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分割、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构建城乡分割体制下的二元经济模型来分析转型期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内在机制,并基于省区数据建立交叉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城乡劳动力流动率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随农民工工资和城镇化水平的临界值由扩大转为缩小;(2)近年来超过三成的城乡收入差距是由城市就业市场对农民工歧视产生的农民工向城市的转移价值带来的.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研究

以我国现阶段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状以及对大学生就业造成的影响作为研究背景,阐释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理论发展概况,以大学毕业生作为主要研究群体,以大学生的就业困境为研究内容,运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及原因进行分析,针对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我国大学生就业的具体困境提出应对措施。应加强户籍制度改革步伐,拓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渠道,加强对大学生的就业指导,提高大学生实践与动手能力等。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就业弹性的影响及对策

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城市及乡村的就业弹性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就业弹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这种分割使城市的就业弹性数值相对很大，相对而言，乡村的就业弹性却持续保持很小的数值。可见，城镇相对乡村而言较低的就业量对GDP起着较大的贡献作用。相反，乡村相对城镇而言较高的就业量并没有导致GDP的快速增长。     

农村劳动力本地非农就业的信贷缺失研究

劳动力市场分割及金融危机的发生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就业的顺利实现,而随着乡镇企业资本替代劳动比率的持续下降、农民工返乡创办的企业大量出现并逐渐成为乡镇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地非农就业将成为农村劳动力新的选择。在分析乡镇企业信贷资本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间的相关性、企业创建及运营过程中的信贷缺失的基础上,提出应通过调整信贷结构、对农民工进行相关培训来解决融资难问题,促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的有效结合,进而实现农村劳动力本地非农就业。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中国城市农民工市场的波动——兼论新《劳动法》对农民工市场的影响

中国城市具有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农民工市场属于第二劳动力市场。农民工市场的均衡模型表明,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会影响农民工市场的自动调节,进而引起农民工市场的均衡与波动。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构成以及城市农民工市场的波动情况为视角,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可分为三个阶段。2003年以前城市农民工市场可以自动达到供求均衡,而2004年以后则交替出现"民工荒"和失业等劳动力市场的缺口,主要是由于农民工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弹性的相对大小发生了变化。新《劳动法》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但尚无法确定其是否会改变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因而也无法确定是否引起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短期内,政府可以通过影响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来降低城市农民工市场的波动,长期而言,只有采取有力措施变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为一元劳动力市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民工市场的波动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资本障碍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我国城市化面临的首要问题.然而,目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主要原因就是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偏低.随着劳动力就业的市场化和第二、三产业技术含量的提高,人力资本成为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和就业的决定性因素.本文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资本障碍,并对如何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出了有关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困境与对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规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建设的一支生力军。但是由于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职业技能缺乏、居无定所、身份认同困难等因素严重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由此也衍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甚至在城市出现了＂新二元结构＂现象。因此,必须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种种障碍,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以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     

当下农民工就业问题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劳动力市场也因知识经济与信息时代的到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劳动力市场中一个庞大的群体,农民工在当下这个新环境的就业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如今,农民工就业问题面临着各种障碍,如何保证与改善农民工就业质量与收入水平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研究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户籍区别强化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则有利于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进而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然而,农业转移人口户籍变更的就业提升效应还有待深入研究。本文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实现了“农村人—城里人”的身份转变,有利于提高其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进而促进就业质量提升,但短期内还不能完全消除原有户籍对其就业的不利影响。因此,经历了户籍变更（在城市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称为“农转非”群体）的就业质量显著高于未进行户籍变更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称为“农民工”群体）,但与城市本地居民（“本地市民”群体）仍有一定差距。同时,“农转非”群体与“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差异的产生不仅仅是由于户籍变更,还是劳动能力禀赋存在显著差异的结果;人力资本是影响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关键因素,因而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选择性农转非”群体比“政策性农转非”群体有更高的就业质量。采用2013、2015、2017年的 CGSS数据,比较不同群体的就业分布,并采用多元Logit模型分析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的就业质量效应,结果显示：“农转非”群体从事白领工作、进入公有制单位、获得无期限劳动合同的概率以及各类工作的时薪均明显高于“农民工”群体,这种就业质量的改善是“农转非”群体具有较高的劳动能力禀赋和户籍变更共同作用的结果;农业转移人口的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积累均具有显著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因此,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选择性农转非”群体的就业质量显著高于“政策性农转非”群体。相比已有文献,本文将“农转非”“农民工”“本地市民”3类群体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并将“农转非”群体划分为“选择性农转非”群体和“政策性农转非”群体,比较分析各类群体的就业质量;同时,通过“农转非”群体与“农民工”群体的显著差异考察户籍变更和人力资本的就业质量效应,并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会提高其就业质量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落户城市的户籍变更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提升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要进一步改善就业还必须持续提高劳动能力禀赋。因此,应积极推动和激励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并不断提高“农民工”和“政策性农转非”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     

数字经济、个体能力与农民工工资差异——基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多层模型分析

数字经济的技术偏向使其红利产生群体偏向,从而通过个体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差异化影响形成并作用于群体的工资差异。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视角,采用2018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农民工为样本,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发现：正规就业农民工比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及个体能力（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加上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及就业歧视,导致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较高;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增强不仅能促进农民工工资增长,而且能强化数字经济的工资增长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强的工资增长效应,进而会扩大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差异,其中存在“数字经济发展—非认知能力差异扩大—工资差异扩大”的传导路径,但认知能力差异的中介效应不显著。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也显示,地区数字经济和个体能力差异都是两类农民工工资差异的来源。因此,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要更加关注数字红利边缘群体的发展,积极帮助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提高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并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断弱化和消除就业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