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贸易赤字对新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贸易赤字急剧扩大”和“新经济增长超长高速”二者长期并行不悖。作者探讨这个新现象背后的新机制,认为在世界经济信息化、全球化的新条件下,美国的“贸易赤字”可以促进“信息技术产业全球化”,可以提高“趋势劳动生产率”,可以配合美国的“国际宏观政策组合”,还可以与“外资流入”和“美元汇率走势”共同优化微观产业结构和保持宏观经济增长态势。作者还推测了美国“贸易赤字”的前景,认为“服务贸易顺差”将会进一步扩大,有可能在未来冲销“货物贸易逆差”。     

“新帝国论”评析

“9·11”事件发生以后 ,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出现了一股“新帝国论”的思潮。“新帝国论”者认为美国已是当今世界的“罗马帝国” ,同时美国又面临着与以前不同的安全问题和其他冲突 ,美国应该使用“新帝国主义”的政策来应付这类危机。“新帝国论”出现的主要原因包括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惟一超级大国所拥有的雄厚国力为其提供了物质基础 ,美国历史上的“救世使命”和帝国潜意识在特定条件下的膨胀为其提供了意识基础 ,而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则是“新帝国论”得以产生的“大气候”环境。虽然“新帝国论”已经对国际局势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但“新帝国论”并不是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 ,它没有也难以成为美国国际战略理论和外交政策的主流。     

关于美国哲学“宽容”理论的评析

在美国的哲学界,从房龙的“宗教历史说”到沃尔泽的“政治态度说”,再到当代的“手段策略说”、“交往理念说”,对宽容理论的研究逐渐成为美国哲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将从美国哲学中“宽容”理论的主要学说、“宽容”理论的存在条件、“宽容”理论存在的合理性以及界限等几个方面对美国哲学中的“宽容”理论进行评析。     

民主化还是美国化——解析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政治整合与“民主改造”

中东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关注。从“中东例外论”到“民主改造论”的变化 ,表明美国在中东战略上由维持现状转向谋求全面整合与“改造” ,力图构筑美国主导下的“中东新秩序”。这既是冷战后国际格局演变的反映 ,又是美国的自身利益、国民文化心态、新保守主义势力的抬头等诸因素促动的结果。但是 ,美国在中东地区所倡导的“民主化”是建立在“美国化”基础之上 ,具有强制性和越俎代庖的特点。这不仅使美国“民主改造”中东的目标难以实现 ,“民主改造”的过程也充满着风险和不确定性。     

不要迷信“全球500强”

美国《财富》杂志每年公布的“世界500强”,声名远播,影响很大。然而,所谓“世界500强”的提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以讹传讹的误导。1955年,《财富》杂志第一次推出“美国500家”排行榜,仅限于美国的工业企业。1976年推出“美国以外500家”,对非美国工业企业排名。     

美国“印太”小多边主义的生成机制探析

在“印太”地区通过小多边主义实施对华遏制战略已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主轴。根据美国与盟伴在秩序愿景和威胁认知感的匹配组合,可以将小多边主义划分为全域型、制度型、安全型和现状型四种类型。当美国与盟伴的秩序愿景一致时,如果美国对华产生的“威胁认知”较强,这种情景会导致生成全域型小多边主义,其对华“脱钩”强度也最高。当美国与盟伴的秩序愿景一致性时,如果美国对华产生的“威胁认知”较弱,这种情景会导致生成制度型小多边主义,其对华“脱钩”强度较高。当美国与盟伴的秩序愿景存在差异时,如果美国对华产生的“威胁认知”较强,这种情景会导致生成安全型小多边主义,其对华“脱钩”强度属于中等水平。当美国与盟伴的秩序愿景存在差异时,如果美国对华产生的“威胁认知”较弱,这种情景会导致生成现状型小多边主义,其对华“脱钩”强度最低。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以及拜登政府采取的对华战略和相关案例可以检验美国“印太”小多边主义生成的因果机制。     

“美国例外论”与美国文化全球扩张的根源

“美国例外论”在美国白人文化中具有深刻的历史和宗教根源,这使美国白人在地球上具有一种特殊使命,即有义务或有责任“拯救”世界于水深火热之中,最终以美国独特的文化模式完成对全球的重塑,使处于异文化场景下的社会逐渐“趋同”于美国的发展模式。“美国例外论”在美国主流文化中根深蒂固,对美国人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文化向全球扩张的意识形态根源。     

美国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析

美国在国际关系和事务中之所以奉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是有其国内因素和国际形势背景的。美国奉行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其意识形态基础是：在实用主义指导下，强调“美国利益至上”、“美国例外”、“美国至上主义”，为美国的扩张主义、霸权主义服务。     

拉姆斯菲尔德“服软”的背后

一贯强硬的拉姆斯菲尔德其实是一位深谙“太极推手”，能够适时“服软”的美国反恐代言人。其“摔跤手式”的气质并不妨碍他在推行美国强硬军事外交政策时灵活多变。本文从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侧面简要论述了这位传奇美国国防部长的“软”与“硬”．指出“软和硬”都只是出于美国大战路的需要。     

“新经济”不是“大蓬车”

“新经济”适用于美国,尚不适于中国 “ ＩＴ”、“硅谷”;“网络经济”、“电子商务”、“基因技术”;“纳斯达克”、“二板市场”……这些在旧版《经济学词典》里找不到的“新经济”术语,如今在中国不仅企业把它们当“经”念,就连普通百姓也常常挂在嘴边。“新经济”在中国之热,由此可见一斑。其实,“新经济”只适用于美国,不适用于中国。“新经济”的概念,最初只是特指美国经济目前的新状态。按经济运行的常规,经济高速增长,一般都会伴随大幅的通货膨胀。然而,从９０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经济发展却走上了一条“高增长低通胀”…     

对冲中的摇摆:三边互动下的日本“印太战略”演进北大核心

日本“印太战略”作为一种对冲战略在近年出现了显著摇摆:从针对中国的制衡性举动,到一度表现出与中国合作的姿态,再到出现成为美国“印太战略”附从的趋向。在中国、美国、日本三边互动视野下分析日本“印太战略”的波动,有助于解释中美竞争背景下美国亚太盟国对冲战略摇摆的机理。除了既有研究所强调的体系与单元结构要素,美国亚太盟国在中美间所采取的对冲战略还受美国同盟管理策略与中国对外战略姿态这两个进程性变量的共同影响。美国的同盟管理策略影响其亚太盟国对美国的追随动力。是否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则决定中国对这些国家是以克制安抚还是坚决斗争为主,进而影响到它们配合美国制衡中国的强度。二者的组合促使美国亚太盟国的对冲战略在“促美制华”“联美制华”“随美制华”“左右摇摆”“左右为难”以及“对华接触”之间摇摆变化。对美国对日同盟政策、中国对日政策态势以及日本“印太战略”调整变化的追踪梳理验证了这一判断。美国亚太盟国对冲战略的摇摆轨迹由中美两国的策略选择所共同塑造,中国对此应坚持“两手对两手”的策略。     

美国：扶持农业是一项大国策

在美国，农村拥有的土地面积占整个国土面积的95％，经过200多年的变迁和开发，“城市化”进程并没有缩减美国耕地面积。也就是说，美国仅有5％的土地被用于城市开发。换言之，今天美国用来种植谷物的土地面积与50年前没有两样，每15年才能开发美国土地的1％。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广袤乡村实现了“发达”和“现代化”，并以“现代化农场”和“乡村音乐”令人憧憬。     

全球联美 区域共同 中国需要两条腿走路

王湘穗：中国建“后院”的“三分术” 对于“中美国”,首先中国自己就不认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策略地把“中美国”概念拿出来加以运用;目前国际上主导力量是美、欧、日,美国有个三边委员会,布热津斯基在其中起到主导作用。     

让奥巴马头疼的犹太财团

“影响美国经济的只有200多家企业，而操纵这些企业的只有六七个犹太人。”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这样感叹。美国《福布斯》杂志2012年美国富豪排行榜显示，前40名富豪中有21名是犹太人。因此，在美国流传着一个笑话：犹太人不仅“控制”着华尔街，“统治”着好莱坞，甚至“操纵”着美国的新闻媒介，甚至美国总统也是犹太人选出来的。     

美国“价值观同盟”视角下的经贸规则全球异化与中国因应

“价值观同盟”被认为是依托价值观的话语体系,美国经贸领域的“价值观同盟”实践旨在服务本国利益。价值观外交作为美国对外干涉的合法化话语成形于H.W.布什政府,稳定发展于奥巴马政府,拜登政府重拾价值观话语,强调其与经贸秩序的关联,以基于价值观的经贸安排开展对华竞争。在经贸领域动用“软权力”、推广“价值观同盟”以获得优势,系美国在“西方缺失”下对旧制度的路径依赖;美国推进“价值观同盟”造成的国际经贸规则异化包括中美经济“脱钩”、经贸体系“分化”,美国盟友和区域秩序都将由此受损。中国应争取国际话语权、增强自身“软权力”、解绑价值观与经贸合作、构建和利用国际法治机制,以务实经贸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汇率闹剧何时休?

2007年1月31日,一场“被告”缺席的“审判”在美国国会上演。美国议员里斯·多德等人“发难”,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美国财长鲍尔森则加以“附和”。     

“美亚直邮中国”动了谁的奶酪？

自美国亚马逊针对中国消费者开通“直邮”模式后,不仅给国内的代购市场带来冲击,更对一众跨境电商造成不小的影响。8月下旬,一则“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将落户上海自贸区”的消息引发了国内跨境电商行业的轰动。一时间,“美国货可以直邮中国”、“海淘的福音”、“代购将受重创”等言论蔓延开来。     

浅析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美国高校虽然没有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但是美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却是“无名有实”的。美国高校以“公民教育”、“道德品质教育”、“价值观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为主要内容对大学生进行具有资本主义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     

美国在阿富汗的“国家建设”缘何失败

阿富汗是美国在“全球反恐战争”背景下实施“国家建设”的主要对象。基于考察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相关政策及其实施情况,可以认为美国在阿富汗展开的“国家建设”缺乏切实可行的目标和连贯明确的战略,很多政策相互矛盾,资源投入严重不足,在政策执行和机构协调等方面问题重重。美国在阿富汗的安全重建受到“反恐”和“反叛乱”军事行动的主导,削弱了阿富汗社会和普通民众的安全感,重建援助的“军事化”问题突出。在政治重建方面,美国不顾北方联盟和部分国家的反对,在阿富汗推行总统制,这一选择与阿富汗政治传统和文化不相适应。美国绕开阿富汗中央政府进行援助导致出现“平行政府”,破坏了中央政府权威。在经济重建方面出现“双重寄生体制”,对农业和乡村地区的发展支持严重不足,难以有效应对毒品经济问题。美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高估了中亚国家与阿富汗的一体性,也缺乏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资源投入。根本而言,美国在阿富汗的“国家建设”缺乏道义基础,难以获得阿富汗民众的支持,与阿富汗政府倡导的“阿人所有、阿人主导”的和解进程存在诸多冲突,彰显了美国权力的傲慢及其“自由主义霸权”战略的深刻困境。     

美国公共外交研究的兴起及其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反思

“公共外交”是伴随着反思“9· 11”事件和美国对外政策而最近在美国重新崛起的一种外交形式 ,旨在解决“世界为何仇恨美国 ?”的问题。它既不同于“公共事务”,也与“传统外交”相区别 ,更不同于“民间外交”(或民际外交 )。公共外交是以公众为受体的外交形式 ,即一国政府对他国民众的外交活动 ,而民间外交则是以公众为主体的外交 ,是外交的第二、第三管道。研究“公共外交”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反思 ,既有助于我们认识美国外交形式的新变化 ,也为我国入世后如何塑造国家形象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