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城镇化发展概况

正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城镇化率明显提高,初步形成了大中小城市和建制镇的城镇体系,城市竞争力不断增强。如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仅为17.9%,而2013年则上升到53.7%,充分显示了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速度令人惊奇,特别是近10年,城镇化率平均每年以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提高。然而,城镇化的高速发展不仅带来城镇规模的扩大和城镇数量的增加,更加剧了城镇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经济发展阶段越高,经济增长越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指经济增长中不能被土地、劳动、资本等有形要素投入增长解释的部分.一般来说,全要素生产率由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两部分组成,其影响因素主要有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为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一方面可以通过制度改革重新组合生产要素实现配置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     

城镇化质量评价与高质量城镇化的推进方略

明晰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和状况,是推进和实现高质量城镇化的基础。城镇化质量是指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之间、城市内部、城市之间、人地之间的结构关系,高质量城镇化则是指城乡融合发展、城市内部融合、城市体系优化、人地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利用四个维度八个指标对2013年以来我国总体城镇化质量和各省份城镇化质量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我国总体城镇化质量不断改善,各省份城镇化质量呈现显著的地方特征,城镇化质量综合指标与城镇化率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推进高质量城镇化,应针对各地城乡发展差距的不同特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以市民化和户籍制度改革为重点,促进城市内部融合;推进各地中心城市带动省域城市包容性发展,促进城市体系优化;创新推进按照常住人口配置建设用地,促进人地协调发展。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挑战和机遇

近年来,随着投资驱动和要素驱动的持续减弱,我国经济增速逐渐下行,进入了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新常态下,原来高速增长阶段被掩盖的种种矛盾和风险逐渐显露,对我国经济的平稳运行造成诸多挑战。但是,新常态也在城镇化、消费需求、结构调整等方面带来了发展机遇,改革和开放也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持久动力。     

城镇化的升级与创新：认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之路

新型城镇化是前一阶段城镇化的升级版，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当前创新驱动的核心就是人的城镇化。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是在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能源资源承载能力面临挑战,     

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对要素流动与配置的影响：京津冀例证

要素在区域空间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保障。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使用2010—2019年京津冀区域内城市和周边参照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对要素流动与配置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具有显著的要素流动促进效应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与对照组相比，京津冀区域内城市的要素流强度和全要素生产率经历了更高水平的增长，基于多种方法和策略的再检验佐证了增长效应的稳健性；比较不同类型城市的政策效应发现，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对中心城市、功能转移城市和轴带发展城市的要素流动促进效应更强，城市规模较小、科技水平较低、基础设施不完善会掣肘区域协同发展政策的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政策通过资源高效配置、规模报酬递增与前沿技术进步三条路径，推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应加大区域协同发展政策的实施力度，探索建立城市群全域要素流动的机制，促进生产要素空间配置优化，推进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形成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市民与公民的身份转换

经济的发展使得城镇化成为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的全面自由得以实现的必经阶段。中国过去30多年由于经济高速发展，经历了一个高速的城市化进程，从1978年到2012年城镇化水平从20％提高到50％多。但是如果按户籍人口来算，我国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远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     

中速增长阶段的结构性改革

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意味着增长动力的转换,由低成本要素驱动、效率驱动与制度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受人口红利、要素与环境约束,在国内外市场综合影响下,增长速度平台开始下移并伴随增长动力和经济结构的实质性改变,浙江经济进入围绕6%为轴心的中速增长阶段已是大势所趋。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意味着增长动力的转换,由低成本要素驱动、效率驱动与制度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但正是在中速增长期间,许多国家和地区依托改革与发展、依托创新开放、依托消费转型,成功地完成了发展方式的转变。浙江     

关于进一步加强“海绵城市”建设的难点与对策——以鹤壁市为例

<正>一、前言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高质量发展是创新驱动、集约高效、平衡充分与绿色生态的发展。鹤壁市推广国家“海绵城市”试点市经验，统筹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强化对城市雨水径流的排放控制与管理，修复城市水生态环境。开展淇河、卫河、汤河、共产主义渠等整治，加强饮用水水源地和地下水保护，高效利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资源，建设水生态文明城市。鹤壁市“海绵城市”     

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城镇化是城镇人口增加、城镇规模扩大、乡村人口向城镇迁徙以及城市文明向农村扩散而引起的人们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和价值观念变迁的过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推进城镇化是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途径。没有城镇化也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现状:流动的城镇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以大约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进入新世纪以后,城镇化高歌猛进驶上了快车道:城镇化率由2001年的37.6%,提高到2011年的51.3%,10     

加快提升辽宁省城镇化质量的若干问题与建议

自2011年起,我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根据国际城镇化一般规律,我国城镇化进入了加速增长的后半程（50％-70％）阶段,该阶段城镇化在外延式扩张的同时,更加注重内涵式质量的提升.辽宁省自1988年起城镇化就进入了该阶段,但城镇化质量和经济发展程度较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差距较大.加快提升城镇化质量对辽宁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传统工业大省向沿海经济强省转变意义重大,应着重从农民市民化、发展服务业、提高县城综合承载力、正确处理新老城区关系和坚持“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理念等五个方面入手,加快提升城镇化质量.     

探析我国城镇化的未来

近30年来,我国城镇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城镇化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足18％提高到201 3年的53.7％,基本接近世界城镇化的平均水平.虽然我国城镇化成绩斐然,但面临着城镇化进程远远滞后于第二、三产业发展水平的基本事实,而且也面临着农民由“走进”城市到完全“融入”城市的城镇化转轨问题.     

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弹性约束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06—2019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值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弹性约束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弹性约束会降低投资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其中间效应占比偏小。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弹性约束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减小。关于新旧常态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未来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应该设定高目标值与低弹性约束，较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则应该赋予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值较高的弹性约束。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武汉城市圈城镇化质量研究

城市群作为我国当前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单元,细化研究尺度对因地制宜制定和实施区域协同发展规划具有更科学的指导意义。本文基于对新型城镇化内涵的理解,从城镇建设水平、城镇化推进效率、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维度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基于熵值法,从县域尺度对武汉城市圈城镇化质量进行评价。结果表明:第一,武汉城市圈城镇化质量整体偏低,各维度发展不平衡;第二,城镇化质量表现出武汉市"一城独大"的特征,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不强,区域差距大;第三,城镇化率与城镇化质量表现出较好的同步性,但半数以上的县域城市处于"低城镇化率-低城镇化质量"阶段,同步性高但发展水平低是现阶段武汉城市圈城镇化的主要特征。     

要素禀赋、有偏技术进步与区域创新空间收敛

在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是激发全社会创造力的关键。文章基于CES生产函数构建具有异质性特征的两地区三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要素禀赋差异和有偏技术进步对区域创新空间收敛的影响机理，并从城市层面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要素集聚促进了区域创新，要素禀赋的空间非均衡性导致了区域创新空间差异。我国城市资本和劳动呈互补关系，技术进步方向总体上偏向资本。在有偏技术进步作用下，价格效应引致稀缺要素向发达地区集聚，技术进步方向的非同向性造成创新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加剧了我国区域创新空间差距。研究结论为提高区域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创新空间收敛提供了重要启示。     

建构农村留守老人的社会支持系统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末我国城镇化率为53．73％，比2012年提高1．16个百分点：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6894万人，比2012年增加633万人，增长2．4％。其中，外出农民工16610万人，增加8274万人，增长1．7％。从城镇化的构成来分析，农民工是城镇化水平的主要指标，也必将是城镇化水平提高的主要内容。西方的城镇化模式，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一种自然发展过程，而我国的城镇化背景是城乡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社会政策下的“二元结构”，是基于城乡差距基础上的“推一拉”效应。     

城镇化背景下劳动力流动对农业的影响

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刚超过50％,如按户籍人口计算仅35％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李克强总理在谈到城镇化时指出：“差距就是潜力。从现代化发展规律看,今后一二十年我国城镇化率将不断提高,每年将有相当数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及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将带来投资的大幅增长和消费的快速增加,也会给城市发展提供多层次的人力资源。城镇化不仅是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展望未来,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在我国实行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将有更大规模的转移,“劳动力流动在城镇化背景之下对于我国经济将带来何种深层次的影响,7”这一问题的研究十分具有现实意义,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在国家宏观整体层面展开,本文将视角着眼于研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农业发展带来的影响。     

北京市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但是随之而来的碳排放问题也日趋突出。本文以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模型为基础,对北京市1980-2016年的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考虑了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和城镇化水平三个控制变量对碳排放的影响,建立了扩展的库兹涅茨模型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北京市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N型关系,且目前处于递增阶段;第二,北京市碳排放量还受到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和城镇化率的影响。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和能源强度对碳排放有正向的拉高作用,城镇化率对碳排放有拉低的作用。最后本文提出了对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基于消费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

以2013—2020年30个城市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结构模型对数字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通过促进消费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整体上可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是这个驱动作用具有一定的异质性,东部城市、小规模城市的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影响更大。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促进消费增长、推动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内市场分割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我国商品市场为例

本文研究了我国商品市场的分割程度及变化趋势，利用1985--2005年的国内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测度了市场分割度，发现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同时，本文考察了影响商品市场分割程度的因素，重点考察了地方保护行为、对外开放程度的作用，实证结果显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支出、国有企业就业比重、进口、出口及FDI皆以不同程度影响着国内商品市场的整合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