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灾后重建过程中农民预期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旺苍县为例

针对旺苍县9个镇（乡）18个村200个农户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Probit模型对该地区农民预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表明：灾后重建中农民预期的影响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在从事的生产活动。农作物种植仍然是旺苍县灾后发展的主要生产选择。希望从事农作物种植的农户一般现在正在从事农作物种植或者林业生产,而现在外出务工的农户不愿意从事种植业生产。农作物种植的农户希望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农产品价格,其中扩大农产品生产规模的愿望尤为强烈。相对农作物种植与务工,旺苍县农民对经商的愿望不强烈,特别是现在外出务工人员。现在已经在外出务工的农户希望未来继续外出务工,而从事农产品种植与林业的农户不愿意外出务工。     

外出务工对流出地家庭生计策略的影响——来自西部山区的证据

本文首先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引入劳动力迁移的视角,之后改进农户模型以分析劳动力外出务工对流出地家庭生计策略的影响机理,并利用陕西秦岭北麓地区1074户的调查数据进行验证。结果发现:外地打工虽然有利于家庭的资本积累,但会阻碍流出地非农生计活动的参与和劳动力供给;本地打工在促进资本积累的同时,对参与林(经济)作物种植、养殖和自营等生计活动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过多的劳动力外出务工仍然会减少本地其它活动的收入水平。     

退耕还林、非农就业与农民增收——基于21省面板数据的双重差分分析

退耕还林工程实施的最初目的在于遏制水土流失,但因同时影响农户收入和就业方式而具有经济效应。本文利用2006—2010年间国家统计局贫困监测调查数据,旨在评估退耕还林在农民增收、非农就业和扶贫开发等方面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首先,退耕还林后,包括退耕还林补贴在内的农民收入与退耕还林前相比有所增长,但如果不计退耕还林补贴,农户退耕后非农收入的增长刚好弥补因耕地减少而导致的收入损失,增收效果暂不明显;其次,从整体来看,退耕还林补贴主要集中于低收入农户,因此明显降低了农村居民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再次,在退耕后农户的就业取向上,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高收入农户倾向于从事林牧渔业经营活动,而中等收入农户倾向于外出务工,差异的产生与人群组间的内在特征有关;此外,工程暂且无法吸引退耕村非退耕户从事非农就业,带动效应不显著;最后,项目的脱贫效果随贫困标准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总体而言,脱贫效果显著。尽管农户增收主要来源于退耕补贴,但考虑其生态保护效应、非农就业促进效应、收入分配效应以及扶贫效应,退耕还林工程应当予以持续。在此过程中,如何促使退耕户实现稳定的非农就业,避免退耕户复垦是制度完善的关键。     

产业扶贫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及效果——基于乌蒙山和六盘山片区产业扶贫试点项目的准实验研究

产业扶贫是实现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本文基于乌蒙山和六盘山片区产业扶贫试点项目的3个省8个县的准实验研究数据,采用DID分析了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农户收入的影响。理论上,产业扶贫项目通过直接带动可以增加农户的经营性收入,通过就业带动可以增加农户的工资性收入,通过资产收益和补贴可以增加贫困户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实证研究发现,产业扶贫项目对家庭人均总收入具有正向作用,具体而言,产业扶贫项目对人均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人均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影响不显著。通过PSM-DID模型以及安慰剂检验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该结论反映了当前产业扶贫所存在的共性问题,即基层政府和执行主体在成本、收益、风险等因素影响下偏好资产收益模式,所以带动贫困农户发展产业和劳动务工的参与程度并不高。为此,需要让贫困户更多地参与到农业产业链中,同时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拓宽贫困户增收渠道,并培育经营主体和农村的精英人才,增强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使农户脱贫致富。     

劳动力外流背景下西部贫困山区农户生计状况分析——基于陕西秦岭的调查

本研究将劳动力流动的视角引入到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了用于分析劳动力迁移背景下农户生计状况的框架,并利用在陕西秦岭地区的农户专项调查数据对外出务工农户和非外出务工农户的生计状况做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西部贫困山区,外出务工改善了农户的生计状况,并降低了对环境的依赖,打工户的生计状况总体好于非打工户.与非打工户相比,打工户有着较好的生计资产,打工户的平均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抗击风险的能力均优于非打工户,打工户陷入贫困的概率、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和对环境的破坏要低于非打工户.本文的分析将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启示.     

易地扶贫搬迁目标农户的识别

易地扶贫搬迁的瞄准精度和识别的有效性对该项活动意义重大。本文基于陕西安康市140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分别采用Probit、MLM和PMT模型检验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目标识别的决定性因素、发生瞄准偏差的原因和提升瞄准效率的方法。结果表明:生计资本、生计环境均是影响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目标识别的重要因素;"应搬未搬"农户相较"搬不应搬"农户在家庭资产、信贷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表现出明显劣势;移民搬迁项目保持高遗漏率,非贫困农户渗漏的情况比较严重。政策错误识别的原因在于当前政策实践中的"收入贫困"与移民搬迁瞄准机制存在错位,瞄准对象涵盖了更为多样的贫困类型。代理家计调查法在识别和判断贫困农户方面适应性强,但对于非贫困农户的排除作用非常有限。据此,本文提出了解决贫困人口公平有序"搬得出"的政策建议。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的耦合关系——以安徽省阜南县为例

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因地制宜制定农村低收入家庭相对贫困防御机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落脚点。研究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的耦合关系为世界减贫提供理论参考。以阜南县686户受访家庭为研究对象，运用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模型、生计多样性测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测度不同生计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程度，探究低收入群体生计多样性和生计可持续发展路径。结果表明：(1)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具有一定差异，外出务工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最低，相反，政府兜底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最高。(2)生计多样性测度结果显示，兼业型农户指数最高，农业主导型和外出务工型次之，政府兜底型农户生计多样性指数最低。(3)受访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耦合关系类型多属于过渡类。不同耦合协调类型农户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是家庭因素、经济条件、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     

山区农户生计转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滇西南为例

基于滇西南山区农户调查数据,考察山区农户生计转型状况,研究发现:近十年来,随着种植结构和劳动力配置结构的改变,山区农户生计行为从"生存型"生计转变成"发展型"生计。进一步构建OLS和FGLS模型,分析山区农户生计转型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家庭规模、参加培训有助于农户调整种植业结构,增加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比重,亦有助于农户调整劳动力配置结构,提高劳动力从事非农活动的比例;同时,台地面积少、健康水平高、参与合作社、现金或存款金额较大、海拔较低也有助于农户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比重,而劳动力比重大、现金或存款金额少则有助于农户提高从事非农活动的劳动力比例,由此促进山区农户生计转型。     

畜禽禁养政策下养殖户替代生计策略及社会化服务需求

畜禽禁养政策实施情境下,促进禁养区养殖户生计策略可持续转型需要供给匹配的社会化服务,而识别养殖户社会化服务需求是提高社会化服务供给效率的关键。基于河北、河南和湖北382户专业（规模）生猪养殖户数据,实证分析畜禽禁养政策对禁养区养殖户替代生计策略及社会化服务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畜禽禁养政策促使禁养区养殖户转产从事商业经营和外出务工的概率分别提高17.37%和10.05%,但对农业种植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与非禁养区养殖户相比,禁养区转产从事商业经营的养殖户更需要加工销售服务和信贷保险服务,需求强度分别提高0.3302和0.2239;转产从事外出务工的养殖户更需要信息获取服务和培训指导服务,需求强度分别提高0.3484和0.2701。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提高社会化服务供给效率,以促进养殖户可持续生计转型的相关对策建议。     

兼业背景下贫困地区农户资源配置的特征与效率分析

农户行为具有多重目标。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追求收入最大化成为农户经营的主要目标。对贫困地区农户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由于不能够从小规模的农业生产中获取足够多的收入来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贫困地区农户从事非农生产活动的现象非常普遍,非农活动进而影响了农户在农业生产领域中的资源配置。随着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多和非农收入比例的提高,样本农户专业化生产没有得到发展,农业生产投入的积极性并没有随之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因此,在目前资源和制度条件下,非农化过程很难有效提升贫困地区农业部门的效率。     

金融排斥视角下非农就业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

随着农村地区非农就业比例呈增长趋势及农户收入增加,农村家庭的投资理念逐渐趋向多元化,由此产生的投资理财需求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研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户主从事非农行业可有效促进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显著提升投资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水平;非农就业可以通过缓解农村家庭需求端金融排斥程度对其资产配置产生影响,并且农户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从事非农行业对中年群体、财富收入较高群体的资产配置行为影响更加显著;户主从事第三产业或外出务工对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于户主为兼业或创业人员的家庭而言,该影响则不显著.本文基于实证结果和农村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现状,结合当前增强金融普惠性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政策目标,提出了改善家庭资产配置的相关建议,鼓励与促进农户进一步参与金融市场,享受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红利.     

社会网络与农户收入——基于22省的数据研究

使用CHIP 2002数据研究社会网络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发现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源提高了农户收入,其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提高农户的抗风险能力;第二,增加农户间信息传递量,特别体现在外出务工信息的共享上;第三,增加农户非农经营活动的启动资金。     

精准扶贫政策之益贫式增长效应

本文构建精准扶贫政策影响益贫式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16—2019年宿迁市国家级扶贫改革试验区阳光扶贫监管系统数据,检验精准扶贫政策对村级益贫式增长与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在精准扶贫政策干预下,村级实现“强益贫式增长”,其机制在于,改变低收入农户生计模式、强化“三保障”、提升收入稳定性,而增强收入稳定性的中介效应最强;(2)帮扶措施实施广度与精准度较低造成扶贫项目收益减贫成效不足;(3)救助补助类收益能明显提升教育与医疗保障水平,但住房保障益贫性有限;(4)精准扶贫政策能促进较低收入农户实现更快增收,也呈现较强的县域益贫性。这意味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仍是难点,因此,应加大经济薄弱村产业帮扶力度,在提高贫困标准、强化分类施策的同时,提高帮扶精准度,探索建立综合性社会保障体制,提升精准扶贫政策的益贫式增长成效。     

中心城镇偏离度、生计策略与农户收入提升——来自四川凉山地区村户抽样调查的证据

基于“结构一行为”耦合范式,提出中心城镇偏离度的概念以刻画农户与区域中心城镇的“地理一市场”距离,利用四川凉山地区脱贫村户调查数据,讨论中心城镇偏离度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表明,凉山地区农户生计策略呈现空间分异特征,低偏离度农户进城务工动能足,高偏离度农户融入乡村产业倾向高;中心城镇偏离度对农户生计策略的作用渠道表现为“信息效应”和“基建与公共服务支撑效应”,这种作用也受家庭劳动力结构与帮扶政策的影响。进一步考察中心城镇偏离度及生计策略对农户脱贫增收的影响发现,毗邻中心城镇或市场的农户通过稳定务工等自主生计而实现收入提升,偏离中心城镇与市场的农户在从事小规模种养等农业生产时,受限于基建物流与社会化服务不足、病虫害或灾疫冲击,缺乏增收稳定性。上述研究为引导农户基于可持续生计内生融入城乡经济循环,推进巩固脱贫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及共同富裕提供启示。     

我国农村小额信贷问题研究——一个具有流通成本的小额信贷模型

小额信贷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的一种重要扶贫形式,在孟加拉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也在许多贫困的农村地区开展小额信贷扶贫项目,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出现了农户贷款需求萎缩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思考。文章通过建立模型,指出我国农户面临的高昂的农产品流通成本会使得农户不愿意通过在小额贷款项目下进行家庭农业经营获取收入,而更愿意通过劳动力转移来获得收入;因此高农产品流通成本也许是目前我国农村小额信贷需求萎缩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和小额信贷机构应该积极采取措施,帮助农户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促进小额信贷扶贫的发展。     

农户家庭人口学特征对绿色农产品生产影响的实证分析

利用对山东寿光和河北定州308个蔬菜种植农户的调研数据,基于双变量相关分析和加权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对农户家庭人口学特征对绿色农产品生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投入到绿色农产品生产的劳动力数量以及农产品生产收入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有显著性作用,而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农业劳动力、家庭总收入、是否有外出务工劳动力对绿色农产品生产没有明显影响。     

生态敏感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省淅川县3个村为例

通过借鉴MPI方法,使用河南省淅川县146户被调查农户的教育、健康、生活水平3个维度的7个指标数据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量。样本中,农户多维贫困特征明显,有较大比例的农户处于收入维度之外的多维贫困状态,房屋结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医疗支出为家庭主要的致贫因素。此外,从个体、家庭、村庄等方面对农户处于多维贫困状态的影响因子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学生数量、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村庄水利设施状况、村庄到县城的距离6个影响因子均对农户处于多维贫困状况具有显著影响。最后,针对被调查农户多维贫困程度,扶贫措施应将家户健康、教育维度的因素考虑在内,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逐步提高农户生活水平。     

农村公共品投资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控制农户家庭生计资本、经营结构和外部环境变量的基础上,基于四川省典型山区随机抽样农户调查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探究农村公共品投资规模、综合效率和村落自筹资金比例对农户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经营结构会显著影响其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公共品投资规模对农户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影响均不显著;村落自筹资金比例对农户农业收入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公共品投资效率对农户农业收入影响显著(投资效率越高,农户农业收入越高),而对农户非农收入影响不显著。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政府部门在加大贫困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规模的同时,要注重农户的实际需求,通过提高农村公共品投资资金的综合效率来带动农户收入的提升。     

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收入：基于性别视角的分析

利用2006年安徽省阜阳市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抽样调查资料,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性别视角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主要结论如下:欠发达地区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收入存在性别差异,男性更易获得高收入;年龄是影响男性农村外出务工劳动者收入的重要因素,但对女性农村外出务工劳动者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性别会影响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进入行业的选择。     

典型喀斯特峡谷石漠化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和策略响应

文章利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开展喀斯特高原峡谷区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现状调查,建立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兼农型和农兼型转化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1)研究区农户生计资本整体上比较稀缺,各类生计资本差异明显,农户的自然资本最为匮乏,生计恢复力较弱。(2)研究区农户主要采用四种生计策略,以非农型为主的生计策略农户的资本指数最高,生计策略也相对最优;兼农型资本指数其次,但风险相对较高;农兼型资本指数低于前二者,脆弱性相对较低;纯农型资本指数最低,生计策略单一,风险最高。(3)人力资本始终是影响研究区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因素,如家庭整体劳动力、耕地面积、家庭现金收入、农作物产值、家庭畜禽数量对农户由纯农型向兼农型和农兼型的生计策略转化具有促进作用。最后,论文提出了应对喀斯特高原峡谷地区农户生计风险、基于生计策略优化的生态环境修复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