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控制的策略、形式与机制：以自媒体平台为例

资本主义传统劳动过程向数字劳动过程的转变对应新的数字劳动类型，对劳动控制过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数字劳动类型与控制策略具有联动性，进而对劳动控制形式、控制机制提出了新要求。与占主导地位的控制策略相对应，数字劳动控制形式主要包括“劳动自由”掩盖下的意识形态控制、“能者多得”掩盖下的时间控制、“社区名人”掩盖下的流量控制、“美好生活”掩盖下的社交关系控制等。与占主导地位控制形式相对应，新的数字劳动控制机制包括以游戏化的任务分工实施意识形态控制、以效益化的薪酬体系实施时间控制、以弹性化的生产组织实施流量控制、以产消化的劳动方式实施社交关系控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要发挥制度优势，合理规制数字劳动中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从而使自媒体等各类数字平台充分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     

论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及其劳资关系

随着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广泛运用,传统劳动在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中衍生出了数字劳动。分析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及其劳资关系的实质和新现象,对于揭示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资本放大了数字劳动中劳动对象和手段的非物质性特征,但数字劳动并未改变劳动的本性,仍然从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与数字劳动相对应的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并未改变数字资本的剥削本性。数字劳动在数字资本的控制下并未摆脱被剥削的命运,反而带来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在宽度、长度、深度三个维度的新变化。只有深刻认识到数字资本主义加剧了现有劳资关系不平衡、扩展了新的阶级对立、使剥削更具隐蔽性,才能揭开数字资本主义所宣扬的劳资关系“自由化”“灵活化”假象,实现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解蔽,并验证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真理性。     

试析数字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新变化

数字技术以数字化智能化的劳动资料和信息化数据化的劳动对象提升劳动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数字技术对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没有也不会改变资本主义追逐剩余价值、无偿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时间的本质属性。资本凭借数字技术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以直接和间接方式通过任务企业和众包平台,对劳动者在时间层面的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以及在物理空间的本区域和跨区域等两维度进行双重剥削。数字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劳动主体被碎片化、劳动内容被标准化,劳动过程同时受到传统监督和算法控制,加深了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数字资本主义以资本为核心,束缚人的发展、强化资本势力、加深去工业化和全球数字鸿沟,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局限性。     

数字资本主义与劳动价值论的新课题

数字技术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积累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数字资本作为一种支配性力量,推动了资本积累.数字化信息网络生产系统具有更强的将劳资双方及消费者整合在资方控制下进行"合作"的能力.劳动主体通过劳动过程创造了劳动产品的价值,劳动过程、劳动主体和劳动产品是价值创造的三要素.从劳动过程来看,数字劳动的出现丰富了劳动的内涵和外延;从劳动主体来看,"以用户为中心"的模式所产生的"产消合一"者成为价值创造的主体之一;从劳动产品来看,创新性活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和原有数字化生产资料旧价值的转移共同构成了无形数字商品的总价值.面对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价值问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仍然具有科学性和现实阐释力.与此同时,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为劳动价值论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有必要对劳动的内涵、价值创造的主体及商品价值衡量等问题作出新的思考.     

智能算法控制下的劳动过程研究

数据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只有经过智能算法处理过的数据才能成为有价值的信息.智能算法具有二重属性,既可以充当生产资料提升劳动效率,也可以充当监控手段,成为资本控制劳动的工具.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从任务分配、劳动过程监管、绩效考核和非雇佣化无酬劳动四个方面考察智能算法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重塑,智能算法就像是一个隐形的大脑和与之串联的"神经系统"监管和支配着劳动者的一言一行,充当虚拟管理者的角色主导并控制整个劳动过程,深化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关系.因此,应该反思数据和智能算法技术的资本主义过度使用,对数字垄断资本进行引导和规制,保护数字劳工的合法权益.     

空间化学派经济思想研究

空间化学派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是基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延伸学派。针对美国资本主义历史上出现过的三个长期波动,戈登、爱德华兹和里奇提出"最初的无产阶级化SSA""同质化SSA"和"分割化SSA"分别与之匹配,对应的劳动控制体系分别是"简单控制体系""技术控制体系"和"官僚控制体系"。以华莱士等人为代表的空间化学派继承并发展了戈登等人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研究传统,提出美国资本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起正在经历第四个长期波动,"空间化SSA"占据支配地位。其主要特点是:雇主通过劳动过程的空间重构,重新获得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控制权,"技术官僚控制体系"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劳动控制体系。空间化学派致力于恢复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重视,强调"控制体系"概念,搭建了理解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宏观层面制度变迁和微观层面工作组织特征之间联系的桥梁。这些内容有别于SSA学派的其他后继者(如以科茨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SSA")的研究。     

顺承还是颠覆：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工状况的巨变与重塑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劳工状况发生了巨变。与大工业时代相比,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和劳动之间的双重效应没有顺承发展,而是被颠覆,从以“适应效应”为主演变为以“异己效应”为主“。异己效应”的凸显促使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技术”的关系出现逆转,给劳工状况带来了三方面的挑战：劳动主体被“数字技术”所肢解;算法控制替代了原有的契约控制,在剥削被进一步掩盖的同时,劳动的强度不断增强;社会分工被加剧异化,不同时空劳工组织结构被扭曲。通过对这些现象的理论溯源,本文认为,数字技术对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进行了重构,数字技术不仅增强了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而且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加剧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为了有效重塑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工状况,本文提出了两条路径：劳动者联合起来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这两个建议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复归,也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对具体理论的发展。     

交往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资本主义向数字资本主义、交往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表明，资本剥削范围已经由传统意义的生产劳动扩展至人类日常生活交往层面，呈现出全领域、全空间、全时态的特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看，交往资本主义表面上通过“以数字资本为基础的数字化生产方式”进行表现，深层次上则根植于数字化生产方式的社会基础——基于数字资本的生产关系。交往资本主义所实现的剥削创新，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剥削形式实现了从传统的商品模式向“位于商品中心的社会关系”的转变。因此，数字时代的资本批判既要重视作为表现形式的数字化生产方式，更要重视人类交往活动背后抽象的社会关系——以数字资本为现实载体的生产关系。基于此，在数字社会未来发展的问题上，交往资本主义理论强调通过“新共产主义”运动走上数字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其核心关键是数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构建。构建数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方面要重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颠覆性革命的总体性、长期性政治策略;另一方面应探索以数字生产资料“共享”为方向原则的局部性、阶段性具体路径。     

当代资本主义“数字—金融”复合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随着数字金融化与金融数字化的发展，数字资本与金融资本深度融合，“数字—金融”复合体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生的资本形态。在金融科技的加持下，“数字—金融”复合体基于大数据构建信用体系，利用数字化服务、智能化工具等进行资本运作，显著提升了货币资本集中的规模与流动效率。但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数字—金融”复合体的形成也强化了对大众的价值榨取和国际资本掠夺，加剧了垄断的形成。为此，应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阈下，深入考察这一新生资本形态对资本运行规律和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重要影响。     

资本主义时代“技术—资本”互动机制的历史演变与超越前景

“技术—资本”互动机制是内含技术和资本两个对立面的总体概念，用以表征技术与资本的规律性互动。“技术—资本”互动机制在历史上的阶段性演进表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虽然多次为资本主义带来繁荣，但仍无法克服其内在的制度痼疾，一再表现出资本关系的历史暂时性。资本关系的这种历史暂时性决定了，“技术—资本”互动机制的存在有其固有的历史限度。与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持续对此历史限度进行遮蔽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着力揭示这种历史暂时性，揭露技术在社会经济演进中的作用，并展望实现技术合理运用的共产主义超越前景。在数字经济时代，新技术集群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技术—资本”互动机制遭遇发展困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表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技术—资本”互动机制正日益展示出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光明前景。     

数字劳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问题的再探究——兼论平台资本积累的真正来源

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问题一直在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争论不断，数字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再次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本文在梳理从传统劳动到数字劳动关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问题相关争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不同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标准：生产一般下的生产劳动、资本运动总过程中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关系再生产下的生产劳动。数字平台所涉及的数字劳动大都属于非生产性劳动，平台资本通过“广告费”“中介费”以及利息分红等数字垄断租金的形式实现对全社会剩余价值的分割，其真正来源主要依赖于新价值的再分配过程而非生产领域的价值创造过程。这就决定了数字平台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应是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基础设施平台。     

劳动形态演进、人机关系变革与劳动关系重构

工业革命以来,劳动形态由工业劳动、服务劳动、信息劳动向数字劳动演进。数字生产方式加速推动人机关系变革,从工业经济时代简单操作、密切协作、深度交互模式,逐渐向数字经济时代柔性融合模式演进,机器的态势感知能力不断提升,人机依赖性日益增强。人机融合重构劳动关系的动力机制涉及劳动关系系统中投入、主体、转换过程、产出等全主体和全流程的数字化变革。在人机融合模式下,劳动关系发展面临新趋势,包括人职匹配趋于精准化、共生化,雇佣关系趋于灵活化、合作化,办公场所趋于移动化、线上化,劳动过程趋于原子化、碎片化,工作时间趋于弹性化、自由化,报酬支付趋于创客化、长期化,管控模式趋于扁平化、网络化,治理体系趋于多元化、柔性化。为加速构建数字经济时代新型和谐劳动关系,市场层面应构建数字经济生态体系,打造劳动者工作新模式;企业应加快组织变革进程,推动企业组织转向扁平化网状架构;个体应适应新环境、强化新技能、激活新思想、创造新话语权;政府和社会组织应推动法律体系和制度改革,灵活运用数字生态利益相关者力量。     

社交平台流量劳动的内在特征与价值运动：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社交平台的流量不再只是传统媒体获利的商品，更是与数字技术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特定劳动形式。通过析取个体媒介使用的数据贡献，较之传统媒体，社交平台流量劳动的内在特征在主体、过程和产品三个维度具备外包精益模式下的产消合一者、形式吸纳跃向实质吸纳、数据原料与广告时间并重的演化，在价值运动的形成、实现与分配环节呈现非物质劳动与价值增值信息的生产、内在商品化与自我商品化的循环以及“POPC”网络状态下的自雇佣“影子劳工”三方面内涵的变迁，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媒介资本在数字技术条件下的增值与积累的理解。面对社交平台流量劳动的新变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仍然具有适用性与阐释力，也为流量劳动克服由“解放时间”滑向“统治时间”带来的异化提供可能。     

劳动过程理论视阈下的零工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研究——以短视频社交平台为例

基于技术控制、责任自治、制造同意的差异化管理策略，劳动过程理论经典作家构建了技术变迁背景下的劳动控制策略理论研究框架。本文在劳动过程理论视阈下，基于劳动控制策略研究框架，以短视频社交平台的劳动过程为例，考察平台的“算法控制、众包生产和制造同意”的劳动控制策略及其对零工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的作用影响。研究发现：平台通过“千人千面”的内容分发算法和内容质量评估算法深化了对劳动过程的技术控制，单边决定平台利益分配格局，损害劳动者的经济权益；平台众包生产策略将弹性雇佣模式下的劳动关系置换为责任自治下的劳务合作模式，平台规避了企业社会保障责任，弱化了劳动者的社保权益；平台通过展示“赶超游戏”中头部主播的成功范式和示范效应，制造普通主播的“过度劳动”同意，损害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面对当前零工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的变化与挑战，现行的法律法规、劳动权益保障制度存在着应对不足与制度效力受限的问题，应构建零工劳动者多元协作治理对策以解决上述现实问题：健全法律法规制度，补齐零工劳动者权益保障短板；提升治理主体效能，完善零工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机制；促进社会共建共治，优化零工劳动者权益保障服务。     

网络空间发展与数字经济生产方式演进——兼论“数字孪生”与“元宇宙”

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演化进程是网络空间、物理空间、人类社会空间的三元融合过程。从狭义生产方式看，“数字孪生”“元宇宙”等新技术、新模式发展，一方面，促进了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的融合，推动网络化资源配置方式的发展，同时拓展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结合范围；另一方面，引领在线化新业态发展，促进网络空间与人类社会空间融合，同时引致数字化条件下的劳动组织方式向虚拟化、网络化、非线性方向演化。从广义生产方式看，以数据要素和网络空间发展为基础，传统的劳动者相互联系的劳动过程被数据要素参与的高度智能化、网络化的劳动协作所取代，劳动组织方式的网络化在局部增强劳动者就业灵活性和生产自主权的同时，也增强了资本对劳动者控制的深度和广度。     

数据商品的价值与剥削——对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用户“数字劳动”理论的批判性分析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们的行为数据成为能被互联网平台企业收集、分析并出售的新的商品。对于数据商品的价值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其中体现了怎样的剥削关系,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试图重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认为用户在互联网上产生数据的活动,是一种创造数据商品的"数字劳动";平台资本家通过无偿占有数据商品,实现了对用户无酬劳动的剥削,这种剥削超越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范畴。福克斯的理论有待商榷,数据商品价值是由互联网平台企业的雇佣劳动者,而非使用平台的用户创造的,这种剥削仍属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范畴;数据所有权争论和"隐私悖论"并非源于大数据本身,而是源于其资本主义的运用方式;应充分利用我国的制度优势,深入推动大数据战略的实施。     

数字技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机理与策略研究

遵循“理论基础—逻辑体系—现实问题—实践策略”的研究思路，综合探讨数字技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和路径选择。通过对数字赋能的高质量发展以及为发展赋能的数字技术展开论述，阐释数字技术对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作用，从优化发展过程、颠覆发展方式、获取发展先机等维度验证数字技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逻辑。从现实维度出发，分析数字技术助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创新任务艰巨、产业转型受阻、数字布局失衡、异化问题放大、各类风险交织等困难挑战，并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持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等角度入手，提出新阶段利用数字技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针对性策略措施。     

从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看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本质

生产劳动理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把劳动划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强调并不是所有的劳动都创造价值,只有生产劳动才真正创造财富。马克思对生产劳动问题的考察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的:从简单劳动过程出发考察了生产劳动问题;从价值增值过程考察了生产劳动问题;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统一的角度考察了生产劳动问题;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考察了生产劳动问题。其中的基本原理对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本质具有重要的启示:首先,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必须是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其次,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必须是生产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再次,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本质仍然是创造财富;最后,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映。     

数字经济赋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理论探索与中国式路径

产业结构现代化是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数字经济为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新契机。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经济赋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机制：首先，数字技术簇群拓展技术进步渠道为产业提供了技术支撑底座；其次，数据要素对传统要素的替代和互补优化了产业的要素体系；最后，数字虚拟集聚突破传统地理空间约束重塑了产业的空间条件。从优势利用的视角来看中国式赋能路径，重点在于以制度优势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大国优势驱动“数实”深度融合，以及利用“机会窗口”实现数字化赶超。     

数字劳动内涵探析

劳动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首要条件,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会衍生出新的劳动方式。数字劳动是继农业社会手工生产和工业社会大机器生产之后,由信息通信技术设备主导的信息社会的高效率、便捷化劳动方式。在对比西方语境和本土语境关于数字劳动概念的阐释基础上,更进一步探析“数字劳动”与传统意义上的“物质劳动”的区别与联系,以期深化对数字劳动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