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与波动的福利分析——基于异质居民户的数值模拟

文章在Lucas(1987)模型中引入习惯形成,并将其拓展成含收入变量的形式,在此基础上采用中国农村五等份收入户的收入数据进行数值模拟。结果显示:收入增长比收入平稳更为重要。当风险偏好不变时,两类福利成本的比值随习惯强度变化的轨迹呈倒U型;习惯形成不变时,两类福利成本的比值随着相对风险规避系数的增大而递减。在不考虑收入波动的福利成本时,促进收入增长能为低收入户带来相对较多的经济福利;不考虑收入增长的福利效应时,收入波动加剧会给低收入户带来相对较多的福利成本。因此,当务之急是增加农民收入,同时也应该兼顾收入波动给低收入群体造成的消极影响。     

房产税改革的经济与福利效应：基于异质性个体模型的研究

如何理解房产税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和对微观家庭的异质性影响，对于中国的房产税改革非常重要。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异质性个体的世代交叠模型，量化分析了房产税改革对宏观经济运行和异质性微观个体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房产税改革的长期效果是优化居民资产结构、刺激消费、降低房价并显著提振实体经济。房产税改革带来了显著的福利改善，且对低收入群体福利改善最明显。然而，征收房产税在短期内会带来房价的快速下降和租金上升，高财富和住房资产较多的群体在改革当期甚至存在福利损失。当存在征收面积减免时，房产税改革对房地产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减弱，低收入群体更容易买房的同时伴随着消费的相对下降。     

中国1991～2006年收入分布的动态变化:基于核密度函数的分解分析

本文使用多年微观家计调查的数据,利用核密度估计分解方法,分析1991～2006年间收入分布变动的差异,通过分解差异的不同来源考察其所代表的不同的福利含义,并试图回答改革过程中增长与不平等对于分布变动的相对影响。研究发现,这十五年间收入分布的显著变动主要体现在中等收入组分布密度的下降以及中低收入组向高收入组的流动,同时分布多年呈现出双峰或多峰形状说明了异质性群体的存在。分布变化的首要原因为均值效应(增长),其次为方差效应(不平等),残差效应(异质性群体)的效果最小。分布变动主要源于收入的增长和福利的改善,不平等效应虽然也起到很大作用,但整体效果小于均值效应,而异质性群体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低收入组,且重要性相对较小。不平等削弱了增长的福利效果,使得部分低收入家庭受损,又可能使得部分高收入家庭获益。城乡虽然都享受到了收入增长的益处,但乡村地区经历了更为显著的收入分化,且异质性群体的作用更为明显。     

中低收入群体“房困”难题的破解路径

我国城市化进入加速期后,中低收入群体的"房困"日益成为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本文认为,公共部门向中低收入群体提供准公共住房的制度安排模式,可以有效破解中低收入群体的"房困"问题.     

我国保障性住房的发展脉络与制度创新研究

文章指出,我国当前的保障性住房是以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房为主的保障体系。住房保障制度是政府利用国家和社会的力量,为住房困难群体提供其基本生活所需住房的若干制度安排,以便在房地产领域实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文章认为,与商品房相比,保降性住房制度还很不完善,加快社会保障住房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不仅能够改善中低收入群体的福利,也是我国加快城市化进程和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     

国外经验对我国解决低收入群体住房需求的启示探讨

我国住房问题是人们重点关注的民生问题,它关系到社会和谐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目前房价的暴涨和人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需求矛盾相对突出.国家重视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始终将改善居住条件作为城市化发展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但我国在解决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上还存在一些不足.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改革思路,不妨借鉴国外一些发达国家解决住房方式多样化具体经验.     

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对兰州市城镇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及对策

收入是衡量社会群体分组的重要指标,是对社会分层的最基本变量.低收人群体是一个比较意义上的概念,即以收入水平分界,以收入排序为标准,界定低收入群体的规模及与其他群体的收入差距.本文重点以兰州市目前领取失业保险金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数为标准,确定兰州市低收入群体并进行分析和论述.     

从馆藏资料看民国时期甘肃省银行的小额农贷

目前小额信贷是学界探讨的热点之一。从小额信贷发展模式上的争论来看，可归纳为是坚持福利模式还是商业化模式运作。当前的小额信贷机构，大部分都以扶贫或社会发展为宗旨，这些机构源自对贫困人口的扶助组织，强调贫困及低收入群体应同样享有贷款的平等权利，在运营中更注重公平原则，因而被称为“福利模式”。     

关于我国廉租房制度建设的几点思考

"居者有其屋"是国民对住房的基本要求,本文分析和探讨了我国实行廉租房制度的社会必然性和社会意义,重点讨论了廉租房制度建设中的一些应予关注的问题。本文认为:为了解决有限的土地资源和低收入居民群体之间的矛盾,由政府制定和实施福利性质的廉租房制度、为社会低收入人群提供基本住房保障的做法是适应现阶段我国国情的。     

论高房价现象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影响

在全国人民都在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潮流下，房价的过快增长似乎成为了一个不太和谐的音符。高昂的房价让许多平民百姓望尘莫及，尤其是青年一代更是将房子与未来联系在一起，担心无力购房而影响了一生的幸福。本来，低收入群体买不起房是一个沉痛的话题，但是社会上有一些位居所谓的“富人阶层”的人，却在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上屡屡大放厥词，公然声称“穷人就该买不起房”等一系列惊人言论，引发了强烈的讨论和争议。本文针对这些言论提出观点，认为房价上涨有其客观必然性，但是屡屡利用贫富差距这一敏感问题引起社会关注，引发贫富阶层对立，激化高低收入群体的矛盾，这是违背和谐原则的，将会引发难以避免的社会问题，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所不能接受的。     

"补砖头"还是"补人头"

经济适用房政策就像一根敏感的神经,紧紧联系着中低收入群体的“购房梦”.它主要通过政府的财政补贴来提高购买者的支付能力,从而达到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目的.在经济适用房管理机制中,补贴方式是否科学、有效是影响其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     

为构建和谐社会我国收入分配政策必须向低收入群体倾斜

本文在指出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低收入群体已经形成的基础上。认真探究了低收入群体形成的原因及目前的发展状况;深刻地阐述和剖析了当前扶持低收入群体、救助贫困人口的重大现实意义;并针对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现状的已有缺陷,提出了收入分配政策必须向低收入群体倾斜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以期通过扶持和救助,有效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缓解各种利益矛盾,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现阶段廉租住房退出管理中的问题与对策

廉租房是一种针对社会最低收入住房困难群体的兜底性保障制度。由于保障对象仅限于最低收入家庭,所以当家庭经济条件改善时就应该退出。但是实践中,由于退出制度不健全,出现保障模式选择上偏向易退出但政策效能弱的租金补贴模式;福利享受固定化诱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制度衔接不畅阻碍退出等一系列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必须从住房定位、保障模式选择、退出指标设定、退出流程、保障制度衔接等方面入手解决。     

萧灼基：对低收入群体要保障而不是救济

北京大学教授萧灼基认为，对低收入群体要保障而不是救济。他认为，过去人们往往把保护、帮助低收入群体视为“救济”，这是不正确的，这种观念需要改变。按照党的十六大的精神，我们既要保护、鼓励先富起来的产业、先富起来的地区和先富起来的群体，更要保护、帮助低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也在创造财富，整个国家基础设施的形成离不开他们的努力；     

公共廉租房制度的国际借鉴

公共廉租房制度源于对低收入群体的居住权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商品房市场只能解决有实际支付能力的群体的居住权问题,对于低收入群体的住房,若     

遏制收入分配马太效应的金融扶贫思考

面对当今收入分配领域中凸显的马太效应,如果低收入群体自身增收乏力,完全依赖财政扶贫来支撑社会保障需求的不断增加显然是难以为继的,必须创造条件为低收入群体自身发展建立长效增收机制。文章揭示了金融扶贫能够通过公平配置金融资源,提高低收入群体增加就业和增收的可能性。     

数字经济发展、阶层向上流动与中等收入群体扩容

中等收入群体扩容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降低社会不平等，加快实现共同富裕。文章从收入阶层流动的视角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在共同富裕目标中的作用，从理论上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影响，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截至2018年，我国仍有68.67%的家庭处于低收入阶层，“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明显，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缓慢；第二，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有助于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扩容，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仍成立；第三，机制检验发现，家庭创业、理财参与和就业水平提升是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第四，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效应在西部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更显著，并且与城镇和低人力资本家庭相比，这种促进效应在农村家庭和高人力资本家庭中更强。文章的研究发现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论据。     

新疆吐鲁番地区城镇低收入群体生活状况、面临的困难及对策建议

为了解当前吐鲁番地区城镇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状况,国家统计局吐鲁番调查队根据全地区城镇住户抽样调查资料,结合居民消费价格(CPI)监测资料,对2010年吐鲁番地区低收入居民家庭收入、消费、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问题进行了实地调研分析,研究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生活的影响程度,社会保障水平是否完善等问题,最后提出了一些提高吐鲁番地区城镇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的建议。     

我国居民基本需要的消费潜力估计

居民基本需要的消费是界定生存水平的基本需要和体面生活水平的基本需要的范围与内容,以及两个层次的基本需要满足的标准与程度.我国低收入群体的基本需要还未得到满足,尤其是体面生活水平的基本需要的消费潜力有待开发.作者通过从理论上测算基本需要满足的消费水平以及估计基本需要的消费支出现状,得出两者的差距即基本需要的消费潜力,并提出开发低收入群体基本需要的消费潜力的对策.     

我国低收入群体的现状及增收对策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越来越严重,国家统计局发表的<中国统计年鉴>上的数字,1990年城镇最低收入户居民与最高收入户居民收入之比为1:3.27,到2001年扩大到1:5.39;1990年,农村高收入户的居民收入与低收入户居民收入之比为1:6.7,到2001年上升到1:9.3;若将城乡居民的收入加总,然后从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总收入的比重方面来考察,可以发现过去十几年里,农村人口所占收入比重由1990年62.2%下降到2001年48.5%,而城市居民所占收入比重由37.8%上升到51.5%,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来看,还有不断增大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高收入群体占有的收入份额迅速上升、低收入群体占有的收入份额在不断下降,城市人口占有的收入份额不断扩大、农民占有的收入份额不断缩小,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日益严重.而随着我国居民不平等状况的加剧,目前在我国的居民中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三个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