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持股计划与薪酬粘性差距

本文以2011-201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员工的薪酬-业绩敏感性、薪酬粘性与高管-员工薪酬粘性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员工持股计划显著增强了我国上市公司员工薪酬-业绩敏感性与薪酬粘性,显著缩小了高管-员工薪酬粘性差距,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高管权力较弱或成长性较低的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作用会更为明显。研究结果表明员工持股计划有效缓解了公司内部薪酬分配规则的不公平问题,支持了员工持股计划的心理所有权理论,员工持股计划促进了员工的股东身份认同感,增强了员工在薪酬谈判中的议价能力,实现了员工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争取”的角色转变,从而减少高管自利操纵行为,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     

上市公司员工持股方案探讨

2014年6月证监会发布员工持股计划指导意见,多家上市公司推出员工持股方案。本文通过对上市公司员工持股案例进行分析,以期为筹备实施该计划的公司提供建设性意见。     

我国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概况

本文分析了2014年7月至2016年3月上市公司公布的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方案,研究了这些公司的持股计划、公司特征及持股计划特征。研究结果显示创业板及中小板的民营中小规模企业对证监会2014年7月推出的员工持股计划试点指导意见反应最为积极,主要利用员工薪酬及自筹资金,通过竞价转让和认购非公开发行方式获得公司股票的所有权,其中大部分上市公司通过委托第三方资产管理机构对员工持股计划进行管理。     

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创新

本文以2014-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相比未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上市公司,实施了员工持股计划的上市公司创新产出更高,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地,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数越多,资金规模越大,资金来源于员工薪酬及自筹资金,高管认购比例越高,锁定期越长,越能增加企业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提升创新能力。员工持股计划主要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来促进企业创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更能增加企业创新产出。论文的研究结论为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了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税务处理分析

员工持股计划是上市公司针对员工的重要激励方式。本文分析认为,国家对股票激励和限制性股票的个人所得税处理有规定,但对员工持股计划的个人所得税处理无规定。员工持股计划如果是在二级市场买入股票,不属于股权激励,应当按照二级市场投资免征个人所得税;但如果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受让上市公司回购的股份或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属于股权激励,应当比照限制性股票缴纳个人所得税。     

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效果和问题研究

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是企业鼓励其员工持有本公司股票的一种有效方式,有利于完善员工与企业的利益共享机制。本文针对376家已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高、盈利能力强的企业更倾向于实施该计划,实施该计划的公司市值增速和负债增速均显著高于未实施的公司;TMT(Telecommunication,Media,Technology)行业实施该计划,能显著提高公司的现金流量增速以及盈利增速。员工持股计划总体上受到市场正面评价,但在实践中也存在高杠杆风险、企业行为短期化等问题。建议将员工持股计划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抓手加快推进实施,扩大行业覆盖面,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员工持股计划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多维度的税收优惠体系。     

员工持股：激励与约束

今年5月,华夏基金原总经理范勇宏、副总经理王亚伟、l独立董事王连洲等人正式请辞,华夏基金12年的“范式时代”落幕,在资本市场引起轩然大波。无论事件各方如何“克制”与否认,市场各方均认为,股权激励制度实为华夏基金领导集体请辞的导火索。     

建立管理层和骨干员工持股制度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提升资本市场投资价值的源泉。不久前．国务院批转了中国证监会《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提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在市场机制及法制体系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现有公司内部约束、监督，制度机制形同虚设的情况下，如何根据我国市场机制发育状况、法制体系成熟程度、     

浅谈中国员工持股制度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中的产权改革也在不断的变化,员工持股制度的推行不但提高了员工的社会福利,对于企业产权的改革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我国员工持股制度与西方的员工持股制度还有一定的差别,在员工的持股计划实施中还存在着一些困难,所以我国应该对员工持股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鼓励员工持股,本文主要对中国员工持股制度的理论知识进行研究,从而根据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对现阶段员工持股制度的改革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     

高管薪酬、员工薪酬与公司的成长性——基于中国中小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高管薪酬的激励作用一直是研究的热点,而很多学者忽略了同样具有激励作用的员工薪酬。本文对深市中小板上市公司2007-201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研究薪酬激励与企业成长性的关系,寻找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方式。研究结果表明:员工薪酬与高管薪酬仅在国有中小上市公司中具有激励作用,可以提高其成长性;通过对薪酬差距的研究可知,在设计薪酬时不仅要考虑薪酬的绝对值和相对值,还应注意企业所处的具体情境,考虑高管团队协作需要、财务风险、技术复杂性和企业规模等因素对薪酬差距的影响。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员工持股计划“工具化”——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自2014年《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颁布以来,受到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逐渐增加。与此同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可能引起的控制权转移风险也成为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那么,有质押的控股股东是否会策略性地利用员工持股计划来缓解风险？本文利用2013—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考察控股股东质押对员工持股计划的影响。研究发现:前期控股股东有股权质押、质押率越高的公司随后推行员工持股计划的可能性越大,该效应随着控制权转移风险的提高而增大;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员工持股计划进行短期市值管理是有效的,但并未显著提升公司长期价值,提示控股股东存在借其进行内部人利益绑定和市值管理的动机;进一步研究表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下推行员工持股计划的效果有限。     

股市与债市波动溢出效应的机理研究——基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视角

股市和债市波动溢出效应是金融市场波动的基本特征,研究其机理能够更清晰认识两个市场的价格传导机制和交互波动关系。针对目前研究缺乏系统性等问题,本文从资金、价格及风险等角度研究股市与债市的关联性,分析两个市场存在波动溢出的理论基础;用行为金融学解释波动溢出的产生机理;最后,阐明波动溢出效应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它是引导社会资金在资本市场中实现二次配置、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     

股指期货市场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实证分析

金融加速器理论认为,由于存在着摩擦成本,金融市场的波动可能是非对称的,体现为相对于扩张金融市场状态,紧缩金融市场状态下冲击的波动更加剧烈,由此产生加速效应。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系列对次贷危机期间S&P500股指期货市场波动状态进行了计量检验,验证了其非对称波动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揭示了股指期货市场与股票现货市场之间的风险衍生机制,旨在为我国沪深300指数期货交易的风险防范提供借鉴。     

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来自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充分考虑中国信贷市场本地竞争特征的基础上,利用手工收集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独特数据构造了城市层面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指标,并将其与2002-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合并构造基础数据库,考察了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一个更具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显著提高了企业生产率,这支持了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市场力量假说”;其次,从影响机制来看,一个更具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更有利于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最后,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在那些面临更多融资约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小企业、非国有企业、新企业和高技术行业的企业从银行业竞争中获益更大。     

论我国多层次股票市场转板制度的构建

我国多层次股票市场发展滞后,长期以来没有建立起完整有效的转板制度。为实现我国各层次股票市场之间的有机衔接,需要构建并完善转板制度。要以建立实质性的多层次股票市场为前提,注重满足企业融资需求与维护市场稳定两大目标的协调。要循序渐进推动升板机制的构建。打通升板通道的时机和力度,应当与市场适应性和可承受度相匹配。同时要以退市制度改革为契机,健全降板机制,扩大企业的自主选择空间,增强市场机制的有效性。     

测量中国的金融不确定性——基于大数据的方法

本文基于 Jurado et al.(2015)提出的大数据分析方法,采用280个月度经济金融变量构造了2002-2017的中国金融不确定性指数,并从股票市场波动和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两个方面对中国的金融不确定性指数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发现,在控制了滞后波动率后,金融不确定性指数仍然对股票市场的波动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同时,金融不确定性的增加会显著提升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尤其是规模较大的金融机构。实证结果表明,金融不确定性是金融市场波动的一个重要来源。     

市场结构、股权结构与证券公司成本效率——基于PR模型的静态、动态考察

本文基于静态、动态PR模型,对我国证券业、创新类及规范类证券公司的市场结构进行测度,运用SFA法测度证券公司的成本效率,进而实证分析市场结构、股权结构与证券公司成本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2006-2010期间我国证券业的市场结构为垄断竞争,且创新类证券公司之间的市场竞争比规范类证券公司之间的竞争要激烈得多。市场结构指标——市场竞争度与证券公司效率之间是一种倒U型关系。国有性质证券公司的效率低于非国有性质证券公司的效率,股权性质对规范类证券公司效率的影响更明显;股权集中度与证券公司效率之间是一种U型关系,并且,股权集中度对创新类证券公司影响较大。     

全球失衡原因:基于“恒久收入-生命周期假说”与国际分工的视角

本文探讨与整合了导致全球失衡的两种重要微观机制:恒久收入-生命周期假说与国际分工理论,并采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计量模型(LSDV),利用31个国家1980~2008年相关指标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肯定了借贷约束、股市发展、人口年龄结构、医疗福利以及工业增加值等因素对经常账户不同方向与力度的影响。这意味着,全球失衡一方面依旧可用传统的恒久收入-生命周期假说视角来解释,缓解全球储蓄过剩与全球失衡的治理措施应该从相关微观机制着手;另一方面,该结论说明全球失衡也是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的结果,各国工业化的差异和演进体现了比较优势原则,全球失衡是全球化时代不可规避的必然现象。     

股票市场开放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沪港通”的准自然实验

资本市场的持续对外开放是党的十九大强调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沪港通开通这一准自然实验,检验了股票市场开放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沪港通的开启促进了标的公司投资效率的提高,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信息环境不透明、治理水平低的公司;机制分析发现,沪港通开启后,公司信息质量的提高和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增加是股票市场开放影响标的公司投资效率的重要渠道;最终标的公司在沪港通开通后经营业绩也得到提升。本文结论表明,股票市场开放改善了公司的投资效率,提高了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这对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深化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系列改革有重要启示。     

沪港通背景下沪港两市金融板块联动效应研究

本文首先就证券市场联动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基于2012-2018年沪港两股市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沪港通”出台前后两市金融板块指数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沪港通”实施后两市金融板块指数建立了长期均衡关系,在短期波动中沪市更易向港市调整;沪港两市金融板块表现为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且沪市对港市的冲击影响较大;此外,“沪港通”还加深了港市对沪市金融板块方差波动的贡献度。最后,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