理论纳入企业海外并购研究。以中国上市公司实施的216起海外并购案例为数据基础,对东道国制度的5个维度(政治、经济、文化、管制和法律)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行为倾向的相关性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论:政府管制、经济自由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差异等是影响企业海外并购行为的重要因素。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信号作用

基于信号理论,采用2006—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在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跨国并购数据,实证检验了跨国并购的信号作用。研究发现:跨国并购行为是有效的信号,能够向客户传递积极信息,提高企业销售收入;并购方所有权性质、国际化程度、所在行业集中度以及标的方所在国家或地区发展程度会影响信号作用的强弱。研究表明,企业可以通过跨国并购的信号作用改变其利益相关者的认知和行为,且在跨国并购完成或者终止决策之前,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就能够基于信号作用对企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促进了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吗

基于2007—2020年中国工业企业上市公司跨境并购数据，实证分析跨境并购与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关系，并整合制度观点，分析产权异质性和东道国（地区）异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跨境并购规模和跨境并购股权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跨境并购整合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影响不稳健；第二，基于产权异质性分组检验发现，跨境并购规模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的正向影响仅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显著；第三，基于东道国（地区）异质性分组检验发现，当东道国（地区）为发达国家（地区）时，跨境并购规模和跨境并购股权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当东道国（地区）为发展中国家（地区）时，跨境并购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影响不显著。结论丰富了现有理论成果，对中国工业企业跨境并购实践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主并企业的成长性、股权集中度与并购溢价水平——基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SSCI

并购交易由于具有帮助企业快速扩大规模、进入新领域等优势,越来越受到我国企业的青睐,与此同时,我国并购市场的高溢价现象也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本文以非国有企业作为研究样本,从主并企业自身出发,基于2012-2017年A股市场上发生的并购交易数据,实证研究表明：企业成长性与并购溢价水平正相关,股权集中度对这一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同时股权集中度与并购溢价总体呈U型关系。     

股利支付决策与迎合理论——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1993-2006年的中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数据为样本,从迎合理论的角度对上市公司股利决策行为与股票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针对现金股利支付决策的研究发现,市场股利溢价水平较高时,上市公司更倾向于支付股利;进一步,对股票股利决策的分析发现相似的结果,即股票股利溢价越高,上市公司支付股票股利意愿越强。本文的研究表明,迎合理论对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另外,政策因素对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有显著的影响。     

上市公司换股并购中的换股比率确定模型

换股比率的确定是上市公司换股并购中的一项重要决策,关系到并购的成败以及并购双方的利益。本文在基于并购后企业的市盈率与并购企业市盈率相同的假设前提下,建立了上市公司换股收购的换股比率确定模型,给出了换股比率的确定区间,分析了换股比率对并购双方溢价分配的影响。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对价支付策略研究

本文通过对213宗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事件分析发现,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绝大多数交易选择了现金对价,一小部分选择了混合对价,极少选择了股票对价。这种对价策略从经济和治理后果上看弊大于利。而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低,证券市场的有效性差是制约企业海外并购对价方式选择的主要因素。并购方的综合素质、东道国的规制、习俗以及目标企业的股权结构、行业属性等因素,也影响着并购对价方式。对此,本文提出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快证券市场国际板建设、实施注资式境外并购以及开展联合并购等政策建议。     

并购类型会影响中国企业技术并购绩效吗

有学者发现技术相关及互补程度对技术并购绩效影响显著,这是否意味着并购类型会影响中国企业技术并购绩效呢？利用2006-2015年中国企业219起技术并购相关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及稳健性检验发现,横向技术并购对企业并购绩效具有抑制作用,纵向技术并购对企业并购绩效具有促进作用,混合技术并购对企业并购绩效影响不显著。因此,中国企业在横向并购前应当储备足够资金,充分调动研发人员并购后的积极性,提高并购后自主研发效率;中国企业并购应优先选择与自身技术互补的企业,通过协同创新提高绩效;中国企业在混合技术并购时需要提前熟悉被并企业的技术知识,并购后尽力避免被并企业人才流失。     

我国企业并购方式的比较与选择

我国企业的并购方式主要分为无偿划拨、协议并购和要约并购三种.通过对这三种并购方式的比较研究,进一步发现协议并购是我国目前并购的主导方式,要约并购是最完全的市场主导并购方式.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以及股权分置改革的结束,股份在全流通基础上的要约并购将取代协议并购,成为我国主要的并购方式.     

后股权分置时期上市公司并购行为分析

上市公司并购活动的状况受股权制度的制约.我国股权分置改革是股权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它为上市公司并购活动市场化奠定了制度性基础,它也必然导致并购动因、并购方式及并购效应的重大变化.     

并购支付方式影响并购方绩效的实证分析

以2003—2008年我国1617例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运用反事实分析法,研究了并购公司的并购支付方式———现金支付和股票支付对其在并购当年和次年的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现金支付和股票支付对并购方绩效的影响基本相同;在两种并购支付方式下,并购当年和次年都出现增长的能力是营运能力,但其在并购次年的增幅小于并购当年,现金能力在当年有所恶化,但在次年得到改善;与现金支付方式相比,在股票支付方式下,并购方的盈利能力和营运能力更优,但偿债能力则相对较差,并购当年的现金能力相对较差,但在并购次年其改善幅度更大。最后推测我国国内上市公司的并购动机主要是业务拓展和战略扩张。     

中国跨国并购的政策动因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外资并购与民营并购绩效比较的视角

外资并购在我国普遍受到优待,然而随着我国跨国并购市场的日益开放,正确审视外资并购与民营并购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迫在眉睫的热点问题。笔者以外资和民营并购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两种并购方式下目标公司长期和短期市场绩效进行了比较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外资并购短期绩效显著高于民营并购,外资并购长期绩效显著低于民营并购。这不仅有助于正确评价外资并购和民营并购的绩效,也有助于揭示我国未来的相关并购政策的走向。     

企业并购模式的动态选择

企业并购有横向、纵向、混合三种主要模式。横向并购浪潮促进了资本主义初期企业规模经济的形成与产业集中度提高;纵向并购浪潮促进了西方国家工业化中期企业资本进一步聚集与产业结构升级;混合并购浪潮一方面形成了一批多元化经营的巨型企业,另一方面,使规模小、实力弱的企业重新突出主业。本文将企业并购模式的选择与企业、产业生命周期联系起来考察,提出企业生命周期系数与产业生命周期系数的概念与计量方法;建立了企业、产业生命周期系数与经济周期指数三维坐标系,定量分析了企业、产业及宏观经济处于不同阶段时,如何动态选择并购模式,提高并购绩效。     

企业并购失败的原因分析

并购作为企业扩张的一种手段,最主要的理由是:与内部成长相比,它能使新的统一体在更短的时间内以更低的成本实现其战略目标.这种扩张方式自被企业广泛采用以来,已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五次大规模的并购重组浪潮.然而,在方兴未艾的并购形势背后,并购失败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这些现象吸引了众多学者和研究机构去探究其具体成因.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扫描的基础上,将并购失败的原因归纳为:并购动机的情绪性和盲目性,并购能力自我评估的缺乏性,目标企业选择的不合理性和并购后整合不到位等四个方面,并总结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和建议未来的研究方向,以为企业并购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产业效应对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绩效和并购动机的影响

本文以2005年中国上市公司开展的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产业效应对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绩效和并购动机的影响。在对整体样本的并购绩效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横向、纵向、混合三种不同类型并购的绩效进行了分析比较,并对产业创新型并购和非产业创新型并购的产业效应差别进行了分析。从整体来看,产业效应对公司并购的影响可以忽略。同时产业效应对公司并购绩效确实有影响。产业效应对不同类型并购的影响是不同的,其中对混合并购具有积极的、显著的影响,而对横向并购的影响最小。从产业效应的视角来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进行分析,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何种程度的失败才是成功之母?——并购失败程度对后续并购绩效的影响

并购是企业获得快速成长的重要途径,但实践中半数以上甚至三分之二左右的并购交易都是以失败告终。本文基于失败学习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3—2017年间有连续并购且首次并购失败的590家企业样本,研究并购失败程度对后续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与首次并购失败程度较大的企业相比,首次并购失败程度较小的企业进行后续并购取得的并购绩效相对要好。进一步考察社会认知因素对失败并购经验的学习行为的调节效应发现,如果高管团队教育水平越高,或者企业受儒家文化影响越强,首次并购失败程度对后续并购绩效的负向影响越弱。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程度的并购失败经验会产生学习行为和效果的差异,进而对后续并购绩效产生不同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还会因管理者认知因素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本文将失败学习理论与社会认知理论结合起来考察企业连续并购中的学习行为,不仅对并购失败经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对实践中遴选高管团队成员提供有益的启示。     

基于EVA的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绩效实证研究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并购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并购源泉理论、并购动机、并购方式、并购整合、并购监管、并购功能以及并购的发展趋势等几个方面,而对并购绩效的研究相对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并购理论研究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不利于对并购事件进行全面研究评价,因此,开展并购绩效的研究非常必要和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