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以青岛市为例

劳动力参与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劳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本文在对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青岛市1980-2003年的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青岛市的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增长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GDP的劳动力参与率弹性系数高达23.17。最后,就如何正确处理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些看法。     

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作为反映劳动力质和量的指标,是影响现代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因素,其变化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文章运用现代定量分析方法,分别从全局和分地区的角度实证研究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影响经济增长的程度和方向,结果表明,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高于劳动参与率,提高劳动力质量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     

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为什么最低？

本文利用1995-2009年多截面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建立模型,探讨了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力人口经济负担、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劳动者工资水平、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城镇失业和体制转型等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抚养比特别是抚养少儿比相对较低,是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最低的直接原因,体制转型相对缓慢、劳动者收入水平偏低、大学招生率高和城镇失业率较高则是其深层次原因,人口老龄化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参与率低于西北区有重要影响,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很小。     

我国人口劳动力参与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1978～2001年)

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因素错综复杂。在中国,性别因素和工资水平对劳动力参与率水平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经济增长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与劳动力参与率水平正相关,而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失业率的上升却是引起劳动力参与率水平不断下降的主要因素。     

刘易斯拐点显现期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1978年以来,中国依靠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双轮驱动,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和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2008年以来,在国内外经济格局大调整的背景下,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部分生产要素正在发生变化.如何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妥善解决要素禀赋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无疑是未来一个时期内政府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从刘易斯拐点理论入手,通过分析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根据中国现有的人口结构和未来发展趋势,得以从谋求经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协整分析

通过运用协整关系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利用中国1981~2003年的经济增长和投入要素的数据,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投资和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有互为因果的关系,经济增长是劳动力的Granger原因,但是劳动力并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     

我国银行业市场竞争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通过建立时间序列模型检验了我国的银行业市场结构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历史关系,发现我国的银行业市场集中度与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银行业市场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虽然我国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过去与经济增长保持正相关关系,但是劳动力投入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意味着我国的劳动力投入产出存在规模递减的低效率问题。     

我国银行市场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时间序列模型检验了我国的银行业市场结构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历史关系,发现我国的银行业市场集中度与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银行业市场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虽然我国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过去与经济增长保持正相关关系,但是劳动力投入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意味着我国的劳动力投入产出存在规模递减的低效率问题。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

"中国模式"和经济"新常态"作为近年来出现在理论界和公众视野的热点词汇,前者承载着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模式和经验总结;后者是决策层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基本分析和研判。"中国模式"在引领中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其所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也是导致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推动"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以使其妥善应对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是关系未来中国经济能否在"新常态"时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大议题。而转变经济改革的驱动机制、具体方式与策略,以及经济增长方式和宏观经济政策,是推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模式"转型升级的主要途径。     

我国经济增长因素的边限检验实证研究

运用边限检验方法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与其影响因素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不同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不同的影响。从长期看，劳动力投入、城市化率、非国有化率、资本存量和第一产业比重的影响作用显著；在短期内，劳动力投入、第三产业比重、城市化率和资本存量对中国经济增长都有显著影响。     

产业结构变迁中的二元经济——分析中国的不均等与增长趋势

本文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降低了农村就业增长率,但提高了农民的工资增长率,提高了城市初级劳动力的工资增长率,但对农民工就业增长率存在倒U型影响,对城市高级劳动力就业存在U型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通过人力资本增长放大了城市高级劳动力的工资增长率,但却削弱了初级劳动力对高级劳动力工资增长的驱动作用。人力资本增长会放大城市部门内部的工资差距而产业结构升级却对此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初级劳动力工资的城乡差距在产业结构升级中会逐步消失,人力资本增长会放大城市高级劳动力与农村初级劳动力工资差距而产业结构升级却对此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农村部门的萎缩将使增长变小,初级劳动力驱动的增长将变小,但人力资本驱动的增长将变大。为缓和中国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与逐渐下滑的增长趋势,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投资和均等化以及户籍改革需要同时齐头并进。     

劳动力流动限制下的经济增长

传统自给自足农业经济向现代农业与工业分工的经济转变过程,内生了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流动。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条件,构建两种商品的一般均衡经济增长模型。模型显示：交易效率足够高时,经济增长与劳动力流动都是分工的结果;劳动力流动限制并不影响经济增长的效果,只产生收入差距效应。实证结果支持这一判断,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不存在因果关系。     

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1978～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文章利用索罗模型对1978～2009年中部地区的产出和资本、劳动、全要素生产率(TFP)三者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回归,得出了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并在此基础上对各要素的增长率和贡献率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1978～2009年间中部地区产出的大部分贡献来源于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比较小.因为这种粗放式的...     

贵州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计量模型及实证分析

贵州目前的主要经济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借鉴C-D生产函数,选取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劳动力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建立经济增长的模型并对这些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贵州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从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加快产业结构调整、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劳动者素质、降低农村人口比重、加快城镇化进程以及进行制度创新等方面进行努力.     

中国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国际比较研究

对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1978年以来的三次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与劳动力的产业结构演变进行了分析,并依据灰色关联度与多元回归模型进一步比较研究了各国或地区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各个国家或地区产业已经形成并进一步深入发展或尚未形成但正在形成的必然发展趋势;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关联性;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远没有世界上其它国家与地区那样紧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迫在眉睫。     

基于Cobb-Dauglas生产函数对贵州经济增长的研究

Cobb-Dauglas生产函数是描述产出和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之间关系的一个经典公式,以其为媒介,对贵州省1979—2008年30年间的经济增长和资本投入、劳动投入等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促进贵州省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其中资本投入的推动作用更大一些;科技投入对贵州省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极小。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异质性下税收政策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

文章在弹性劳动供给理论的基础上对内生增长模型作了发展.该模型假设经济人有着不同的物质资本初始禀赋和不同的劳动技能,在此条件下分析了采用不同的税收政策为投资进行补贴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关系产生的不同影响.结论显示:在资本异质性主导地位下,旨在提高经济增长率的财政政策导致了一个更加不平等的税前收入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