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网络分析

文章构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网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网络的中心性结构以及投资模式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网络中,中国、土耳其、俄罗斯在网络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和"枢纽"作用;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网络中主要扮演投资发出者的角色,而土耳其则更多扮演投资吸收者的角色,俄罗斯的投资模式最具有互惠性,同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集团化投资特征。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开放新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实现并扩大中国对外投资的正向技术溢出,对促进沿线各国转型发展、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益均有重要影响。利用38个沿线国家2003—2015年的面板数据,借助GMM估计法分析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向技术溢出,但与出口贸易相比溢出水平较低;东道国科技研发实力、对外开放程度、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可显著扩大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风险与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基于中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制度理论与跨国公司理论,从政治因素视角出发,以2006～2017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199起投资事件为研究样本,运用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风险对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双边政治关系和企业性质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中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合资模式进入制度风险较高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提高了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制度风险较高的沿线国家的可能性;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合资模式进入制度风险较高的沿线国家。研究结论将对中国企业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更为恰当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以及积极应对制度风险、促进国际产能合作等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挑战与对策--基于熵值法的测度分析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需求和发展潜力巨大,提升其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于我国扩大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规模和提升投资质量意义重大。本文基于沿线国家的特点,选取基础设施、制度环境、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4项一级指标和20项二级指标系统地构建投资便利化水平测度体系,并运用熵值法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4年-2018年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发现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呈逐年上升态势,但差异大,区域不平衡性显著,且投资便利化水平与经济发达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前中国对沿线国家开展直接投资所面临的挑战,提出中国与沿线各国应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维护透明高效的制度环境,深化双边金融合作,积极发展本国劳动力市场等对策建议。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投资路径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逐步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我国创造性提出建设"绿色之路",我国对沿线国家的绿色投资也引起较大关注。文章首先从投资规模、投资区域、投资领域和金融机制四个方面系统评价了我国对沿线国家绿色投资的现状,之后分析了绿色投资面临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区位选择、建设绿色产业园区和打造信息技术平台等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竞争情报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激发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热潮。然而,由于缺少对沿线投资国竞争情报的研判和规避,常使一些对外投资存在风险,甚至导致投资失败。文章试图把竞争情报融合到对外投资各个阶段中,提出适用于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确定环境下投资竞争情报模型。该模型在投资的种子期、初创期和成长期融入不同的竞争情报需求和约束条件,能系统地弥补投资阶段情报的不足,并为规避风险提供参考框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基于ERGM模型的研究

文章利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网络,分别从全局和局域层面考察投资网络的拓扑结构和关系模式,采用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从内生结构效应、行动者-关系效应和协变量网络效应剖析投资网络形成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投资网络全局结构呈现"东亚和东南亚密集、中东欧隔断和中亚游离"的格局,投资活跃度整体偏低,高介数节点集中于少数核心国家。(2)模体分析体现了互惠性在沿线国家投资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该区域投资集团化特征不显著,中国和印度、新加坡和波兰具有相似的投资模式,俄罗斯主要以吸引外商投资为主。(3)国家的经济水平是影响投资网络形成的关键因子,不同经济水平的国家间投资行为差异显著,高经济水平国家之间具有相互投资倾向,高经济水平和中等经济水平的国家具有对外投资倾向。(4)资源寻求型投资和技术寻求型投资是具有网络形成的重要推力,然而市场寻求型投资的驱动力较弱,且不存在劳动力寻求型投资;空间邻近、共同语言和投资协定的签订是该区域投资网络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外生力量。因此,中国要发挥在网络中的枢纽优势,遵循适度均衡化的原则,重塑沿途国家投资格局,引领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向经济一体化。     

OFDI与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提升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研究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构建对外直接投资对价值链升级的理论模型,使用2000-2016 年的国别数据,通过动态面板实证研究了OFDI 对母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OFDI 对母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机制主要有专业分工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市场规模扩大效应。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有利于提升自身价值链地位。中国对中南半岛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和中国- 中亚- 西亚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通过专业分工效应来提升价值链地位,对中蒙俄和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市场规模扩大效应来提升价值链地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债风险评价及启示——基于31个沿线国家的数据分析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债风险对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都有重要影响。本文以负债率、偿债率和债务率指标为基础构建了外债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一带一路"沿线31个国家2010年-2017年的数据,运用模糊物元分析法综合测度沿线国家的外债风险,并进行成因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债风险总体呈上升趋势;蒙古、老挝、斯里兰卡、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的外债风险非常高;财政赤字、贸易条件恶化、国际市场利率提高是推动沿线国家外债风险上升的最主要原因。为提升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效益,中国企业应优化直接投资的空间布局,减少对高外债风险国家的投资;拓宽投资领域,增加非能源领域的投资,带动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和就业;投资前应严格审核项目,合理融资方式,避免增加债务风险。     

促进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的相关税收政策研究综述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不断有企业进行境外投资,同时境外税制与我国税制之间存在差异,对企业构成税务风险。为促进中国企业能够"走出去",政府也不断在发布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如何优化我国税收激励政策,有效发挥引导支持作用是研究的重点问题。文章梳理了2015～2019年关于促进企业在沿线国家进行投资的相关政策的建议,发现定量分析的文献较少,同时我国还尚未与任何国家开展任何形式的专门针对增值税的协调,需增加这方面的经验。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沿线国FDI风险防范的路径研究

自提倡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到全面建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结构得以进一步优化升级,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中国企业一边享受着"一带一路"所带来的经济福利,一边承担着因对外直接投资所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差异而产生的投资风险.本文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维度分析中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所面临的对沿线国家FDI的风险,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的风险防范路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投资风险分析

运用基于奇异值分解的多评价结论集结方法,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对象,对2000—2020年各国油气投资风险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国家角度来看,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与新加坡的油气投资环境优越,而伊拉克与也门的油气投资风险最高;从空间分布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油气投资环境较为复杂,主要表现为中东地区油气投资内部风险差异较大,东南亚与南亚地区的油气投资状况较为稳定,内部的油气投资环境差异较小;从风险变动趋势来看,"一带一路"沿线整体油气投资环境变动较大,在研究期内以2008年与2013年为主要时间节点,2008年之前全球油气投资处于上升期,2008—2013年油气产业发展处于停滞状态,2013年后沿线国家的油气投资状况有所好转.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特征,引入不良投资指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绩效进行评估。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区位分布与产业选择方面高度集中,导致不良投资呈现"双高"特征,即70%以上的不良投资集中于中亚—西亚和新亚欧大陆桥区域,80%以上的不良投资集中于金属、交通和能源等环境敏感型行业。今后应从产业层面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转型升级,实施多元化的区位选择战略,优化投资产业布局,并强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环保意识与责任意识。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与贸易研究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积极进行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文章分析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十五个主要国家的投资存量,检验了2007~2015年期间的投资与贸易间的相互作用。结果表明,大部分国家的投资与贸易之间具有单向的推动作用。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4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贫困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与中国邻近、中等收入水平以及与中国双边互信程度高的沿线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更加明显。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就业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是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发挥减贫效应的重要影响渠道。本文丰富和拓展了外国直接投资减贫效应的研究,同时为中国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以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减贫目标提供了有益的实践指导。     

信息通路对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目前,我国针对"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的研究尚不完善。基于此,文章从企业获取有关投资信息的角度出发,提出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区位选择受企业获取与投资相关信息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投资区位选择不仅受东道国资源、市场影响,通畅的信息通路也有利于加强企业对东道国的了解,对企业区位选择具有重要作用。     

浙江对“一带一路”沿线对外直接投资格局的思考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推动对外投资战略,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既要以"共享"为基本原则,又要兼顾沿线国家合理需求。鉴于这一思想,本文归纳整理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发现对外投资的空间差异性研究较少,尤其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研究更少。因此,本文在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浙江对外直接投资现状的基础上,探讨浙江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外对投资空间布局理念,并提出差异化的政策建议。     

双边投资增量提质 对外承包频签大单

今年上半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亮点纷呈,总体进度和效果都比预期更好。“一带一路”战略为我们从沿线国家“引进来”提供了新动力,沿线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带来源源不断的合作大单,双向投资活跃说明我们与沿线国家经济上互补性很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开放和直接投资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开放与直接投资,既是“一带一路”建设中资金融通的重要体现,也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十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呈现出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行业较为广泛、投资区域相对集中等特征。金融开放通过拓展国内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提升金融机构运行效率,推动资本在国内外市场合理配置,促进企业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竞争力。面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开放水平普遍较低、中国投资项目融资难度较大等现实制约,要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开放,重点服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加强金融合作,守住风险底线,努力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优化倒逼机制,提升金融服务质量,精准破解中国企业“走出去”困境;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规范与引导,帮助企业借力金融开放提升投资质量和效率,推动金融开放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融合发展与相互促进。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分析

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中,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发挥了重要作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双重差分法（DID）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探究“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有助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企业提升投资效率。实证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提高参与对沿线国家投资企业的投资效率约10个百分点。宏观分析表明创新是企业参与投资的重中之重,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够更好的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提升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化解过剩产能的方式提升了企业投资效率。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有效提升了中国企业投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