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距离下中国跨国公司并购与绿地的选择——基于组织合法性的视角

从组织合法性视角出发,在将制度距离分成管制距离、规范距离和认知距离的基础上,就所调研的178家中国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检验了制度距离对并购和绿地这两种进入战略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验证了环境适应能力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绿地而言,规范距离和认知距离越远,中国跨国公司越偏好于选择并购进入东道国市场;环境适应能力负向调节了规范距离和认知距离对绿地和并购选择的影响。     

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中国企业OFDI模式选择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是企业国际化战略中的关键决策。文章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匹配基础上的补充数据，实证考察企业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之间的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研究表明：随着企业生产率、资本密集度，以及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关税水平和制度环境的提升，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概率提高；随着企业规模、研发投入，以及东道国市场规模、文化距离的增大，企业选择绿地投资的概率提高；相比来看，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具有国际化经验的企业对各类影响因素更加敏感，在OFDI模式选择中受到的影响程度更大。     

跨国公司并购对中国企业出口环境的影响

近年来,跨国公司并购再度升温,中国因为巨大的市场前景和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而受到了跨国公司的青睐,逐渐成为了当前世界范围内跨国公司并购的主要市场。本文在对跨国公司来华并购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并购行为对中国企业出口环境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并提出了应对跨国公司并购,改善中国企业出口环境的应对措施。     

东道国对外资并购的规制研究

本文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以外资并购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竞争与反竞争影响、以及资源转移中的政府和跨国公司的博弈作为理论分析的主要内容，认为东道国和跨国公司在选择外资进入东道国的两种方式（新建进入和并购进入）时存在不一致的经济利益，在技术等重要资源转让成本不同的条件下，作为东道国应制定相应不同的引资政策以使利益最大化。本文评价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资并购规制政策的变化，提出外资并购规制的政策取向和战略规划，以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     

制度距离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区位选择——基于微观数据的比较分析

运用条件Logit模型，分别从正式及非正式的角度探讨了制度距离对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企业总体倾向于进入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并且偏好选择正式制度距离较大的发达国家和正式制度距离较接近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2009年后，中国企业相比2008年之前越来越偏好在非正式制度距离差距较大的国家进行投资。     

跨国公司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及东道国政策干预的经济学分析

跨国公司可以通过FDI进入东道国市场。在大多数研究文献中,对于FDI这种市场进入模式是不加区分的,也就是不区分新设投资和跨国并购。本文研究了跨国公司对这两种模式选择的规律,分析了跨国公司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与东道国福利存在的冲突性,并通过分析寡头市场以及垄断型市场下的差异,予政府的政策干预提供了合理的依据。     

基于制度理论的跨国公司东道国选择问题研究

跨国公司在选择投资东道国时需要考虑许多因素。本文从制度理论的视角探讨了跨国公司的东道国选择问题。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东道国选择有着重要影响,本文识别了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三个调节变量:公司战略、组织差异和投资动机。跨国公司在选择投资东道国时需要了解组织面临的外部合法性和内部合法性,并在两者之间做出权衡。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00～2016年间中国企业在3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完成的371笔海外并购交易数据检验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综合制度环境的改善会促进中国企业到该国并购投资,具体来说,监管质量的改善和政府效率的提高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而政治民主度并不会影响中国企业的并购区位选择。基于细分企业所有制的分样本检验结果表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改善会显著促进民营企业的跨境并购,但对国有企业的跨境并购区位选择没有影响。据此,文章建议及时更新东道国制度环境相关信息,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预警体系,积极与沿线国家建立互信互助机制,加强对投资企业的保护力度,同时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可靠的资金支持。     

东道国社会信任能降低企业跨国经营的不确定性吗?——以海外子公司所有权结构设计为例

理解东道国制度环境并选择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方式对企业跨国经营获得成功具有重要影响。现有文献侧重于分析东道国规制制度和认知制度对企业跨国经营的影响,对规范制度研究较少。基于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的东道国社会信任数据以及中国上市公司2009—2018年在海外设立的6 921个子公司的数据,本文探讨规范制度的核心维度——东道国社会信任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对海外子公司的管控。本文提出东道国外群体社会信任和内群体社会信任影响企业跨国经营所面临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进而影响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持股水平。此外,文化距离和母公司跨国经验是东道国社会信任效应的重要边界条件。本文通过揭示东道国社会信任影响海外子公司管控的理论机理,不仅增进了人们对于规范制度及其对企业跨国经营战略的影响的认识,还对企业评估东道国规范制度环境、科学地设计海外子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具有启示意义。     

东亚金融危机期间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兼论跨国并购对东亚国家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影响

东亚金融危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一次危及全球经济的金融危机。由于这次危机是在全球金融市场扩张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危机的爆发对世界各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在危机期间,受危机影响的东亚国家的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最显著的因素是东道国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框架以及东道国的经济因素,其中特别是影响国内市场需求的宏观经济环境。这些因素的变动显著影响了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以及跨国公司在该地区经营活动和战略。本文研究东亚危机后跨国公司在东亚进入模式的转变－跨国并购的发展,并研究跨国并购对东来各国短期经济恢复和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针对关于跨国并购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客观的分析。     

遗传距离对跨国并购后的企业创新有影响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利用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跨国并购数据,检验了国家间遗传距离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后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遗传距离通过影响并购企业获得的新知识规模和并购后的知识整合过程,使不同企业并购后的创新水平出现差异。对中国企业而言,遗传距离与企业并购后的创新水平存在"倒U型"关系,且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创新变动存在异质性影响。进一步动态研究发现,遗传距离对并购后的企业创新影响随时间的推移有减弱趋势,并在并购发生后的3至4年消失。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时,应尽量选择与中国的遗传距离关系在"倒U型"顶点附近的国家的企业,并注意增加对有较大遗传距离的欧美等国的垂直传递遗传特征的认识,尽可能降低因遗传距离对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     

东道国制度环境、双边投资协议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

自2000年以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屡创新高。文章利用2000~2016年481家有跨国并购行为的中国企业在84个国家完成的706笔成功交易,通过logit模型回归企业在潜在目标国间的选择,检验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双边投资协议以及二者共同对企业跨国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更偏向于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开展并购,双边投资协议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却能替代东道国良好制度环境的缺失。同时,本文还按照时段和企业性质进行了分组回归,发现国企和非国企在2014年及以后、2014年前以及2007年前的并购存在不同的特点和风险偏好,也暴露出每一个阶段海外并购存在的问题。文章从企业的视角出发,从企业层面聚类到国家层面,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问题从东道国制度环境和资源禀赋的角度给出了客观的评估,同时也为"一带一路"倡议下企业的海外并购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入世”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并购—妆论中国企业的对策

入世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实施并购节机会，随着我国加入WTO将会有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市场，本文分析了跨国公司对中国企业实施并购的动因，主要特点及其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同时也探讨了面对跨国公司的不断涌入以及即将加入WTO，我国企业应采取的措施。     

制度距离、文化差异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短期市场反应

运用事件研究和回归分析对中国上市公司2009-2014年海外并购事件的短期市场反应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显示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对股票市场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中国上市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和文化差异越小,海外并购公告为上市公司带来的累计异常收益率越高;同时,并购公告产生的累计异常收益率与并购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性质显著相关,中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国有性质有弱化制度距离对累计异常收益率负作用的调节效应.然而,中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国有性质对文化差异与累计异常收益率负作用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风险与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基于中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制度理论与跨国公司理论,从政治因素视角出发,以2006～2017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199起投资事件为研究样本,运用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风险对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双边政治关系和企业性质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中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合资模式进入制度风险较高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提高了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制度风险较高的沿线国家的可能性;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合资模式进入制度风险较高的沿线国家。研究结论将对中国企业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更为恰当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以及积极应对制度风险、促进国际产能合作等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跨国公司并购我国上市公司中的法律规范问题研究

我国没有全面开放外资的并购投资领域，使得跨国并购在我国并不占主流地位，这无疑会对我国利用外资造成不利的影响。跨国公司在并购我国企业时会倾向于选择上市公司，主管部门关于跨国并购的政策主要是对上市公司相关问题做出了规定。面对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成功的规范跨国并购的法律的现实，主管部门应尽快组织力量制定出比较完善并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并购法》。     

地区间制度距离是否会对双边股权投资产生影响?:基于2003～2015年“地区对”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在改进后的股权投资引力模型基础上,基于2003~2015年46个地区的两两"地区对"数据,检验了三类制度距离对双边股权投资的影响及差异,结果表明:第一,地区间制度距离对双边股权投资主要产生负影响,但仅有管制距离和规范距离对双边股权投资产生显著负效应,而认知距离的影响不稳健;第二,规范距离对双边股权投资的负影响显著大于管制距离的负影响。因此中国在未来资本市场逐步开放中应重视制度距离的作用,短期应与自身规范距离和管制距离差异较小的国家发展股权投资,长期则逐步缩小与美欧等国在规范与管制维度上的制度差异,稳定外来股权投资。     

跨国公司并购对我国的影响及产业安全观

加入WTO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外资进入我国产业的广度和深度正在不断加强,作为外商投资主体之一的跨国公司对我国企业的并购行为也在频繁发生,这对我国的产业安全甚至经济安全产生了现实和潜在的影响。本文首先探讨了近年来跨国公司并购行为对我国产业安全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然后从合理利用外资角度提出正确的产业安全观和相关建议。     

外资并购中国上市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借鉴参考已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采取会计研究方法,选取外资并购上市公司并购前一年、并购当年和并购后一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流动比率3个财务指标来作比较,以这三个财务指标的变化来衡量并购产生的绩效,从外资并购的整体情况、跨国公司所处的股东地位和并购类型来分类说明外资并购中国上市公司的绩效,得出了上市公司被外资并购后,短期内需要整合资源实现净资产收益率的提高;并购后上市公司扩大了生产规模,经营收入快速增长;跨国公司所处不同的股东地位和不同并购类型都对并购绩效有影响。     

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效率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制度视角

本文选择Thomson Reuters数据库中1995～2011年中国企业跨境并购项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目标国与中国的制度差异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效率的影响,并首次检验了中国政府双边投资制度安排和中国企业自身跨境成功并购经历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目标国与中国的制度差异是影响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效率的重要因素,中国政府的双边投资制度安排和中国企业自身的跨境成功并购经历能够调节目标国与中国制度差异对跨境并购效率的负面影响。为此,中国企业未来的跨境并购应重视并减少与目标国在法律规则、权力观念和契约理念上的差别,积累跨境并购的经验;中国政府应进一步推进双边投资制度安排以营造良好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