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演义》之“义”——“义”与性格的关系

“义”是《三国演义》创作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元素，不仅体现了作家的道德评判和价值观念，而且渗入到了小说的政治、军事、外交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还与人物形象的塑造密不可分。本文从“义”与性格的关系出发，揭示“义”对性格刻画所起的作用。从而得出“义”不仅是人物的性格而且是塑造人物的有效有效方法。     

创造社小说对现代情绪的体验

创造社作家认为情感情绪是文学的本质，作家的自我情绪应该具有社会性和时代性。他们以深切幽婉的笔调塑造了大批流浪者的集体群像：揭示出现代青年在“民族郁积”下青春的感伤和生存的悲哀。     

广告语言中“失范”现象分析

文章主要从广告心理、内容、语用等不同角度，对广告语言“失范”现象进行了剖析。“失范”的广告语要么违反了广告真实性的要求，“言过其实”，要么“恶俗挑逗”，“不合音韵”等，而这些“缺憾”是广告修辞需要避免的基本问题。     

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与李渔爱情婚恋小说的比较研究——以佳人形象为中心

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大量出现。作家们塑造了众多的佳人形象。综观之，这些佳人大都具有“色、才、情”的基本要素．反映了作家“求补偿”的创作心态及文人对理想中至情人性的追寻。而同时代李渔所创作的三十篇拟话本小说中．亦有近三分之一是叙写才子佳人波澜曲折的爱情婚恋故事，但这些故事中的佳人形象所具的内涵则复杂的多。本文拟通过对两种佳人形象的比较，来加深对作家创作心态和两者女性观念的理解。     

曹雪芹何故钟情"忧郁女性"的探析

特殊的家庭使伟大作家曹雪芹从小形成了对女性深入而独特的认识，他那同情女性而叛逆封建家庭的心理从此便驱使他在《红楼梦》中写出了一位可泣可叹的“忧郁女性”——林黛玉。试图从心理分析的视角出发，来探究一下作家塑造这位“忧郁女性”的深层所涵盖着的作家自身的生存体验、生活经历和审美心理。     

创造性思维教学之我见

思维方法是保证思维活动正确运行的规则、路径和手段。创造性思维是指开拓人类认识新领域的思维活动。“十五”纲要提出要着力推进素质教育，重视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党的三代领导人对青年大学生寄予厚望，作为教育工作，一定要在教学工作中用创造性思维，从五个方面来塑造大学生。     

营销，不妨学学“章鱼哥”

从“中国英利”的广告牌在世界杯赛场上比比抢镜，到中国制造的“呜呜祖拉”成为世界杯“甜蜜的噪音”，如今的世界杯，不仅仅是球迷疯狂期待的足球盛宴，更是各商业品牌为之争夺的“星秀场”。既然是星秀场，就免不了红花绿叶、草根大腕的暗中较劲，而结果要么是制造了一呜惊人的品牌推广，要么是平添了几个到南非“打酱油”的商家。     

论郭沫若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借鉴

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国家与国内的“弗洛伊德热”的化背景中，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作家郭沫若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郭沫若吸取了弗洛伊德学说中的合理的和有用的部分，特别是他借鉴了精神分析的“导泄法”（或“烟囱扫除法”）和“升华说”，即使自己的创作实践摆脱了人物塑造的单一化，又使自己的理论研究具有更大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但他所受“导泄法”的影响也有一定消极作用。     

从“可写的文本”到“可余华创作新论读的文”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余华的创作发生了从“可写文本”到“可读文本”的巨大变化,原因何在?“文学场”的巨大变迁及作家的自觉顺应是主要原因。     

火车上卖凳子 一年净赚16万

差不多每一个外出打工的人，都有过“站”火车的经历——面对“站票”，人们要么自认倒霉，要么怨天尤人，要么咒骂铁道部门。然而，广东东莞一位叫郑芝兰的打工嫂，在尝过一次挨站之苦后，却从中发现了商机，靠出售小凳子闯出了一条谋生之路，既使站客免受挨站之苦，自己又着实赚了一把。     

唐中叶刘晏理财与两税法改革的再评价

文章通过对唐中叶刘晏理财和杨炎两税法改革的回顾,认为以往研究者对刘晏和杨炎改革给予的正面评价需要再评价。刘晏所实施的以增强国营经济和提高国营经济效益的改革积极作用有限,在其死后其理财政策的弊端日益显现。两税法改革使得政府开支无法受到有效约束,改革后果是进一步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文章提出,评价一项改革政策的好坏不能以“公”（国营）或“私”（民营）为标准,而是看其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能以“新”或“旧”为依据,而是看其是否代表了广大百姓的利益诉求。     

红学是不是学术，该不该成为显学？——兼与王文元研究员商榷

学术的评判标准是其研究有没有形成一个专业性强的复杂系统，红学的学术性质具体体现在其学科体系上。《红楼梦》是曹雪芹利用他一生（从幼到老）的生活素材，精心建造的雄伟的金碧辉煌的皇宫，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一皇宫的研究来还原其生活素材，去寻找标准答案。红学成为显学决不是“完全是人为造势的结果”，它主要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红学发展必须建立在对大量红学附会的纠正上，如果没有这些附会的存在，今天红学不可能有这么快的发展。红学的效益性在其研究的服务性即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也是红学的主道。人民群众的正统思想是追求自由、追求自身解放、追求全面发展的思想，这是历史发展的主道，红学的主道也不能偏离历史发展的主道。     

福建乾嘉诗人——谢震

以相关文献为佐证，再现了福建乾嘉间较著名的学者兼诗人谢震的生平及其诗歌创作的概况。谢震虽然命途多舛，但具备高扬的政治理想。他的诗歌独具“孤寂惆怅、感伤幽怨”的情感，且其诗歌创作具学问化倾向，实开同光体闽派“学问化”之波澜。     

孔子论美

孔子眼中的＂美＂,主要指自然美、人格美、艺术美,其美学思想主旨是＂尽善尽美＂的观点,＂美＂与＂善＂的关系是其美学思想的核心。大体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美善同一观;二是美的形式与善的内容相统一的美善对立统一观。孔子所开创的＂比德＂思维方式,在美学史上具有奠基性的作用。     

侯外庐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上的特殊地位

侯外庐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点意义：首先。侯外庐的史学实践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和历史观的转换，即确立服从政治需要、学以致用的史学观，和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历史观。侯外庐创造的历史体系尤其是思想通史体系，对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影响都很深远。其次．侯外庐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习及其形成的诸多论断至今深有启发，仍不过时。特别是侯外庐的社会史与思想史并行研究的治史方法和“实事求是”、“独立自得”的治学精神成为后学者的典范。这些都奠定了侯外庐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传统诗歌中祝融形象的变迁

祝融是我国上古神话人物之一,关于他的传说历来众说纷纭,其形象渗透到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中,也承载着不同的意蕴。祝融最早出现在诗歌当中,是诗人们在现实中遭遇打击和排挤,政治理想受阻后的悲愤之歌,隋唐以后,诗歌中所呈现的祝融的形象,已经从单一化逐渐向多元化过度,宋代及后世的诗歌当中,则更是展现了一个意蕴丰富的祝融,而随着神话题材诗歌的大量涌现,祝融形象在诗歌中的内涵也逐渐定型。本文从神话与诗歌的关系和渊源着手,分析和考究了历代诗歌中祝融形象的内涵及其意义,以求勾勒出祝融形象在诗歌中的演变和发展轨迹。     

从“纯语言”与“可译性”解读本雅明《译者的任务》

本雅明在其著作《译者的任务》中阐述了他独特的翻译观,对传统的翻译理论产生在巨大的冲击.本雅明的翻译观是建立在“纯语言”基础上.通过探讨“纯语言”与“可译性”,我们可以对《译者的任务》里本雅明所阐述的翻译观有更深入的了解.本雅明的翻译观虽然存在着某种神学气息,但其观点还是科学的,辩证的,对后来的建构主义发展以及未来翻译的研究方面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孔子的生命焦虑初论——以“遭遇隐者”为例证

孔子终生致力于复兴东周，其自我“角色期待”是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这一角色期待使孔子一生面临理想与现实、目标与手段等多重矛盾和困惑，由此给他带来了不绝如缕的生命焦虑感。周游列国而“遭遇隐者”时尤为明显的体现了这一点。晚年以“作《春秋》”为显著标志的整理六经，是他应对政治追求失败带来生命焦虑的反思与抉择，但并未由此使自我的生命焦虑彻底消解。     

丁尼生心路历程之“永恒之路”

"永恒"这个主题一直在宗教哲学中备受关注。阿尔弗雷德·丁尼生(1809-1892)是继诗人华兹华斯后的桂冠诗人,毕生创作了499首诗歌。其131首的组诗《悼念集》被视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哀歌之一。此诗为了缅怀其挚友A.H.哈勒姆而作,不仅传达了诗人对不朽的精神追求,以及其人生哲学,还呈现出诗人探索"永恒"问题的心路历程。     

王阳明《春秋》学思想初探

现代学者对于王阳明解读儒家经典的著作的研究较少,尤其缺乏对王阳明《春秋》学思想的研究。王阳明虽然在《春秋》学方面上的文字著述较少,但是从他的弟子在文集中记录的《春秋》学论断出发,可以发现他的《春秋》学思想是对宋代《春秋》学家胡安国思想的继承和发挥,看到王阳明如何从心学的维度上确定《春秋》的经传关系,进而厘定王阳明《春秋》学思想在其心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