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居民消费与区域经济增长——以浙江省为例

运用VAR模型方法,研究了1986—2012年浙江省居民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的主要结论为浙江省收入不平等有比较明显的"双M"型阶段性波动变化特征,收入不平等主要来自于城乡内部的收入不平等而非城乡间的收入不平等。整体而言,浙江省居民收入不平等曲线大致处于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左侧上升向右侧下降的过渡阶段。浙江省居民收入不平等、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正向均衡关系。从短期看,经济增长具有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同时收入不平等还通过抑制消费间接制约经济增长。     

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政治-经济理论模型作了大幅度的改进,并通过数理模型的推导提出了初始收入不平等与后续的经济增长存在着不确定关系的假说.在此基础上,文章分别使用中国21个省区的横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对收入分配不平等进行了结构分解,测度了农村不平等、城市不平等以及城乡之间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农村不平等在解释人均产出增长时比城市不平等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有:第一,农村不平等程度越高,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越大,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第二,城市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第三,城乡之间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此外,城乡部门之间的不平等在解释城乡两部门的经济增长时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区域公平和城乡统筹方法必须有新的突破.     

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地区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协整的VAR模型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了我国地区收入不平等与贸易自由化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关系。研究发现：（1）地区收入不平等、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增长对于关注参数而言是弱外生变量;（2）贸易自由化在长期内减缓了我国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但在短期内却导致了我国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3）经济增长长期内趋于提高了我国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但短期的影响方向不确定;（4）地区收入不平等是一个随机游走过程,不是一个含有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     

劳动力“极化”的经济效应分析——基于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双重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在国外劳动力极化的发展背景下,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就业极化和工资极化的发展趋势进行梳理,并探讨了劳动力极化对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方向和路径。研究结果表明:21世纪以来我国就业结构呈现出"N"型"极化升级"趋势,工资结构呈现出两端上升、中间塌陷的"U"型极化特点。从劳动力极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来看,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增加、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与技能互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以农民工为主要代表的低技能劳动力支撑了我国低成本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但其难以给经济增长带来持久动力,最终产生阻碍作用。从劳动力极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来看,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上涨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但内生的技能供给增加会反向抑制收入差距扩大;低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上升会缩小收入差距,但由于缺乏持续的工资上升动力,收入差距将又呈现扩大趋势。     

基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动能分解

在传统Solow增长核算框架基础上引入异质性劳动投入以及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从而将经济增长分解为固定资本投入增长、劳动投入增长、技能结构深化、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中性技术进步及效率改进等五种动能。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由固定资本投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共同驱动,其中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为61.64%,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则为35.66%,中国区别于其他中低收入国家的发展奇迹背后正是较快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第二,即使对于高收入国家而言,资本投入仍然是主要的经济增长动能;第三,技能结构深化以及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来源,二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32.04%和21.27%;第四,资源配置效率变化是引起全要素生产率波动的主要因素,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是导致2008年后中国以及大部分高收入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中国1991～2006年收入分布的动态变化:基于核密度函数的分解分析

本文使用多年微观家计调查的数据,利用核密度估计分解方法,分析1991～2006年间收入分布变动的差异,通过分解差异的不同来源考察其所代表的不同的福利含义,并试图回答改革过程中增长与不平等对于分布变动的相对影响。研究发现,这十五年间收入分布的显著变动主要体现在中等收入组分布密度的下降以及中低收入组向高收入组的流动,同时分布多年呈现出双峰或多峰形状说明了异质性群体的存在。分布变化的首要原因为均值效应(增长),其次为方差效应(不平等),残差效应(异质性群体)的效果最小。分布变动主要源于收入的增长和福利的改善,不平等效应虽然也起到很大作用,但整体效果小于均值效应,而异质性群体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低收入组,且重要性相对较小。不平等削弱了增长的福利效果,使得部分低收入家庭受损,又可能使得部分高收入家庭获益。城乡虽然都享受到了收入增长的益处,但乡村地区经历了更为显著的收入分化,且异质性群体的作用更为明显。     

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经验分析

本文在利用跨国数据进行经验分析的基础上 ,研究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收入不平等主要对经济增长起正面作用 ,这种作用在短期内的表现最为明显 ;财富不平等主要对经济增长起负面作用 ,人力资本作为财富的一种形式 ,其不平等对经济增长也起负面作用 ;收入不平等本身对经济增长起正面作用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正面作用会越来越小 ,甚至转化为较弱的负面作用 ,而这种转化可能是由于收入不平等逐渐转化为财富不平等造成的。本文还提出了若干减弱这种负面影响的政策建议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与收入不平等:数字鸿沟还是数字红利？

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但其究竟是普惠的数字红利还是金融领域的数字鸿沟,这是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中亟需回答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文章通过匹配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从创业效应这一渠道进行了机制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总体上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渠道之一。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生存型创业从而改善了收入不平等,而数字普惠金融对机会型创业的促进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不平等。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于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正外部性以及如何缓解收入不平等提供了新的视角。     

收入不平等：被平均的真相

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很难靠传统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和福利政策解决，而是要靠另外20年的高增长来解决。如何找到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改善收入不平等的良策，实在是一个值得追求的梦想。     

儒家文化降低企业内收入不平等了吗——基于区域信任度与公平感的视角

在我国不断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和收入公平分配的背景下,传统文化是否能够促进企业内收入分配均衡并提供有益的启示？文章首先对儒家文化所产生的企业内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其次,基于 2007-2020 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对企业内收入不平等程度进行准确测算,同时手工整理出唐代至清末存在过的书院位置信息与数量,并与上市公司注册地位置匹配以表征儒家文化的影响力;最后,综合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工具变量法分析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内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儒家文化对企业内收入不平等有着显著的“抑制效应”,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儒家文化的影响越大,区域信任度和公平感则越强,企业内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低。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抑制效应”在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弱的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省份和民营企业中表现不明显,并且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减弱。研究结论从正面肯定了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为缩小贫富差距贡献了中国智慧,也为推动实现区域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