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雾霾污染治理的经济政策选择——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

本文基于1998—2012年中国省域PM2.5浓度数据,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在同时考虑雾霾污染的时间滞后效应、空间滞后效应和时空滞后效应的条件下,对影响雾霾污染的关键因素进行了经验识别和相应的治霾政策讨论。结果表明:中国省域雾霾污染呈现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高排放俱乐部集聚特征;无论采用官方的人均GDP还是卫星监测的稳定灯光亮度指标,雾霾污染与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U形曲线关系,大部分东部省份处于雾霾污染随经济增长水平提高而加剧的阶段;二产畸高的产业结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人口的快速集聚及公路交通运输强度的提升共同促使雾霾污染加剧,而研发强度和能源效率的提高并未发挥出应有的减霾效果,因此,促增因素没有得到有效抑制、促降因素没有得到有效发挥,是导致中国雾霾污染频发的根本原因;雾霾污染在时间单维度、空间单维度和时空双维度上分别表现出雪球效应、泄漏效应和警示效应,因而治霾政策必须坚持常抓不懈、联防联控和惩一儆百的实施策略。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空气质量时空演变与经济社会驱动机理

空气质量是影响人类健康和福祉的重要因素,但频发的雾霾已严重影响居民健康和宜居城市建设,大气治理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研究选取2014—2017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的AQI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析区域内城市空气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运用PCA—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甄别与测度空气质量影响因子,并尝试分析城市空气质量演变的经济社会驱动机理。结果表明:2014—2017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AQI总体降低16.95%,空气质量趋于改善;季节差异显著,呈现典型的"单峰谷"特征;月度变化轨迹呈U型曲线,与"冬重夏轻"的季节特征相适应。空间趋势上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表现出中间高两侧低的"中心—外围"结构,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城市空气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高高集聚、低低集聚模式明显。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镇化、能源效率、交通压力、城市绿化等社会经济因素是城市空气质量变化的重要驱动因子,应从区域产业结构、城市管理水平、能源使用效率、环境经济政策等角度切入,强化雾霾治理的区域协调机制,推动研究区域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     

雾霾治理、地方政府竞争与全要素生产率

在将城市面板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匹配的基础上,本文就地方政府竞争下环境治理策略互动形式进行了检验,然后构建空间自滞后模型并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探讨了雾霾治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本地影响及其空间溢出影响,进一步从资源配置效应、创新补偿效应和污染避难所效应三方面考察了雾霾治理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随着环保政绩考核的加入,地理邻近城市环境治理策略逐渐从“逐底竞争”转变为“模仿”形式,即邻近城市加强或放松治理,该城市也加强或放松治理强度,相对竞优模仿形式下雾霾治理更有助于促进本地、邻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且不同区域、行业和所有制企业存在差异。进一步探究原因,发现加强雾霾治理产生的资源配置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有利于促进城市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雾霾治理产生的污染避难所效应不利于城市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由此,本文提出完善雾霾联防联控机制、创新绿色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建议。     

空间视角下城市化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分析——以长三角区域为例

雾霾污染已经成为当前最受关注的环境问题之一,而空间溢出效应和城市化进程是影响本地区雾霾污染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在空间视角下考察城市化对区域雾霾污染的影响。本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以长三角区域的地级市为例,分析了城市化进程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表明,长三角区域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周边地区雾霾污染加重将加剧本地区雾霾污染;城市化推进是长三角地区雾霾污染加剧的重要原因,在空间邻接权重矩阵下,城市化水平增加了1个百分点,PM_(2.5)浓度将增加2.216微克/立方米;周边地区城市化进程对本地区雾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城市化对雾霾影响的间接效应远大于直接效应。据此,本文提出加强区域联防联控和城市间的协同发展等政策建议。     

人口集聚与雾霾污染:基于生存型消费视角

以居民衣食住行等生存型消费为视角,利用地级市人口数据构造了30个省份人口集聚指标——省际蔓延指数,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人口集聚对雾霾污染的直接、间接影响及其影响的异质性。研究表明,省级层面的人口集聚有助于直接缓解雾霾污染,但人口过度向省内中心城市集聚却不利于缓解雾霾污染;人口集聚将通过生存型消费各构成项间接影响雾霾。其中,人口集聚引致的食物消费增加会间接促进雾霾污染减少,但人口集聚引致的衣着、居住和交通通信消费的增加却会间接加剧雾霾污染,衣着、交通通信消费与雾霾之间均呈倒"U"型曲线关系;由人口集聚引致的生存型消费项的变化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因此,从人口与消费综合方向强化区域联防联控政策有助于防治雾霾。     

黄河流域旅游经济空间分异格局及影响因素

黄河流域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是推动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以黄河流域91个地市(州、盟)为研究单元,选取2005、2009、2013、2017年截面数据,采用ESDA、空间变差函数等方法探究黄河流域旅游经济的空间分异格局,并结合最小二乘法(OLS)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定量分析其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旅游经济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呈现H-H和L-L集聚分布的空间态势,其中L-L集聚区范围不断缩小,H-H集聚区从黄河下游地区向黄河中游地区逐渐延伸;②黄河流域旅游经济差异不断缩小,由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不断增强,东-西向成为其旅游经济空间分异的主要方向;③交通区位条件、旅游服务设施、旅游资源禀赋是影响黄河流域各地市旅游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且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性。     

《黄河保护法》立法思路与框架研究

开展《黄河保护法》专门立法,从全流域尺度对黄河实施统一综合治理,是解决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难题,推动黄河流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需求。论文分析了开展黄河保护专门性立法的必要性,在对立法现状评估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定《黄河保护法》的立法思路、框架和重点。认为综合性流域特别法要立足黄河全流域整体和长远利益,突出流域保护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为流域上下游共同开展黄河流域大保护大治理、统筹推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携手将黄河流域建设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夯实立法保障。立法重点包括完善黄河流域监督管理体制机制,落实生态环境空间管控,实行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夯实水安全保障、实施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严格管控生态环境风险、改善流域环境质量、明晰法律责任等。     

知识产权产业创业时空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黄河流域为例

基于企业工商注册时间界定创业企业，运用空间分析方法研究2005-2018年黄河流域知识产权产业创业时空分布演化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黄河流域知识产权产业创业规模和创业活力均有大幅提升，其中，创业规模的空间差距持续扩大，创业活力的空间差距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发展趋势；②创业规模和创业活力的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东高西低格局，创业活力的集聚特征比创业规模更显著，高值区域集中分布在典型城市化地区；③市场规模、工资溢价、创新水平、创业资本可获得性对知识产权产业创业规模和创业活力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富裕程度对创业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些影响机制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异质性，并且在流域中下游地区的作用效果更突出。基于此，提出未来黄河流域需着力打造创业增长极，营造创新创业氛围，协调推进上中下游创业型经济发展，将知识产权创业作为黄河流域实现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升级新方向的建议。     

基于腾讯人口迁徙大数据的黄河流域城市联系网络格局

基于腾讯人口迁徙大数据,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对黄河流域城市网络联系的区域差异性和空间指向性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结果表明:①流域内城市网络密度较低,平均路径较长,与其"承南接北"的区域地位不相匹配。②形成以陇海线、下游黄河干流和包海高铁为轴线的骨干网络,核心-边缘结构突出。③流域内-外联系网络形成两大(郑州和西安)、一小(济南)三个核心,高等级网络以三者为核心节点向域外辐射。强集散能力节点城市集中在"陇海线-下游黄河干流"一线。域外主要联系方向为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④流域内部网络和内-外联系网络相比,"陇海线-下游黄河干流"和包海高铁一线以东城市优势更为凸显。⑤流域不同地区网络联系的空间指向性差异明显。流域内部联系多指向省会城市,内-外联系的空间指向上存在明显的上中下游分异。     

黄河流域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

基于2010—2020年黄河流域沿线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数据,利用博弈论组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相关性分析、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讨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时空格局、演变趋势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2010—2020年,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由濒临失调阶段上升为勉强协调阶段,空间分布从高到低依次是下游地区、上游地区、中游地区,各城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呈现扩大态势。(2)空间相关性分析表明,两者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关联特征不强,空间外溢效应较弱。耦合协调度“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下游地区,“高—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中游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上游地区。(3)绿色技术创新对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对黄河流域上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人力资本水平对黄河流域中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