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直管县”背景下四川省地方财政体制研究

一、"省直管县"改革的目的和内容"省直管县"改革是指将地方财政管理关系由目前的省—市—县三级体制转变为省—市、省—县二级体制,对县的财政管理由现在的省管市—市管县模式变为由省替代市。实行省直管县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减少财政层级,使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统一。政府层级越多,政府间财政关系越复杂,协调政府间财政关系就越困难。"省直管县"本质上是一个地方政府辖区的最优规模确定问题,也是一个地方财政体制的集权与分权的问题。     

分权增加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吗?——来自中国“省直管县”的自然实验

经典分权理论认为由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与本地居民偏好更加匹配,促进了社会福利。基于“省直管县”自然实验的研究发现：深化分权改革并给予基层政府更大的自主决策权,将显著提高基础建设支出比重,降低教育等民生性服务支出占比。分权引致的“重基建、轻民生性公共服务”的支出倾向在贫困地区更为明显;“省直管县”分权的空间配置效应逐步递减。建立公共服务投入的最低标准并完善问责机制及相关制度是必要的。     

财政科技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理分析

对2007—2017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序变化进行分析,再以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究财政科技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财政科技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正向驱动效应,且这种正向驱动具有显著的动态效应和区域异质性、市场异质性。具体表现为:我国的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中部地区最小;市场化程度高的省(区、市)最为显著,市场化程度低的省(区、市)相对较弱。进一步检验发现,财政科技支出主要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抑制产业结构偏离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此,我国要进一步健全财政科技投入体系,有效加强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同时财政科技支出适度向非国有企业倾斜,有效提升财政科技支出的靶向性。     

财政教育支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瓶颈——基于地方政府债务的调节效应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升级攻关期,人力资本在提升经济质量方面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财政教育支出作为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支撑力量,其增加却没有带来经济效率的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陷入瓶颈,背后原因值得深入研究.文章通过探究财政教育支出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关系并利用中国2005-2016年284个地级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财政教育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地方政府债务对财政教育支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产生了抑制效应;机制检验表明财政教育支出通过人力资本水平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而地方债务通过挤出私人投资和挤压地区私人经济规模阻断财政教育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途径产生抑制作用;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财政教育支出的促进作用和债务的抑制作用在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同水平下具有异质性.     

财政分权、制度安排与公共服务供给——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省级样本地区1993—2008年的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分别为倒U型和正U型;地方官员的晋升环境越好,并不必然带来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高;分税制改革、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规模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具有显著影响;而市场化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明显低于东部地区。这表明,中闼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不仅取决于公众需求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设计和支出偏好。     

县级财政分权指标构建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影响测度

县级财政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夯实国家治理基础的重要保障。县级财政分权的经济影响与分权指标和体制设定密切相关。文章对财政分权指标进行了深度评述并构建了七项分权指标,在此基础上实证估计了财政分权和"省直管县"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支持了制度内分权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因此,规范县级政府财政收入行为和赋予县级政府制度内财力自主权,将"省直管县"纳入新一轮财税改革总体规划已是当务之急。     

省直管县制度实施成效实证研究——基于F省的数据

省直管县制度,对人均行政成本的降低作用不显著;对人均GDP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特别地,对财政自给率提高有负向作用,这源于F省直管县的特征是补助资金管理型省直管县,直观上县级财力增加,但县级政府被赋予了比这种财力增加更多的支出责任,阻碍了县级政府财政自给率的提高。依据实证结果,本文建议:减少事权下放,减轻县级政府支出责任,由补助资金管理型省直管县逐步向全面管理型省直管县发展。     

财政分权与空气污染——以“省直管县”改革为例的研究

基于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对空气污染(雾霾)的影响,双重差分模型(DID模型)估计发现,财政分权恶化了空气质量;其次,异质性分析证明,财政分权对空气污染的作用在中西部地区、能源消耗较少省(市、区)和非百强县子样本中更显著;此外,机制分析证实,财政分权通过改变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和加剧地方政府竞争两个方面作用于空气污染;最后,将财政分权与行政分权比较分析发现,行政分权显著降低了空气污染水平.本文的研究为从环境视角评价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思路.     

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科教文公共服务供给的实证分析

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的地方政府对公共服务的供给缺乏财政激励,本文运用计量方法检验了财政分权与科教文类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文教卫类公共服务供给有促进作用,但地方自有财政收入与其却呈反向关系,这表明,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对教科卫类公共服务供给起到积极作用。     

财政分权是否影响了公共教育供给——基于理论模型与地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1994年分税制改革在提升了中央财权的同时,却使地方政府事权负担加重。这种支出的财政分权可能使地方政府减少公共服务的供给,比如公共教育供给。文章首先分析了产生该现象的主要原因,然后构建理论模型,基于1996-2007年全国地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证明财政分权确实减少了公共教育供给。文章进一步做了不同教育阶段和不同地区的对比。依据分析结果,文章对改进公共教育供给提出了财政体制方面的政策建议。     

分税制改革、地方财政自主权与公共品供给

本文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地方公共品供给水平有下降趋势,同时发现较高的公共品供给水平总是和较高的地方财政自主权联系在一起.本文应用分省面板数据,特别利用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导致的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跨时和跨区变化,为上述假设提供了实证证据.本文认为中国在财政分权化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既有制度设置可以作为上述因果关系的解释机制.一系列测量偏误和模型选择的检验显示本文的实证结论是稳健的.基于中国的研究支持了那些认为财政分权而不是集权将改善地方公共品供给水平的观点.     

Human Fallibility, Complementarity, an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economic growth properties under alternative fiscal organizations when a bureau's decisions are fallible. A country consists of J jurisdictions, which need a public service. In a centralized government, one authority decides on services in every jurisdiction. In a decentralized government, J authorities are in charge of each public service. An authority can have high ability or low ability, and an authority with high ability draws a good project with higher probability. We first show that the decentralized government provides the same average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s, with lower variance, than does the centralized government. We then apply this result to an economic growth model where the value of the Solow residual is a 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CES) function of public services. We show that there is a critical value of the degree of complementarity below which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s more desirable than fiscal centralization for an expected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decentralized government has a lower variance of GDP growth.     

转型中的分权与公共品供给: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

文章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转型中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的内在联系;进而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结构模型,在控制住财政分权与公共品内生关系基础上,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 GMM)检验证实了理论分析的推论:分权对"硬"公共品供给有明显加速作用,时"软"公共品供给有明显抑制作用;经济较差的地区,分权速度会加快,其中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分权速度要比人口密度低的地区快;人口密度较高、经济较好的地区分权速度会减弱;分权程度变化与政府行政效率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发展型政府"更偏好"硬"公共品供给,因而更偏好高分权.     

分权的“悖论”：“省管县”改革对居民医疗服务满意度的影响

财政分权是否有助于提高与本地居民偏好更加匹配的公共服务水平未有定论。借助“省管县”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文章旨在从微观需求角度考察地方分权对公共服务改善的效果。采用2005年的县级宏观数据和 CG S S2005居民调查数据,本文对“省管县”改革与公共医疗服务满意度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Logit模型结果表明,“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实施未能使当地政府提供让居民更加合意的医疗服务,反而恶化了居民对公共医疗服务的满意度。在排除了“改革错觉”、“预期效应”以及“滞后效应”的干扰后,这一结论依旧稳健。文章认为,财权扩大加剧了地方政府间竞争,使得县级政府有更大的激励将财政资金投入到基建领域而非民生领域,这将导致医疗服务供给相对不足,进而引起满意度的下降。中介分析证实了这一推理。文章研究有助于从微观视角评析分权改革的公共福利效应。     

财政分权的中国模式与OECD模式——分税制是财政集权吗

本文在完整的财政分权内涵上比较分析了1995—2009年中国与OECD国家的财政分权情况,结果发现,不管是收入还是支出,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呈现出中国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和OECD政治分权下的财政集权两种模式。中国的财政支出分权程度与经济增长和财政均等化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而这在OECD国家是不显著的。在中国的财政分权结构中,结构偏向的经济性支出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重点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扩张的预算外支出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所谓“事权与财权匹配”问题的实质是公共职责不清晰和预算软约束的地方政府收支扩张的财政机会主义倾向。财政分权改革的后续深化方向是在明确规范化地方政府公共职责和硬化预算约束的基础上适度财政集权化。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和房价水平

1998年房改以来,中国城镇房价持续快速上涨,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本文发现,较高的房价水平总是与较高的财政分权度联系在一起的,而较高的财政分权度又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密切相关。本文采用2000-2008年的分省面板数据,研究分税制改革背景下财政分权度对房价的影响机制,为上述假说提供实证证据。结果表明,分税制背景下逐年扩大的财政分权度是导致房价持续过快上涨的不可忽视的制度性因素。在使用了不同的计量方法、识别技术以及控制了其他潜在影响房价的因素后,本文的估计结果依然是稳健的。     

财政支出分权如何影响政府支出预算偏离*

政府支出决算与预算的差异可称之为支出预算偏离，其大小直接关系到现代预算制度的建设和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效果。预算最大化理论指出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的最大化，这会导致预算支出大于决算支出，而财政支出分权则便利了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最大化的条件，因此，财政支出分权是导致支出预算偏离的一个重要因素。利用1994—2017年全省层面和市县加总层面的财政预决算数据，本文发现，财政支出分权程度越高，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也越大。不同形式的稳健性检验较好地支持了上述结论。此外，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透明度能够降低财政支出分权对预算偏离影响的程度。合理调整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将有效降低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     

财政支出分权如何影响政府支出预算偏离*

政府支出决算与预算的差异可称之为支出预算偏离，其大小直接关系到现代预算制度的建设和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效果。预算最大化理论指出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的最大化，这会导致预算支出大于决算支出，而财政支出分权则便利了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最大化的条件，因此，财政支出分权是导致支出预算偏离的一个重要因素。利用1994—2017年全省层面和市县加总层面的财政预决算数据，本文发现，财政支出分权程度越高，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也越大。不同形式的稳健性检验较好地支持了上述结论。此外，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透明度能够降低财政支出分权对预算偏离影响的程度。合理调整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将有效降低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     

The influence of fiscal policy uncertainty on corporat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public companies

This paper uses China's public companies to test the influence of fiscal policy uncertainty on corporat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e study finds that fiscal policy uncertainty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the effect of conservative tax avoidance, a mediating variable between the two, is found more significant for non-state-owned and non-recession-stage enterprises. The study further finds that facing fiscal policy uncertainty, companies reduce R&D investment, which will deteriorate productivity. The overall results show that if the government maintains relatively stable fiscal policies, it will positively improve corporat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ven in a longer peri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