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新股定价问题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A股样本公司对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新股定价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上市公司无论是以配股还是增发形式发行新股,高溢价的新股未来的盈利能力不高于甚至低于低溢价的新股,这说明上市公司的新股定价与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不相关,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现行的新股定价方法存在着局限.     

新股发行定价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针对目前A股市场的高溢价发行、高市盈率、超高募资现象,分析新股发行定价的影响因素以及高溢价发行对市场所带来的影响.此外,基于统计数据,研究新股发行市盈率的可决因素及可能的发展趋势.     

公开增发新股与定向增发新股中盈余管理的比较研究

文章采用大股东与小股东代理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公开增发新股与定向增发新股中的盈余管理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由于大股东在股权再融资中存在获取私人利益的动机,上市公司在公开增发新股和定向增发新股前都存在盈余管理现象,但公开增发新股前进行的是正的盈余管理,而定向增发新股前进行盈余管理的方式与定向增发新股的类型有关。     

市场情绪、溢价与波动

本文在投资者异质性条件下建立了市场情绪与情绪溢价的理论模型,利用封闭式基金折价率、换手率、月度新股首次发行数量、月度新股首次发行收益和基金现金持有比例构建一个衡量市场情绪的综合指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股市市场情绪产生溢价并使深沪两市的收益产生波动;中国股市不仅有情绪的短期持续性和长期的逆转性,而且存在短期收益惯性和长期收益反转效应;市场情绪是导致中国股市非理性大起大落的重要因素。     

我国新股发行定价效率实证研究

股票发行定价效率是我国资本市场效率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该文从一级市场角度,首先提出衡量新股发行定价效率的标准,并对我国新股发行定价效率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2000年以前,新股发行定价效率相当低,2000年以后,新股发行定价效率相对于以前有所提高,但新股发行定价效率依然不高。因此建议管理层尽快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积极推动新股发行制度及其外部环境改革。     

股权分置改革与IPO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股权分置改革对我国A股市场IPO效率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文发现,股权分置下新股供给限制、流通股的流动性溢价、二级市场价格控制,使得新股二级市场价格系统性偏离了发行公司的内在价值。对股权分置改革前后IPO样本的回归分析显示,股权分置改革前我国新股发行定价反映的公司内在价值信息相对有限,而股权分置改革后新股发行定价更加合理,因而股权分置改革有效地提高了IPO配置效率。     

大股东投机行为、市场择机与定向增发公告效应研究

本文以中国证券市场2006~2012年成功进行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大股东投机行为及其对定向增发公告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投机行为对中小投资者存在导向性效应,大股东投机行为与中小股东投机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定向增发中存在严重的大股东发行时机选择现象,大股东通过操控中小股东的非理性情绪进行利益输送,且利益输送主要来源于中小股东非理性情绪推动的价格上涨而非增发股票发行价格折扣;大股东利益输送程度在牛市环境下远比熊市环境下严重,经营效益差的增发企业远比经营效益好的增发企业严重。     

新股发行定价制度的变革与反思

新股发行定价在资本市场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十几年来，中国股票市场的新股定价制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不断演变过程，这个过程有很多需要认真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如：国际上通行的“市场化定价方式”为什么在中国却行不通?新股定价为什么偏高?上市公司为什么偏重股权融资?新股上市为什么有较大的溢价?     

政府补贴是否间接助推了定增"盛宴"?

定向增发中的高折价是大股东利益输送的重要手段,以往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关注企业微观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而忽略了宏观因素.文章基于中国宏观制度环境,通过剖析定向增发的定价机制,从政府补贴这一新视角,揭示了其作用于定向增发折价率的经济逻辑,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会引起定增高折价,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因定增对象、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具体而言:(1)仅大股东认购时,政府补贴与定增折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会因大股东利益输送动机而强化,并且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2)仅机构投资者的认购可减弱政府补贴与定增折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3)在机构投资者与大股东共同参与到定向增发中时,政府补贴与定增折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会因大股东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合谋行为而得到强化,并且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信息透明度的提升会弱化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就业补贴样本中的定增折价率更高;高定增折价公司关联交易总规模远高于低定增折价公司.文章的研究不仅为理解定向增发折价发行问题提供了新视角,还发现政府补贴可以作为大股东利益输送的间接手段,这对提高资本市场的定价效率以及加强监督政府补贴资金使用情况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参考作用.     

基于随机前沿分析的SEO定价效率影响因素研究

上市公司股票增发的定价效率受多种因素影响.在相关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以中国A股市场1998～2008年增发股票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随机前沿分析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状况、发行前的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等定价因子显著影响增发定价效率;而信息不对称程度、发行时的市场时机、增发产生的市场压力以及发行过程中的相关因素等抑价因子则分别对增发定价效率产生不同方向和不同程度的影响.     

科技创新补贴供给侧改革与企业研发策略研究*

本文利用2010—2015年沪深A 股上市公司的科技创新补助与R&D研发数据，分析了中国供给侧改革中创新驱动政策对企业创新行为与策略选择的引导激励效果。研究发现：随着创新驱动供给侧改革的实施，企业进行R&D研发投入的意愿得到加强，开始偏好长期研发投入。创新补贴认定与考核标准相关政策机制落地，地方政府的无效创新补贴激励机制被抑制。在供给侧改革下，企业对创新长期驱动与短期经济效益进行理性权衡抉择，减少了外观设计专利等策略性创新成果的产出。本文进一步通过对产权性质分组还发现：供给侧改革后，国有企业创新产出激励最为突出，大幅度增加了专利的申请。而民营企业则通过扩大长期研发项目的投入和聘用储备技术人员，为下一阶段的创新研发作铺垫。       

政府补贴强度对资源型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的影响

政府补贴如何高效激励企业创新产出是当前的重要课题。基于补贴强度异质性视角,以2012—2018年我国资源型上市公司经验数据为观测对象,利用门限回归模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检验政府补贴强度对资源型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资源型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的门限效应显著,存在补贴强度的最优区间。但基于企业政治关联异质性的分析表明,补贴的最优区间在国有企业、具备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和不具备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主要通过提升企业创新意愿和能力,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度,进而提升实质性创新产出,但目前资源型企业创新成果还未能普遍实现经济价值转化。     

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来自民营科技型企业规模与生命周期的诠释

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背景下,激发微观主体创新活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政府补贴是提升企业创新强度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主要形式有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选取2013-2017年在我国中小板上市的民营科技型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创新强度的影响效应,进一步考察企业规模特征对两种政府补贴工具效应的影响,并引入企业生命周期模型,考察政府补贴在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活动中的最佳投入阶段。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补贴对研发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税收优惠能显著提升创新强度;企业规模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强度间存在显著调节作用,企业规模越大,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强度的激励效应越弱。通过采用纳入企业生命周期因素的模型进行分析发现：政府补贴对成长期和成熟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具有显著激励作用,对初创期和衰退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     

不同权重下政府补贴对供应链的影响

在考虑政府对制造商和消费者的补贴权重的情况下,基于博弈理论建立了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决策模型,分析了不同权重下政府补贴对消费者、企业决策及其绩效的影响。数理模型推导和算例分析的结果表明:政府只对消费者补贴将导致企业提高价格,政府只对制造商补贴将导致企业降低价格;随着政府补贴的增加,消费者的实际支出价格减少,需求量、制造商利润和零售商利润均增加;政府补贴权重不同,企业决策也不同;政府补贴政策的实施对于消费者、企业和政府都是有利的;政府和企业更倾向于政府对制造商补贴,而消费者更希望政府对消费者补贴。     

不同融资约束情景下政府补助与企业成长——基于政府补助相关性分类视角

政府补助按照相关性分为收益性政府补助与资产性政府补助,在不同融资约束情景下,两类政府补助对企业成长影响存在差异,基于此,选取中小板上市企业2011-2017年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收益性政府补助对企业短期成长具有促进作用,对企业的长期成长无显著影响;资产性政府补助对企业长期成长具有促进作用,对企业的短期成长无显著影响。随着融资约束程度逐渐提高,收益性政府补助与资产性政府补助对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融资约束对企业成长的抑制作用明显增强。     

我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财务效应研究

本文以2006年1月1日到2007年12月31日有定向增发新股预案且成功实施的A股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财务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文章首先对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前后共三年的经营绩效的变化作比较分析,发现定向增发前后三年间公司整体经营绩效呈不断上升趋势;其次,在提出三大假设的基础上,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定向增发后上市公司整体经营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上市公司未来整体经营绩效与公司定向增发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注入资产类型、募资用途、发行前资产负债率、公司成长性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最后,采用了新的关于衡量经营绩效的替代指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数据显示在所有重要方面均和回归结果一致,表明了本研究的严谨性及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政府补贴、产权性质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

政府补贴和产权性质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已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采用Wind数据库中的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挂牌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科学评估政府补贴、产权性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①现阶段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具有负向激励作用；②由于企业产权性质不同，政府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大于其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最后，提出完善政府补贴监管制度，营造合理透明发展环境，优化政府补贴政策，确保补贴方案因地制宜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政府制定更有效的补贴政策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支持。     

企业所有权视角下融资活动与研发创新互动关系研究

企业融资活动与研发创新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融资活动对研发创新的影响，有关研发创新如何影响融资活动的研究认知尚存在争议。通过分析二者间的互动机理，提出所有权差异是导致互动关系异质的重要情景因素，进而构建PVAR模型，以2011—2016年我国内地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展开实证分析。结果发现：①4种融资活动均对企业研发创新产生积极影响，其中，内部融资对企业研发创新的促进效应最强，政府补助次之，最后为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②研发创新能有效提升企业外部融资能力，但对内部融资和政府补助的促进效应较小；③内部融资、政府补助对非国企研发创新的激励效应高于国企，但国企研发创新对股权融资、债务融资的影响程度则高于非国企。     

政府补贴下区分制造商类型的合约设计

考虑政府补贴下由一个供应商和一个制造商构成的绿色供应链.供应商通过对原材料和产品生产过程的控制来提供绿色产品,也因此能够获得政府补贴.政府依据供应链的最终产品数量向供应商提供补贴,供应商选择制造商以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并除采购价格以外按一定比例与制造商分享政府补贴,制造商有生产成本等私人信息.在分析供应商和制造商成本、收益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逆向选择模型,其中供应商提供包括供应数量和补贴分享比例的合约菜单,制造商从中选择一个合约或者拒绝全部合约,依据成本制造商可分为两种类型:较高机会成本和较低机会成本,通过优化合约设计,供应商对不同类型制造商提供不同的供应数量和补贴比例,以实现供应商收益最大化.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