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产业结构与城市高质量发展——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分析

研究了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并基于中国城市群2010—2020年城市层面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着重探究了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群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数字经济释放城市经济高质量红利的重要中介因素和门槛因素。数字经济红利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红利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红利最大，成渝城市群次之，长江中游城市群最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实现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能力与全要素生产率

发展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提升数字化能力对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选取2014—2017年省级样本数据,构建指标体系测度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化能力,研究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能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显示：(1)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处理内生性之后依然成立;(2)数字化能力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具有中介作用,即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有助于提升数字化能力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数字化能力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3)数字化人才数量越多,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强。     

数字经济、消费升级与物流高质量发展

文章利用2014—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了物流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综合评价物流高质量发展的时序发展变化,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和调节中介模型分别检验数字经济对物流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和消费升级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物流高质量发展整体呈现上升增长趋势,但区域发展存在非均衡性;数字经济对物流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直接作用;数字经济通过提升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对物流高质量发展产生间接影响;数字经济对物流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显著为正,东北地区数字经济对物流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尚未得到验证。     

数字经济、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韧性

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数字经济迅速发展，逐渐成为提振区域经济的关键动力。基于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和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韧性的作用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产业集聚均正向影响区域经济韧性。产业集聚在数字经济驱动区域经济韧性提升中发挥中介作用，即数字经济可通过推动产业集聚促进区域经济韧性提升。在不同地区，数字经济与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对此，应推进经济数字化改造，营造良好数字生态；推动产业高质量集聚，筑牢经济发展根基；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网络，驱动地区均衡发展，为提升区域经济韧性提供参考。     

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进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地区差异和动态演进特征成为推动数字经济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通过构建包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个维度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Kernel核密度考察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地区差异和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八大综合经济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差距显著,总体呈北部、东部、南部沿海经济区发展水平高,东北、长江中游、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发展水平居中,黄河中游、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发展水平较低的格局.鉴于此,应加快制定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战略,依托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体系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数据要素禀赋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成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论文在构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标基础上将数据要素禀赋纳入制造业发展分析框架，利用2013—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数据要素禀赋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制，其中数据流量规模的促进作用高于数据用户规模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为数字经济时代进一步挖掘数据要素价值，助力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对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借助数字经济实现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长三角地区面板数据,利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可以显著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正向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且技术创新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政府支持对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不同地区、不同细分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最后,从三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构建全方位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提升融合效能;聚焦重点领域,推动核心技术突破创新;聚焦制度创新,释放政策红利。     

数字经济对中国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作用研究

研究目标:检验数字经济对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差异。研究方法:运用效率分析、熵值法测度2011～2018年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水平,并采取面板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研究期间我国各地级市的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异较大,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该作用存在时滞性和异质性。研究创新:基于上市公司企业数据库,筛选建立全国数字经济企业数据集与城市层面匹配数据,从微观视角对地区的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研究价值:从数字经济发展角度,为我国绿色发展转型路径的政策设计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技术市场发展与高技术企业创新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对高技术企业创新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测度2012—2021年地级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结合中国沪深A股高技术上市企业年度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从技术市场发展角度出发，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此结论依旧成立；技术市场发展在数字经济与高技术企业创新之间发挥重要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夯实企业创新基础；完善技术市场，推动企业成果转化；激发区域创新潜能，提高中西部企业竞争力，以此促进高技术企业持续创新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城乡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

以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基础,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讨数字经济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并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发现数字经济可以有效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且在东部地区的积极效应更突出;基于门槛模型发现数字经济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呈现出典型的双重门槛特征,当数字经济指数位于第一、二门槛值之间时,其对城乡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强;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促进地区创业,进而驱动城乡协调发展。因此,新发展阶段应该积极推动数字经济深度改革,在扩张规模的同时注意防范化解潜在风险,进一步发挥数字经济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以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基于黑龙江省农业数字普惠金融案例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是我国金融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举措,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将农业生产技术创新、城乡收入协调、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农业市场扩大开放和农业发展成果共享设定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把数字普惠金融中的融资便利、融资成本、融资风险以及农民的金融素养作为前置影响因素,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考察农村数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五纬目标进而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研究结果发现：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便利性增加以及融资成本和风险的下降可以促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农民金融素养的提高也有利于农村数字普惠金融进一步的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扩大使用可以通过提升农业生产技术创新、农业市场扩大开放、农业发展成果共享、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城乡收入协调等途径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最后,以黑龙江省农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为例,进一步分析当前我国农业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模式及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农业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后疫情时代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对策

数字经济是有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路径。目前,我国数字经济总体规模不断扩大,产业数字化成为我国数字经济的主引擎,我国数字经济有望呈现快速且高质量发展态势。我国数字经济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主要归因于国家高度重视与审慎包容支持、数字经济综合市场优势显著以及拥有一批能力较强的数字企业等。但我国数字经济领域仍存在产业数字化水平参差不齐、数字经济生产端与需求端发展不平衡、数字经济企业国际化程度明显不足等问题。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仍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主要包括数字经济原发性创新研发不力、数字经济对外开放度偏低、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不强等。要促进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推动产业之间及产业内部数字化均衡发展,加大数字经济领域对外对内开放力度,政府与市场各得其位,着力优化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营商环境。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考与研究

只有坚持科学发展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才能做到科学发展,这是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战略性调整,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实施技术进步和创新,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十四五”时期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径研究

从“十三五”规划的实践来看,各地区经济相互融通补充,质量效益稳步提升,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提高,但仍存在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机制不完善、科技创新及改革推广力度欠缺、规划实施亟待推进等问题。“十四五”时期,应该有计划、分层次、全方位地构建国家层面、区域层面、产业层面、市场层面的金融多维支持路径,发挥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     

“产学研”基地建设的理念、目标及手段——以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为例

高校“产学研”基地是集教学实践，创新研究、科技成果转化于一体的产业基地，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提升创新能力是科技创新的重大发展趋势，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根据杭州市的战略定位，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应将“产学研”基地建设成为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科技人才创新创业中心，集工作、生活、休闲为一体，并据此分析“产学研”基地建设的理念、目标及手段。     

数字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结构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11—2018年中国27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面板门槛效应、工具变量等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发展与低级、中级、高级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高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尤其是显著提高低级和高级人力资本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无论从东部和中西部角度，还是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角度，数字经济发展均正向推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且在低级、中级、高级人力资本水平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进一步地，在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低时，数字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具有积极作用，但到达一定阶段之后则会产生抑制作用。因此，各地区应加快建设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合理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提升人力资源有效性，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浙江省流量经济集聚扩散效应研究

目前,流量经济效应问题是区域经济研究中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之一,而流量经济的集聚扩散效应又是区域极化和均衡发展研究的核心问题。流量经济的集聚扩散效应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高度的依赖性。结合国内外关于流量经济的相关理论和发展方向,采用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的分析方法,对经济比较发达的浙江省流量经济水平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显示:浙江省流量经济的集聚扩散效应非常显著,并主要集中在浙东北地区;工业集聚和扩散能够非常显著地促进各种要素流的发展,流量经济和工业集聚扩散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关系;从流量经济的效果来看,流量经济显著促进了区域均衡发展,从宁波、慈溪和余姚等市县的发展情况来看,流量经济不仅提高了这些市县的经济水平,而且促进了它们趋于均衡发展的态势。因此,积极发展流量经济对提高区域均衡发展水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自主创新与合作创新的绩效比较

将自主创新与合作创新结合起来,采用协整技术和误差修正模型,就两种不同的技术创新方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两种技术创新模式和经济增长率组成的系统在长期构成一个稳定的过程,其中自主创新模式和合作创新模式均对我国经济增长在长期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由两种技术创新模式和经济增长率所组成的协整系统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向的调节作用,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都不是特别明显,自主创新模式对经济发展的净效应为正,而合作创新模式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不明显,甚至为负;基于此,提出相应策略以提升国家的创新能力和构筑竞争优势。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实证研究

在分析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的基础上,利用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构建了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实证模型。选取了2001-2012年间的数据作为数据来源,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技术创新能力进行分析,选用技术创新综合得分作为表征技术创新的指标,以人均GDP作为表征经济增长的指标,揭示了技术创新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为使我国经济能够快速持续的增长,需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并发挥其在经济增长中的有力作用,以达到推动经济增长的目的。     

山东省海洋经济效益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为促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构建山东省海洋经济效益指标体系,本文从海洋经济整体效益出发,综合科技创新、管理及政策、所有制及产业结构、资源和市场、交通及信息等因素的影响,运用AHP法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形成了涵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政治效益的海洋经济的效益指标体系,为海洋经济战略制定提供了更为条理的理论工具,对山东省海洋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