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视角下独立董事与企业创新绩效

本文以2007~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不同专业背景独立董事的网络中心度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网络有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即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与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独立董事的专业背景进行区分后,发现上市公司拥有技术背景独立董事时,公司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与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显著增强.独立董事的网络位置是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这种影响随公司是否拥有技术背景独立董事而不同.     

股东网络能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吗？——两类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研究

以中国2010年至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研究股东网络、两类代理成本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股东网络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两类代理成本在股东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有部分中介效应。同时发现,第一类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低于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原因在于第一类委托代理关系中股东网络降低了股东与高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一步降低了第一类代理成本,从而提升了企业的创新绩效;而在第二类委托代理关系中股东网络较大幅度地增加了中小股东的谈判能力,进而降低了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剥削程度,也就降低了第二类代理成本,进而也提升了企业的创新绩效,但是第一类代理成本的降低可能小于第二类代理成本的降低。这一研究深化了股东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的认知,细分了两类代理成本的作用机制。     

企业网络、双元领导与组织创新的关系研究——一个理论框架

通过对企业网络、双元领导(授权型领导/命令型领导)与组织创新的文献回顾,在总结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企业网络划分为三个维度,即网络规模、网络连接程度、网络异质性,并以此为基点来探索企业网络、双元领导与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构建了企业网络、双元领导与组织创新融合的理论模型,建立起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论框架,对组织创新过程中企业网络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较完整的分析,提出假设认为网络规模、网络连接强度、网络异质性对双元领导有正向作用,对组织创新也具有正向作用。同时,双元领导对组织创新具有正向作用,在企业网络对组织创新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为今后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在线品牌社群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路径——资源、组织与领导的三维组态分析

在线品牌社群是企业创新的重要外部协同主体,其创新协同路径有待深入揭示。文章基于双元创新角度,运用QCA研究方法,通过294份有效问卷数据,研究了在线品牌社群的资源特质、组织结构、领导角色的组态效应对企业探索式和利用式双元创新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1)在线品牌社群的自组织结构是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共有的必要条件;(2)探索式创新通过领导资源型和组织领导型两条等效影响路径发生作用;(3)利用式创新通过资源组织型与资源领导型两条等效影响路径发生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拓展企业外部创新来源,从在线品牌社群的角度为两类创新范式找到差异化的影响路径,为社群运营提供策略支持。     

双重网络嵌入、双元学习与集群企业创新绩效——基于黑龙江生物科技集群企业的实证研究

以黑龙江省生物科技集群企业为例，立足于集群企业本地网络嵌入与跨区域超本地网络嵌入的现实基础，探讨其运用双元学习能力整合资源并将其转化为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黑龙江省生物科技集群企业双重网络嵌入对其创新绩效均具有正向影响，且超本地网络嵌入影响更显著，并认为双元学习在不同路径上分别起到一定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黑龙江省生物科技集群企业提升创新绩效不仅要重视本地资源网络间的嵌入，更要重视跨区域网络间的嵌入，利用外部先进资源实现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创新绩效影响研究——基于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

文章选取2017—2021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研发投入中介视角出发,研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研发投入在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创新绩效的效应中,发挥着正向的中介作用。     

企业网络结构-关系与锁定风险研究

以广东产业集群企业为样本,对集群企业网络结构-关系对锁定风险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集群企业网络中心度、网络强度和网络稳定性对政治锁定具有正向影响,网络中心度与网络强度对集群企业网络功能性锁定具有正向影响,网络范围与网络稳定性对集群企业网络功能性锁定具有负向影响;网络中心度与网络稳定性对集群网络认知锁定效应具有负向影响,网络范围与网络强度对集群网络认知锁定效应具有正向影响。     

社会网络视角下的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粘性——基于董事联结的调节效应

董事联结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是企业获取异质性信息和稀缺资源的重要渠道。本文基于社会网络关系视角,构建了公司层面的董事网络中心度,考察董事联结对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粘性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越大,高管薪酬粘性越强;董事网络中心度弱化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进一步区分联结强度后发现,内外部董事联结关系的强弱会对治理效应产生差异化影响,需要警惕内部董事的强联结关系存在正向调节效应而加剧高管薪酬粘性。以上发现意味着,网络位置与联结强度是影响董事联结治理效果的两大关键要素,董事联结的网络位置对管理层权力及薪酬粘性会产生重要的治理机制,但其作用的发挥同时需要依赖于内外部董事联结关系的强弱。     

外部监督抑或机会主义：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金融化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发挥外部监督效应，有助于缓解代理冲突，减少企业金融化，但同时也可能发挥机会主义效应，导致管理层自利成本降低，从而加剧企业金融化。为此，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检验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加剧了企业金融化，且随着管理层自利动机的增强，二者的正向关系更显著，这支持了机会主义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金融化的正相关关系仅在国有企业和外部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显著。当管理层自利动机较强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提升金融化后，对企业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制造企业创新网络与双元性学习——基于垂直、水平创新网络的比较研究

文章将制造企业创新网络分为垂直创新网络和水平创新网络，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索了两类创新网络对双元性学习的差异化影响机制，揭示了有效提升企业双元性学习的相关创新网络特征。实证研究发现，网络强度主要通过提升网络质量，间接促进双元性学习，且垂直网络的效果优于水平网络。垂直网络规模对双元性学习有正向的直接和间接效应，而水平网络规模对双元性学习的效应均不显著。网络管理能力强化了垂直网络强度对双元性学习的积极影响，弱化了水平网络规模对双元性学习的消极影响。     

连锁董事网络与权益资本成本:影响效应及路径检验

作为一种长期稳定嵌入于企业中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连锁董事网络能否通过资源获取和信息传递功能降低权益资本成本有待深入探讨。本文利用2009-2016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连锁董事网络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效应和作用路径。结果表明,较高的连锁董事网络位置能够显著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在内生性检验和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经营风险和信息风险在连锁董事网络影响权益资本成本中均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即较高的连锁董事网络位置可以通过缓解经营风险和信息风险来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结论为深入理解连锁董事网络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的内在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技术董事、研发投入与可持续增长

文章基于“特征——行为——经济后果”的研究范式，以2008-2015年中国披露了研发费用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中介变量方法对技术董事通过影响企业研发投入而作用于企业可持续增长的情况进行研究，并量化了这种中介作用的大小。研究结果显示：（1）技术董事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实现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技术董事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技术董事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促进作用有一部分是通过研发投入实现的，企业研发投入是技术董事与企业可持续增长之间的部分中介变量。本文的研究对构建支持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董事会治理结构具有重要启示，也为技术董事的创新驱动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     

独立董事治理、 供应链关系与股权资本成本

本文以2009～2016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供应链关系对企业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进一步考察了独立董事通过董事网络发挥的治理作用对供应链关系与股权资本成本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供应链集中度越高,企业的股权资本成本越高,二者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关系在独立董事网络位置较差时更加显著.说明网络位置较好的独立董事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缓解外部资源依赖,发挥更有效的治理效应,从而抑制供应链集中度过高对股权资本成本带来的不利影响.研究结论丰富了供应链关系对股权资本成本的作用机理,并为企业缓解过度依赖供应链关系交易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双元创新的影响——政府补贴和高管技术背景的调节效应

随着我国人口红利消退、劳动力成本上涨,工业机器人成为推动制造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高阶梯队理论,运用2011-2018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双元创新(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影响,以及工业机器人应用影响企业双元创新的情境因素。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具有正U型影响,对企业利用式创新具有积极的线性影响;政府补贴和高管技术背景能够强化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正U型影响;政府补贴能够强化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利用式创新的线性影响,而高管技术背景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连锁董事网络与企业动态创新能力 ——基于多重治理情境的调节作用

在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连锁董事网络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体现和社会资本的载体,是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途径.连锁董事网络位置体现了网络权力,会通过机会感知、资源整合和知识吸收效应进而影响企业创新能力.本文拓展了创新能力的动态维度,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2009—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连锁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动态创新能力的差异化作用机制,并探讨治理情境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连锁董事网络中心度对创新投入能力、创新产出能力、创新转化能力均有显著影响;结构洞对创新投入能力有显著影响,而对创新产出能力和创新转化能力的影响不显著;连锁董事网络位置与动态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会受到多重治理因素调节效应的差异化影响.本文的理论分析拓展了连锁董事网络和动态创新能力的相关研究,可以为中国企业动态创新、公司治理制度安排和连锁董事网络构建提供借鉴.     

高管危机警觉性是如何影响组织创新的？一个双中介模型

文章基于信息加工理论以及“信息→认知→行动”框架，探索并验证了高管危机警觉性与组织二元创新策略间（渐进式创新和突变式创新）的内在机制与路径模型，即组织响应和组织自省的双中介效应。本研究基于218家企业调研数据，所采用的层次回归、结构方程建模和Bootstrapping等方法的检验结果显示，高管危机警觉性正向影响组织渐进式创新和突变式创新；高管危机警觉性通过组织响应影响渐进式创新，通过组织自省影响突变式创新。研究结论为企业在危机下实现绿色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启示。     

现金股利、代理成本和企业绩效实证研究--基于农业上市公司数据

以沪深两市A股农业上市公司2010-2018年度现金股利发放为样本,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现金股利发放水平、两类代理成本和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农业上市公司随着现金股利提高企业绩效显著上升;现金股利与第二类代理成本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随着两类代理成本增加使企业绩效显著下降;第二类代理成本在现金股利与企业绩效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高管股权激励对民营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基于双重代理成本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内部因素成长理论与双重委托代理分析框架,以2007-2011年中国民营中小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探讨高管股权激励对民营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能够有效抑制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第一类代理成本,但对于由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利益冲突而形成的第二类代理成本并没有显著影响;同时第一类代理成本在高管股权激励与民营中小企业成长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即股权激励以抑制第一类代理成本为影响路径对民营中小企业成长产生促进效应,但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并未显现。     

机构投资者特征与企业双元创新关系实证研究

创新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机构投资者持股会影响双元创新活动。基于2012—2021年创业板上市公司6064个样本数据,实证检验机构投资者特征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促进公司的探索式创新,高管团队异质性对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与探索式创新的调节作用具有差异性;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与双元创新之间关系不显著。     

家族涉入、网络结构与家族企业的网络交易成本

文章利用浙江和重庆两地制造业家族企业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家族涉入对家族企业降低网络交易成本的影响及网络结构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家族所有权、家族承诺对家族企业降低网络交易成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领导企业的家族代数对家族企业降低网络交易成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网络中心度和密度在家族承诺与降低网络交易成本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提高我国家族企业网络组织效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