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偏好与美食街规模关系的实证研究

餐饮消费者有聚集消费的偏好。为了解这种偏好对餐饮企业聚集的影响，通过调查分析表明，消费者前往美食街就餐的概率及其变化趋势取决于美食街规模，或美食街中营业餐馆数量。     

中国城市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需求特征分析??——以对武汉市城区消费者的食品安全调查为例

近年来不断爆发的各类食品安全事件,使消费者对中国目前的食品安全状况存在普遍的担忧。从消费者角度探讨食品安全的需求特征,剖析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消费行为及影响因素,是对解决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另一种探索。文章讨论了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需求偏好的差异性和风险认知过程与规避,基于问卷调查分析了城市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需求特征,并借助Logistic模型论证了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是收入、学历、良好的食品安全消费习惯等。因此文章提出强化消费者食品安全支付意识,增加其可支配收入;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并培养消费者更好的食品安全消费习惯;完善食品安全信息公开,加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保障制度的了解与信任等,将有助于在中国营造成熟的食品安全消费环境。     

农业食品安全问题治理机制及管控体系

农业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了中国目前一个十分棘手的社会公共问题。由于食品安全问题成因、来源的复杂性及监管对象的广范性,对于农业食品安全问题的有效治理,需要构建政府、市场、行业自律组织、农业生产者、消费者协同治理机制。并构建优质农产品认证体系、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农业食品安全预警体系、农业食品安全适时监督检查体系、农业食品安全惩罚体系"五位一体"的农业食品安全管控体系。     

政府监管失灵、公众预期调整与低信任陷阱——基于乳品行业质量监管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在多个领域政府监管屡屡失灵。本文对乳品行业质量监管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为:初次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时,公众对政府治理效果具有良好预期,消费者对违规企业的信任能迅速恢复;但财税分权的制度设计决定了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利益的高度契合,质检机构纵容、偏袒、保护违规企业是经济生活的常态,只有爆发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危及社会公共安全时,政府才会对违规企业进行运动式打击;食品安全事件的频繁爆发导致消费者不断修正对政府治理的预期,最终导致消费者对政府和企业都丧失信任。政府监管频频失控比市场自发调整对消费者信任的损害更为严重。     

基于生命周期的食品安全事件网络舆情的形成与发展机理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依靠网络获取食品安全事件的相关信息,因此,对食品安全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变机理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文章在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食品安全事件网络舆情在孕育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的演变过程,提出了食品安全事件网络舆情的形成、发展、作用以及终结的演变机理,为食品安全事件网络舆情的预警研究奠定理论和研究基础,为政府应对食品安全事件网络舆情提供智力支撑。     

试论三鹿奶粉事件中的政府责任

三鹿奶粉事件是一起极其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在政府监管不力的情况下,致使不法分子利欲熏心,企业缺乏诚信,在社会中造成极坏的负面影响,给消费者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从三鹿奶粉事件发生的过程,分析了产生食品安全问题这类事件的主要原因,提出了政府责任首当其冲的观点,认为必须以人为本地、把好入“口”关,通过完善法制,加强全程质量管理,重视事前监管、舆论监管,树立社会正气等方法,深层次地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食品市场交易与监管博弈分析

食品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本文从有无政府监管两个方面,对食品市场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情况进行分析。在无政府监管情况下,企业生产劣质产品,消费者以低价购买劣质商品;而在政府监管下,食品生产企业生产劣质产品的概率降低,因此,在食品市场中,政府应加强监管,保障食品安全。     

消费者食品安全信任形成机理实证研究——基于江苏省862份调查数据

近年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使我国食品安全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笔者在对消费者食品安全信任形成机理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江苏省862份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消费者食品安全信任受消费者对食品供应各有关主体的信任、消费者对相关机构监管作用感知的显著影响。方差分析与多重比较的结果也从消费者感知角度反映出政府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被动地位和食品质量信息披露中的角色缺位等问题。     

我国食品安全规制间接效果评价 ——以乳制品安全规制为例

食品安全关乎消费者生命健康，食品安全规制迫切需要加强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检验食品安全规制政策实施效果是有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前提。本文从消费者营养健康视角出发，采用CHNS数据，基于反映政策冲击影响的倍差法，并结合通过样本筛选控制协变量影响因素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分析食品安全规制对乳制品消费量、消费者营养健康的影响，对规制的间接效果进行评价。研究结果显示，规制的不断加强使我国消费者对乳制品的消费信心得到恢复，促进了乳制品消费量的增长，并有助于改善消费者的营养水平和健康状况。但总体而言，规制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这恰恰说明政府单一主体的食品安全规制绩效较低，因此构建食品安全规制的多主体合作治理框架，对于改善规制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食品安全、监管有界性与制度安排

现有研究主要将食品安全监管政策的总体方向定位为强化监管,隐含了增加监管力度就会减少市场违规行为的假设。本文基于理性与有限理性假设的违规决策分析,在理论上发现并通过仿真验证:加大监管力度对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违规行为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在某些情形下,随着监管力度的增强,食品安全违规行为反而逐渐增多("监管困境")。同时,生产经营者的平均收益水平和行业总体收益水平也会相应降低("违规困境")。据此,作者提出食品安全治理的"监管有界性"假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应从单纯增加监管总量的制度安排转变为结构动态优化的"监管平衡"制度安排,即监管者面对监管资源不足的严峻现实,应联动地看待生产经营者、消费者和监管者的三元结构,根据生产经营者的违规超额收益和消费者支付水平动态调整监管力度,而不同的监管力度又会影响生产经营者的违规超额收益和消费者的支付水平,以此追求食品安全监管的三维动态平衡。     

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理性思考

不法生产者制造“问题”食品不外乎减少有益成分以降低成本、添加不益成分以增强特色、使用有害物质以提升品质指标等三种手段。而消费者认知不足和不良偏好是上当受骗的主要原因，一些产销者利欲熏心，不断翻新造假售假花样则增加了治理难度。为此，管理者抓食品安全问题任重道远，重点在于对生产者长期有效的监督，对消费者进行经常性的食品安全教育。     

消费者协会的理论考察与重构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年)明确指出,要积极扩大内需,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如何有效保护消费者权益,提高城乡居民消费积极性,成为被广泛关注的问题。在“全能政府”的社会治理理念下,政府部门充当着消费者的保护神,在商品质量的监管中充当着“救火队员”的角色。然而,频频发生的消费安全事件如“阜阳奶粉杀人案”、“广东毒酒案”等证明,目前政府主导型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而需要独立的消费者保护机构。一、消费者协会存在的理论考察:市场与政府监管的双…     

业主预期、学习经历与城镇住宅小区共享资源治理模式选择——来自南京市28个小区865个样本的证据

针对我国转型期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住宅小区共享资源治理困境,从业主预期结构入手,考察住宅小区共享资源治理模式。通过对非可控的样本观测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得出结论：业主的“独立承担资源损益的预期”与“资源支配权的自我归属预期”之问能保持其偏好的逻辑关联,但“资源支配权的自我归属预期”与“共享资源自我治理模式选择的预期”没有显著的逻辑关联,即偏好发生变化;而通过模仿学习经历,业主能够达到和谐的认知状态,使得三类预期之问建立一致的逻辑关系。因此,要形成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的自我治理模式,必须让业主认识到自身的治理主体地位。     

媒体监管的交易成本对食品安全监管效率的影响——一个制度体系模型及其均衡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企业、消费者、监管者、上级督察部门以及媒体五方利益主体的制度体系模型,并对模型的均衡条件进行求解。求解结果表明:降低媒体监管的交易成本不仅会提高消费者投诉的概率,还会降低监管者与企业合谋的概率,并会激励监管者及企业更加努力。如果上级督察部门仅根据媒体曝光情况来确定督察的概率,则会导致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出现逻辑悖论,而降低媒体监管的交易成本则会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效率。     

环境安全与食品安全风险的利益框架和社会机制分析

环境污染是食品安全的源头风险,我国环境状况日趋恶化,恶性事件频繁爆发,使得食品安全受到的深层影响日益凸显。本文针对近年几起环境污染引起的食品安全事件,辨析了风险事件的类型,分析政府部门的应对方式,并进一步考察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和利益框架的构成,以查找风险形成的社会机制。本文提出,社会利益框架的构建要从封闭走向开放,风险界定要从科学论证走向社会监督,监管机构要从困境突破走向能力建设,风险管理要重塑人的行为和价值观。     

环境税制下政府与企业环境治理协同行为演化博弈及仿真研究

构建了政府与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博弈模型,采用拟生灭过程演化博弈分析了不同的环境税水平下主体博弈的演化均衡状态以及实现协同治理的环境税制条件,并分析了环境治理博弈突变率和主体学习能力对主体博弈演化均衡状态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环境治理主体博弈的演化过程中,环境税率对政府和企业协同治理的实现存在门槛效应,并且在不同的政府监管力度差异和企业治理力度差异条件下,环境税的门槛效应存在差异性;环境治理主体的学习能力降低和治理系统突变率提高都会显著降低主体间的协同治理状态的稳定性。最后为促进我国政府与企业环境协同治理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食品安全监督机制研究——媒体、资本市场与政府协同治理

基于2004—2012年媒体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本文首次同时从媒体关注和资本市场反应两个视角出发,分短期和中长期定量分析了媒体、资本市场与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督的有效性,并研究了食品安全事件的行业溢出效应。结果显示:短期而言,大众媒体曝光食品安全事件给涉事公司带来显著为负的超常收益率,且媒体关注度越高,超常收益率绝对值越大,因此资本市场的激励机制成为监督食品安全的关键力量;长期而言,随着相关政府部门介入,官方权威媒体深入报道和追根溯源,与资本市场共同作用形成长期监督的力量。本文认为,建立媒体、资本市场与政府共同监督、协同治理的长效机制,是食品安全监督的有效模式,并且本文提出三方各自应该发挥的作用,使食品企业"不敢违规、不能违规、不想违规"。另外还发现,食品安全事件的行业溢出效应存在竞争效应和传染效应两种形式,具体表现形式决定于媒体报道能否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研究

公共危机的突发性使得我们必须在公共危机的预警阶段、处置阶段与恢复阶段广泛地调动多元化治理主体,以多元化的资金和资源作为物质基础,协同治理公共危机事件,进而提升政府危机治理能力.本文主要以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内涵作为切入点,阐述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面临的困境,最后提出提升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能力的路径选择:培育多元化的危机治理主体、完善危机治理法律法规和信息管理系统、拓宽危机治理多元化筹资渠道、提高多元治理主体的参与意识.     

食品安全治理中的消费者行为及其引导

当前治理食品安全市场、恢复食品安全供给绩效已成为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课题。人们普遍提出治理食品安全政府责无旁贷。对此,笔者没有异议。但是考虑到政府治理力量的作用过程和治理效率,笔者认为,重视消费者的治理力量才是政府力量得以充分发挥的必要前提。本文从消费者的行为表现——消费者麻木与敏感来考察消费者的治理力量及其对政府治理力量的影响,并从制度建设角度提出加强消费者治理力量的建议。     

政府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再造研究——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视角

整体性治理理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在最新理论成果,其针对政府管理的碎片化管理,提出构建协同、合作、共赢的政府管理模式。这一理论为中国食品安全体制提供了改革思路。首先简述整体性治理分析框架,接着分析当前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重构跨部门合作机制、健全食品安全信息网络、增强政府责任感和以目标为导向的绩效激励机制等改进措施,希望借此整合多方面的力量,提升政府食品安全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