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演化

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上的特殊性保证了企业的竞争力。但是,随着企业的发展,家族管理的弊端也明显可见。通过对信任关系、股权和决策机制的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推动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的演化,实现内部治理的动态连续性。     

信任、专业化分工与家族企业治理机制选择

信任和专业化分工是影响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机制选择的主要变量.本文通过动态地阐释我国家族企业的信任结构、家族主义信任的拓展及信任、专业化分工程度对家族企业治理机制选择的影响,提出了一个基于信任与专业化分工双维度的家族企业治理机制选择的综合性描述框架,即家族企业主在权衡受信任程度影响的交易成本和受专业化分工程度影响的企业效率的基础上,相机地选择古典式治理、泛家族式治理、网络式治理和现代式治理机制.     

信任约束、交易费用与内部关系治理——华人家族企业行为模式分析

华人家族企业较重视"五缘"关系,特别是亲缘关系。这种关系是家族主义人际信任的认知基础。人际信任关系的不同对交易费用产生重要影响,现阶段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模式(表现为关系治理)是现存儒家文化积淀和现有企业规模上的最小交易费用安排。随着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和家族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华人家族企业的"关系治理"将被"理性"的制度化治理所取代。     

国外家族企业代理理论研究新进展

基于私有产权、两权合一和家族管理特征的考虑,传统代理理论把家族企业视为治理信任和降低代理成本的高效率制度安排。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当父母对子女的不对称的利他主义与私人所有权、所有者管理等特征相互交织时,家族企业凸现自我控制问题,这削弱了正式治理机制的效率。因此,家族企业同样面临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要挟等代理问题。嵌入在血缘和利他主义中的家族和企业两大系统的相互作用,使家族企业的代理问题更加复杂化,也给家族企业治理提出了难题。     

家族企业结构升级中的信任机制变迁

中国家族企业中基于感情逻辑的私人信任倾向十分明显,随着企业从"创业结构"向"发展结构"的升级,家族企业主必须从"内部承重体系"的构建与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善内外两方面对社会信任进行规制.由于社会信任规制的高成本,中国家族企业的结构升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论家族企业的混合治理

家族企业的治理方式具有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并存的特点,契约治理是企业组织的本质要求,而关系治理则来自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成员间信任关系.现阶段关系治理在我国家族企业中的优势依然突出,这是家族企业为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费用的理性选择,也是家族自身不断强化其家族势力的结果.但随着家族企业发展壮大,关系治理会逐渐丧失这种优势.     

中国家族企业成长与演化路径分析——基于家族文化视角

在中国传统"家文化"思想的影响下,家族企业除了经济目标之外还背上促进家族利益增长的责任,而家族利益与企业利益的冲突和博弈,决定了企业家族的成长和演化远比非家族企业要复杂。文章将家族利益与企业利益的冲突纳入家族企业成长演化的分析框架中,并根据两种利益的博弈过程对家族企业的成长及演化过程进行阶段划分,深入剖析各阶段对应的内部治理模式及企业成长特征。     

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相机选择研究

以往的观点普遍认为家族治理的代理成本相对较低,然而这不能解释一些家族企业出现的内部代理冲突.笔者以利他主义为分析视角,认为由于利他主义的双面作用,家族治理的代理成本并不一定低.我们从代理成本和代理能力两个维度提出了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相机选择的原则,认为应该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选择以下治理模式:家族治理、专业治理、折中治理和分殖治理.     

家族企业的人际信任及其内部治理

华人家族企业的人际信任会降低组织内部的交易费用,其内部治理表现为关系治理,该治理模式是现存儒家文化积淀和现有企业规模上的最小交易费用安排。随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和家族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家族企业的"关系治理"将被"理性"的制度治理所取代。     

职业经理人进入家族企业的障碍及对策

在引入职业经理人问题上,西方家族企业是没有障碍的.职业经理人进入我国家族企业的主要障碍有两方面:一是家族企业对职业经理人的不信任障碍,解决途径是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构建职业经理人市场约束机制和扫清企业隐私障碍;二是家族成员的退出刚性障碍,解决思路是建立并硬化家族成员的退出机制,使企业的继承权能够平稳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