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北大核心CSSCI

最低工资政策是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重要措施,其所引发的经济影响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本文利用2005-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结合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数据,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显著加剧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机制检验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涨通过促进要素替代与提高企业融资约束加剧了投融资期限错配;异质性检验表明,这一影响主要在劳动密集度高、平均工资水平低、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公司治理水平低的企业中表现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在短期内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违约风险,投融资期限错配是这一影响的中介机制。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效果,为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和调整提供参考,同时也有利于企业从劳动力因素视角审视企业的风险管控问题。     

投融资期限错配与企业债券违约风险

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债券违约的现状,结合期限匹配理论的基本原理,以2015—2020年中国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债券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投融资期限错配对企业债券违约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首先,运用"投资—短期借款"敏感性模型,分组检验了债券违约企业和债券非违约企业"短贷长投"这种投融资期限错配现象,这种现象在债券违约企业中表现得更显著。其次,利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投融资期限错配与企业债券违约风险的关系,结果表明,投融资期限错配会增加企业债券违约风险的可能。再次,利用二分类别变量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得出,投融资期限错配会通过加剧流动性风险而增大企业债券违约风险。最后,通过分组回归分析表明,当企业外部融资约束程度和企业内部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较高时,投融资期限错配对企业债券违约风险的影响更显著。据此,应秉承分类治理的思路,不仅要改善当前的金融投资环境,还要加强构建完善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     

大数据税收征管能抑制企业违规行为吗——基于“金税三期”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企业违规行为是阻碍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绊脚石”，防范治理企业违规行为，对于营造良好的资本市场生态环境至关重要。大数据税收征管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其能否以及如何抑制企业违规行为是一个急需关注的问题。基于此，借助“金税三期”税务稽查系统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能显著抑制企业违规行为；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进而抑制企业违规行为；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在法律制度环境较差地区、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建议夯实大数据税收征管的数据基础，提高大数据税收征管的数据整合能力；完善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提升大数据税收征管的精准治理作用；完善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机制和市场监管机制，提高企业违规行为成本。     

供应链金融与企业债务期限选择

关于企业的债务期限选择行为，理论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随着供应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将供应链金融纳入到企业债务期限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中，以2010—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供应链金融对企业债务期限选择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实施供应链金融计划的核心企业更愿意缩短债务期限，其影响路径为通过提高盈利水平和盈利稳定性降低利率风险，以及通过改善财务状况降低再融资风险；双向供应链金融和数字供应链金融对债务期限的缩短效应更强。进一步检验发现，供应链金融对债务期限的缩短效应并没有诱发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和非理性短期借款，反而降低了债务融资成本和提高了投资效率，说明我国企业缩短债务期限的行为并非全是“金融抑制”或信息不对称下的被迫选择，也可能是特定情境下企业权衡风险收益后的主动决策。本文为解释企业的“债务期限选择之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增量证据，为进一步释放供应链金融的实体经济效应，防范债务风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学理支持。     

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企业期限错配的影响

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既是以典型治理为特征的渐进式改革，也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举措。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企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离不开长期资金的支持。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和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科技金融结合试点对企业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显著抑制了企业的期限错配，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影响渠道分析发现，科技金融结合试点通过权益性融资、长期债权类融资、政府帮扶三种途径缓解企业的期限错配。异质性分析发现，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期限错配严重的企业以及理性借款的企业抑制效果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为政府积极引导金融资本、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重要参考。     

税收征管数字化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治理效应分析视角

本文基于“金税三期”工程准自然实验，以2009—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提高了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机制检验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通过治理机制降低了企业代理成本，抑制了企业关联交易(尤其是异常关联交易);通过信息机制简化了财务报告复杂度，提高了会计信息可比性，验证了税收征管数字化的治理效应。进一步地，基于治理机制的拓展性检验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的治理效应在征纳合谋程度高和避税程度高的公司中更加明显。基于信息机制的拓展性检验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的治理效应在分析师关注度低和信息不透明程度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     

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与企业费用粘性——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

在数字化赋能企业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以“金税三期”工程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政策效应、作用机制及其在不同情景因素下的差异。研究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实施显著抑制了企业费用粘性，且这一结论在排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其他相关政策影响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能通过“改善信息环境”和“优化公司治理”路径实现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此外，从政府调控、市场环境和企业行为三个维度，分别选取税收征管强度、行业竞争程度和内部控制质量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的政策效应进行拓展性分析。异质性研究发现，税收征管强度和行业竞争程度强化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而内部控制质量弱化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反映了两者作为内外部治理机制之间的替代关系。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没有引起研究重视。首次利用“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准自然实验,借助“固定资产投资-流动负债”敏感度方程,实证评估了“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多期双重差分结果显示,“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显著增强了固定资产投资对流动负债的正向敏感度,表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加剧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该结论在经过排除同期政策影响、处理效应异质性讨论、其他稳健性检验与安慰剂检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加剧了政企融资竞争,显著降低了企业长期融资的可得性。异质性分析显示,影响效应在改革强度大与经济财政实力弱的地区以及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更为突出。结论的政策启示是推进“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要兼顾市县利益,处理好简化政府层级与微观经济运行风险的关系。     

资本市场开放能抑制企业避税吗——基于沪港通的准自然实验

资本市场开放作为我国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深刻改变了中国资本市场交易者结构特征,可能对上市公司的自利行为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基于沪港通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能显著抑制企业的避税行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资本市场开放不仅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抑制高管避税寻租动机,而且有助于改善公司信息质量、增加避税成本,从而降低企业避税水平。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一影响对于税收征管强度较低地区的企业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沪港通可以作为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促进企业规范自身行为,提高税收征管效率。这为后续进一步深化金融领域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国上市公司负债融资期限结构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沪深135家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研究对象,以国内外关于负债期限结构的研究文献为基础,对我国上市公司负债融资期限结构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上市公司长期负债的使用,与公司规模大小以及公司质量高低等因素存在较强相关性,而与股东控制权的强弱和税收的有效性等因素相关性较低。     

国地税合并能够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吗

本文基于2018年国地税合并的准自然实验,将税收征管的研究边界扩展至资本市场领域,在评估国地税合并对我国税务机关征管现状改善效果的同时,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角度,考察国地税合并这一税收征管模式变革对我国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国地税合并后,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显著降低。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地税合并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在内部治理水平较差、外部监督水平较低和地区法治环境较差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国地税合并提升了企业的信息透明度,促使企业更加及时地确认与披露企业相关的负面信息,最终使得股票价格不易受到坏消息集中释放造成的负面冲击,有效平滑了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本文研究为理解税收征管活动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提供了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证据,也对现阶段的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的经济效应再检验——基于贷款期限结构视角的研究

本文基于贷款期限结构的异质性视角检验了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的经济效应。首先,企业短期借款占比越高,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融资的影响越大,说明较短的贷款期限会放大货币政策冲击对实体经济投融资的影响。其次,短期借款占比越高,紧缩货币政策条件下过度投资和经理人代理成本下降得越快,说明较短的贷款期限会强化紧缩货币政策与代理成本之间的负向关系。最后,短期借款占比越高,紧缩货币政策条件下企业绩效上升得越快,说明紧缩货币政策条件下贷款期限产生的治理效应超过了流动性风险效应。从非对称效应的角度看,期限结构视角下紧缩货币政策的效果强于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从异质性的角度看,对于成长期的企业、高成长性行业以及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而言,紧缩货币政策条件下短期借款对公司绩效的正向影响减弱。本文从贷款期限的视角进一步揭示了货币政策传导的具体机制,对于经济新常态下如何更好地进行总需求管理具有一定的启示。     

征管模式、征管技术与税收治理——来自取消税管员固定管户的证据

税管员固定管户作为中国基层税收管理的基本制度,在确保税收征管效率的同时也加剧了弹性征管和税务部门执法风险,推动“管户”向“管事”转变成为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本文从征管激励与征管能力角度分析取消税管员固定管户对税收治理的双重影响,并利用手工整理的地级市取消税管员固定管户政策和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取消税管员固定管户在总体上会降低企业实际税率,加剧企业避税,这一效应在与税务机关征纳联系较低的企业中表现更明显,改革前业务招待费越高、距离税务局越近的企业其避税会相应减少;信息化征管技术会降低取消固定管户造成的征管效率损失,在取消固定管户的同时上线“金税三期”会显著提高企业纳税遵从,并且对低业务招待企业的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表明,取消固定管户的征管效率损失主要体现在国税局,但会提高地税局征管企业的纳税遵从,改革对民营企业的影响更大。本文不仅为推进基层税收征管制度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通过形成更加规范的基层税收征管体系促进税收治理现代化和企业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金融强监管、存贷长期化与企业短债长用

债务与资产的期限结构错配(短债长用)是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债务问题。已有研究认为其成因在于供给侧，银行为控制自身风险和应对信贷考核压力，更多地对企业提供短期信贷。近年来，金融强监管(资管新规)重塑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这对于企业短债长用的债务问题产生何种影响。本文研究发现：(1)资管新规压降银行保本理财的同时，推动定期存款扩张，导致存款期限拉长的结构变化；(2)基于生命周期与风险偏好理论并经实证验证，前述存款长期化依人口结构(老龄人口越多)呈现空间结构异质性(效应越强);(3)构建三阶段计量模型识别“住户存款长期化→企业贷款长期化→企业短债长用减少”的因果链条。本文研究表明，资管新规类金融强监管政策对于企业短债长用的债务问题发挥了治理作用，并存在时空双维的结构效应，为完善现代金融监管、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经验参考。     

公司治理机制对债务期限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沪深300大型企业与中小板块企业的比较分析

由于长短期债务融资对公司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不同,对债务期限结构的研究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样本考察了各种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通过对沪深300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板块相关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重点关注公司治理机制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在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中的特征和差异,并对此进行了剖析。     

债务期限结构与财务风险讨论

企业融资决策理论一直是财务领域经常研究的课题。在融资决策理论研究中,主要倾向对债务数量的研究,对债务期限结构的研究并不多。而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是影响融资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债务期限是否合理会影响负债融资效益,进而危及企业自身的财务安全。企业在运管管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财务风险问题,我们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来规避、降低风险。本文主要是以债务期限结构以及企业财务风险为研究课题,论证了重视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分析对企业融资的现实意义。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政府透明度的调节作用

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在股权多元化带来资源优势的同时也会诱发异质性资本冲突，以2014-2019年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为样本，基于研发投入视角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发现：①国企混改带来的股权多元化有利于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②股权多元化有利于延长企业债务期限，进而强化债务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支持作用；③政府透明度有利于强化股权多元化对债务期限结构的正向影响，从而有利于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股权多元化的资源效应有助于改善企业融资期限与研发投入期限匹配度，且政府透明度越高，投融资期限匹配效果越好。该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政府透明度在影响企业研发投入方面存在互补效应，通过股权多元化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因此，就因地施策而言，当前应重点推进政府透明度较低地区国企混改。     

纳税信用评级与企业投资结构偏向：“投实”抑或“向虚”

基于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分析了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纳税信用评级披露可以显著引导企业投资结构更加偏向实体投资，表现为企业纳税信用评级为A可以激励企业增加实体投资，同时抑制金融资产投资。机制分析表明，纳税信用评级披露通过融资约束渠道、外部监督渠道和实体投资成本渠道，增加企业信贷融资规模、降低盈余管理以及缩小实体投资与金融投资的相对收益差距，促使企业投资结构偏向实体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在税收征管力度弱的地区，纳税信用评级披露能够发挥更大的“投实”激励效应，对强制性税收征管起到有益的补充。上述研究结论为通过纳税信用建设优化企业投资结构实现“双赢”提供了经验证据。     

基于代理假说的所有权与债务期限结构关系初探

债务融资是企业重要的财务决策行为,企业债务融资重要的决策是如何选择债务期限结构。债务的期限结构是指企业长期债务和短期债务之间的构成比例关系。不同的债务期限结构代表了不同利益相关主体的意志,它体现在上市公司进行债务选择的倾向性上;不同的债务期限结构将产生不同的融资效应,其变化直接影响公司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所有权结构与公司治理中的内部监督机制直接发生作用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并且也对外部治理机制产生间接作用。企业所有权影响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     

中国上市公司负债期限结构实证研究

企业负债期限结构理论是企业财务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关负债期限结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影响企业负债期限结构的因素,国外已有大量的文献,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文章利用中国上市公司1998年～2003年的面板数据,对影响负债期限结构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务杠杆和公司质量对负债期限的影响与理论预期相反为正值,税收对负债期限的影响并不显著,公司规模和资产期限对负债期限结构的影响与预期一致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