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的回归：我国庭前会议排除非法证据之现实考察与未来展望

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庭前会议制度,并把非法证据排除作为启动召开该会议的最重要的事由之一,但就庭前会议如何排除非法证据并没有进行细化,导致司法实践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难题和挑战。本文在梳理非法证据排除适用现状并借鉴国外相关立法以及司法经验基础上,对我国庭前会议排除非法证据提出一些构建上的设想和展望。     

庭前会议中的非法证据排除

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新设立了庭前会议制度,第一次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庭前非法证据排除,使我国庭前会议排除非法证据从一个学理上的概念变成了一项切实可行的程序。但关于在庭前会议中排除非法证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过于笼统,导致在实践中缺乏统一且可操作性的标准。     

以案例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关法律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指违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获取的证据,原则上不具有证据能力,不能为法庭采纳,它既包括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也包括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中的确立,是价值权衡的结果。在司法实践中会遇到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本文通过案例分析在司法实务中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法律适用。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探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上个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后,已经走过了将近一百年的历史。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为全文展开了前提和基础,主要界定了证据、非法证据的内涵,且分析了非法证据的形成原因。第二部分是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正当性认识发展为主线,探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根据。第三部分是从分析我国立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很难以在司法实践中实施的根源着手,讨论了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面临的困难。     

“毒树之果”理论研究

我国自2010年颁布实施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并在新刑事诉讼法中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一步深化规定,体现了我国司法打击非法取证特别是刑讯逼供的坚定决心。“毒树之果”理论起源于美国,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并在多数发达国家得以确立。随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如何处理“毒树之果”是理论界、实务界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大研究对象。     

刑事诉讼中瑕疵证据的概念界定与运用规则探析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合称"两个《证据规定》")中首次关于瑕疵证据的相关规定,填补了证据制度中合法证据和非法证据间的空白,使一些存在轻微程序瑕疵的证据材料能够在适当补正以后恢复其证据能力,助力于案件事实的认定,节约司法资源。虽然如此,司法实务中的瑕疵证据制度仍然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配套细则,从而导致一些实为非法证据的"瑕疵证据"在审判程序中变身为有证据能力的证据,而一些名副其实的瑕疵证据却被枉作非法证据。要解决这一司法困境,需要全面分析瑕疵证据的概念与特征,并就瑕疵证据的认定与补正制定操作性强的指导规则。     

论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废除

对于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学术界存在存置论与废止论两种不同的观点。在2013年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较为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在随后修订的新《民事诉讼法》却回避了这一争议颇多的问题。我国偏重追求实体正义价值的法律文化传统中,不存在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设立的制度基础,同时我国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也缺乏对于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需求。因此,我们应当废除当前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法官依照自由心证原则对于证据进行取舍。     

浅析新刑诉法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直是刑事诉讼法学界的热点问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是不容小觑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成为此次新刑诉法修改的一大亮点,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笔者将从新诉讼法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的介绍、新刑诉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的重大意义、新刑诉法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后续实施等几方面进行简要分析,从而更加深入的探讨新刑诉法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备受关注的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探究

2016年6月15日,哈尔滨"1·2"特大火灾案在哈尔滨市道外区法院二次开庭审理,庭审中涉及多份有争议的证据被认定为非法证据。主审法官宣布:"排除非法证据,被告人的供述以开庭供述为准。"该案之所以受到社会高度关注的原因,除了造成5名消防战士牺牲、538户居民受灾的重大后果外,还因涉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文章从中美的历史发展区别寻找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共同之处,借助哈尔滨"1·2"特大火灾案分析了非刑讯逼供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在"毒树之果"情形下的司法适用。     

新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制度的修改和完善

2012年,关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证据制度的修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新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据制度的修改着重点在于证据制度中,包括：证据的概念和种类、非法证据方面、人权方面,检察机关方面、司法证据方面。证人作证方面、非法证据的排除、修改事实的认定标准等做出了一定的修改,在本次刑诉法的修改过程中,完全秉承公正、公平、高效的原则,充分的利用我国的司法理论进行的修改。     

论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2010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真正建立。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我国的在该规则方面的各项法律法规更上了一个台阶,体现了我国对保障人权、惩罚犯罪的重视,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亟需完善的问题。本文通过举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际中运用的案例,列举关于该规则2012年新出台的各项法律规定,以此来探寻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合理的建议与举措。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土化完善之路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后,确立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初步建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震慑警察不法行为",遏制公权力被滥用,防止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合法权利。目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实施情况仍不容乐观,应当从问题产生的根源入手,解决其本土化的困境。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探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的一项重要规则,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法律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不仅体现司法公正,也直接关系刑事案件中对事实的认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的利益权衡,对于我国法制的完善和民主法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发展做简单的阐述,并分析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     

程序性辩护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程序性辩护是指通过指出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在诉讼程序上存在的违法行为，请求法院对这种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进而宣告其违法和无效的辩护制度。即依刑事诉讼法，对司法机关的程序性违法行为作出指控，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有效抗辩，从而达到维护犯罪嫌疑人、辩护人合法权益的辩护目的。由此可见，程序性辩护表现为一种积极进攻的新型辩护形态，具有着鲜明的程序法制、司法民主和保障人权等特点。遗憾的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目前最为普适的程序性辩护形式只有两种，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制度。本文仅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视角，将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展开论述，通过对其新发展的阐述发现制度的不足，最后相应提出几点建议，以期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略尽绵薄之力。     

浅议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的标准

行政机关非法收集的证据严重损害行政相对人及社会的权利,法院在行政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有必要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本文从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的角度合理界定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的内涵,明确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的标准,为以后的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提供建议。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中非常重要的证据规则之一，它对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有力遏制刑讯逼供，有效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010年我国两高三部委出台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勋（以下简称俳法证据排除规定》），确立了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新的证据规则也不是尽善尽美的，本文旨在借鉴世界各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础上，对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进行探讨，发现其突破和不足，对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出建议。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诉讼功能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证据规则。其实施的基本要求是对于侦查人员以非法手段所获取的证据,司法机关应当依法将其排除于法庭之外,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从程序法实施的角度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程序性制裁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宪法实施的角度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属于一种宪法上的责任追究方式,也具有宪法性权利救济制度的性质。在证据法的意义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又是一种属于针对公诉方证据所建立的一种证据能力规则。原则上,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体是法院。通过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和确认,法院一方面确认侦查人员存在非法取证行为,另一方面需要做出排除非法证据的决定。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在法庭审判阶段得到适用,法院将对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与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一并做出裁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执法和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排除是一个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非法证据实行排除,既是执法文明的需要,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要求。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把"双刃剑"。因此,非法证据的排除必须在社会安全和个人权利保障相互冲突之间取得平衡。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机制——以立法进程为视角

为根治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等非法手段获取证据的顽疾,我国立法机关从司法解释、法律等层面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了规范,经过近几年的试运行,该规则的贯彻并不理想,尤其是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性问题,导致法院在非法证据排除的审理中缺乏正当性的规则指引,使得原本非法的证据变相地披上了合法"外衣"。鉴于此,本文将从法律视角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机制进行探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及于公诉案件中的辩方

根据2012年颁布的新《刑事诉讼法》第56条,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于自诉案件中的控辩双方,也就是说自诉案件中的辩方是受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制的。那么公诉案件中的辩方采用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是否受到该排除规则的规制呢?根据2010年两高三部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公诉案件中辩方的证据同样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这一规定在新刑诉法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条文中"蒸发"。基于此,人们不禁要问,到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及于公诉案件中的辩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