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预算监督中公众参与问题的研究

21世纪是以公民参与和公民治理作为主要目标的一个时期,黑龙江省公众参与预算与研究存在着诸多状况,文章对黑龙江省预算监督中公众参与问题进行研究,通过选择合适的政府预算的立法、扩大参与面并开拓新渠道、完善公众参与政府预算的支撑和明确公众参与预算的目标导向,以期达到参与式预算发展,并为我国公共预算改革提供备选与借鉴。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下高校预算管理优化研究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作为我国财政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政策,它对高校预算管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目前,高校预算管理的弊病表现在高校领导不重视部门预算,预算编制工作难度明显加大,高校预算监督和绩效考核机制缺乏,信息系统有待完善。高校应该增强预算管理意识,健全预算管理体系,加强预算管理监督制衡机制,建立并推行科学的绩效考核机制,加快推进高校预算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建设,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浅论完善我国公司内部监事会监督制衡机制

为防止公司经营机构的专权或越权 ,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内部必须设置专门的监事会。但是实践中公司内部设立的监事会并未形成制衡机制 ,产生现实与法的偏离。本文在分析我国公司监事会对公司事务监督不力的原因的基础上 ,提出了完善我国监事会监督制衡机制的法律对策。     

医院财务监督与制衡机制的研究

医院财务管理作为医院的一项重要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医院的生存与发展。如何加强财务管理监督，建立完善的制衡机制，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加强医院财务监督与制衡机制研究的必要性。其次，从积极推行医院药品政府集中采购制度，加强药品开支的财务监督管理；加强会计基础规范化工作，强化会计系统的监督控制作用；加强对医院的预算管理；加强对医院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监督的整体效能；加大惩治力度，充分发挥惩处在财务监督和制衡机制建立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医院负责人的会计法律意识，加强医院领导在财务监督中的责任等方面就如何有效加强医院财务监督与制衡机制建设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看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预算监督的基本功能——基于宪政视角的分析

从宪政视角看,预算监督在实现预算过程的民主化、预算决策的理性化、预算结果的正当化以及权力控制的制度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功用与效能。目前我国预算改革的重点主要是在政府内部加强行政控制,而不是纳税人及其代表对政府预算的政治控制。这将不利于建立一个完整的真正履行公共责任的现代公共预算体制。应该进一步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社会公众对预算的监督。推进预算民主。     

完善我国上市公司制衡机制的探讨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虽然吸收了发达国家不同治理模式的做法，建立了内、外制衡机制的框架，但在实际运行中无论是内部制衡机制，还是外部制衡机制都还存在许多缺陷，公司治理效果很不理想。为此，本文认为当前应通过产权改革和制度建设重点完善公司内部制衡机制，同时也要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和法制舆论监督等措施以逐步完善公司外部制衡机制，从而最终达到使上市公司大股东和经营管理者对滥用权力行为“不敢为、不能为、不愿为”的制衡目的。     

建立有效的预算信息公开机制

公共预算意味着政府的活动必须置于公众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即公众应参与和监督整个预算过程。而预算信息的公开是公众对政府活动进行监督和控制的前提，不掌握政府活动的全部的和正确的信息，公众对政府活动的监督和控制就是一句空话。本文从分析目前我国预算信息公开不力的原因入手，探析了建立有效的预算信息公开机制的对策选择。     

提高公共预算支出透明度的分析

政府的预算支出透明度关系到政府使用预算资金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也是规范政府财政行为、提高政府执政效率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和预算改革的发展,提高政府的预算支出透明度已经成为了公众的政治诉求之一。然而通过近几年政府有关预算透明度实践的案例来看,政府预算支出透明度的提高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改革实践中所遇到的困难却阻碍了政府预算支出透明度的进一步提高。因此本文主要从激励考核机制、参与式预算、法律和文化教育四个方面提出了四个提高政府预算支出透明度的建议。     

完善我国创业板公司治理的机制研究

本文针对目前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家族色彩＂浓厚、决策效率较低、监督与制衡机制缺失较为严重、主业单一且依赖个人＂轻资产＂等显著特点,分别从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个角度,系统构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创业板公司治理的对策体系,涵盖了决策与监督机制建设、制衡与激励约束机制建设、内部控制机制建设、外部监督体系、发挥VC/PE监督作用等方面,为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及监管机构相关政策的科学制定等提供相应的结论支持,同时也可为其他类型公司治理制度的优化提供一定的借鉴。     

论会计监督概念的使用

目前,会计监督的概念较为混乱,会计监督是指单位内部的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依法享有经济监督检查职权的政府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成立的社会审计中介组织,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善性以及本单位内部预算执行情况所进行的监督。随着我国经济体制     

2000年以来中国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回顾、成效与展望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中国的财政改革脉络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94年的税制改革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重在解决财政收入和财政收入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问题,确定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制体系和财政体制;1998年提出公共财政改革目标后,2000年推行的以部门预算为起点的预算管理的制度变革,重在强化财政部门在预算编制和执行过程中的内部控制职责,强化财政资金使用的合规性与绩效性。本文在对新世纪以来中国预算管理领域的改革进行回顾梳理的基础上,客观评价了改革的成效,并对未来预算改革的方向进行了展望。     

银行与政府职能的冲突与解决对策

国有商业银行监管中由政府职能冲突引发的利益冲突问题只不过是中国银行体系改革过程的一个方面。而银行体系的改革又直接服务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需要。因此,我们必须站在宏观经济的视角来看待国有商业银行的困境和改革路径。更进一步,我们还要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前景作一个判断。本文就银行与政府职能的冲突与解决对策做了相关探索,希望为化解国有商业银行监管中的政府职能冲突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     

金融市场化改革政策的跨市场信息传递机制

在金融业分业监管的背景下,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政策的发布往往是独立的,少有对信息跨市场传递的影响进行全局性考量。通过构建TVP-VAR模型,对金融市场化改革政策在货币市场、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间的跨市场信息传递路径进行识别,结果发现:金融市场各子市场间的跨市场信息传递路径正在向理论机制靠拢,且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趋于稳定。这意味着,金融市场的市场化程度与政府机构对其把控力度并不冲突,但须在金融市场化改革政策落地前加强对信息跨市场传递总体影响的评估,避免因政策制定而引发不同子市场间的顺周期波动。     

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思考——基于政府间行为分析

近年来，我国转移支付的规模呈逐年扩大之势，转移支付中的问题也层出不穷。本文通过分析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现状，认为产生各种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划分不清、预算的模糊和非刚性以及转移支付管理的弱化。其本质原因在于政府问权力的划分及由此衍生出的利益之争。因此，要想有效发挥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设计目标，就必须从清晰界定政府间的事权与财权，细化预算、保证预算的规范透明并对预算实施有效监督，以及制定规范转移支付的法律法规等方面去完善。     

我国政府预算制度的改革取向

为克服传统政府预算制度的弊端,近年来我国相继实施了多项预算改革措施。但应看到,我国的政府预算制度改革尚处于初始阶段.与公共财政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根据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进程和我国的预算管理实际,今后的预算改革应着重于进一步加强预算控制,增强预算的透明度,确保预算的合规性。在此基础上,逐步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引入绩效管理因素,提高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益以及提升政府部门的施政绩效。     

国家财政预算存在的不足与思考

国家财政预算,是国家制定的年度财政收支计划,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而有计划地筹集和分配财政资金的主要工具。国家财政预算存在编制必滞后、质量难保证、执行常脱节、体制未转型、内容不完整、编制不透明等不足,应调整国家预算编制时间,确定公共财政改革目标,全面推行零基国家预算,提高财政预算的透明度,构建有效的财政监督机制,推进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完善国家预算管理体系,这样才能使国家预算真正综合反映国民经济,起到平衡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作用,从而充分发挥其分配、调控和监督的职能。     

金融监管大部制：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设想与路径选择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潮流,中国金融监管模式面临严峻挑战,现行的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组织体系将无法适应金融开放与金融创新以及混业经营带来的风险。金融监管大部制成为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目标模式。金融监管大部制的实现要循序渐进,逐步独立于政府其他机构。     

完善我国银行监管体制的思考

后金融危机时代需要及时完善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机制,提高我国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界定银行监管的含义,针对金融危机后我国银行监管暴露的问题,提出完善金融监管制度的策略。     

中国的改革红利如何生成——基于利益集团和制度分析的视角

中国改革红利生成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就是构建抵御利益集团对经济负面作用的制度体系。建立权力的制约体系并切断权力与利益集团的直接联系，建立公正的政策和制度制定的程序，提高制度质量并保障制度的有效实施是构建抵御利益集团对经济负面作用的制度体系的三大条件。我国释放改革红利的制度空间还很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构建有限政府，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建发展型国家，实现从非直接统治型国家向直接统治型国家的转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防止权贵的市场经济；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