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犯罪立法比较研究

综观世界各国对专利犯罪的有关规定,关于立法模式,可分为附属刑法规定型和刑法典规定型两种类型;关于专利犯罪罪名设置,可分为立法侧重保护公共法益与国家法益、立法侧重保护个人法益、立法对两种保护并重3种基本类型;关于专利犯罪刑罚,各国立法皆重视罚金刑的运用,另有一些国家对专利犯罪规定适用资格刑;关于专利犯罪追诉方式,多数国家都实行自诉制度。我国应借鉴其它国家有关规定完善我国专利犯罪立法,立法模式应采取附属刑法规定和刑法典规定相结合;情节恶劣、危害严重的冒充专利行为和专利侵权行为应构成犯罪;扩大罚金刑的适用,适用资格刑;应在刑法或刑事诉讼法中将专利犯罪明文规定为告诉才处理之罪。     

浅析敲诈勒索与诈骗罪的界限——以向配偶发送虚假绑架信息为例

在现实生活中,对近亲属的财产犯罪屡见不鲜,但鉴于近亲属之间的亲权关系,立法对近亲属之间的财产犯罪往往不做犯罪处理或者酌情从宽处理.但司法实践中,夫妻一方伪造身份藏匿子女,向配偶索取钱财如何处理产生了较大的定性争议,此种行为是以无罪论还是以刑事犯罪论处、 以敲诈勒索定罪处罚还是诈骗,都存在较大争议.虽然刑法对两罪的行为方式规定不同,但在特定犯罪情境中,析解两罪以及"诈"的内涵意见不一,往往导致了敲诈勒索罪与诈骗罪的定性争议.     

论“借卡恶透”的刑法认定

行为人借用他人信用卡恶意透支,经发卡银行催收后拒不归还的行为,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比之普通的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要严重。但是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借卡恶透的行为并不符合刑法第196条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少数情况可能会构成刑法第177条之一第1款第2项的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但是处罚的力度明显偏轻。立法和司法解释应关注这种处罚漏洞,现阶段则应通过加强金融监管控制借卡恶透行为的泛滥。     

防范合同欺诈应尽快立法

防范合同欺诈应尽快立法龚玉鸿合同欺诈行为之所以盛行与我国当前存在立法上的部分“真空”相关。合同欺诈行为与合同违约行为和一般意义上的诈骗行为有着严格的区别，现行法律又未对合同欺诈行为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刑法上的法人犯罪只限于走私罪、贿赂罪、投机倒把罪，...     

浅析我国金融犯罪立法分类

我国现行刑法对于金融犯罪的规定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四节和第五节中,金融诈骗罪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并列,各自成一节.这种立法分类不论从立法发展过程、分类依据还是从逻辑的角度来看,都是值得商榷的.     

论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合同诈骗罪在犯罪主观方面的认定存在着诸多难点。合同诈骗罪在主观方面的认定要审查行为人有无履约合同的能力和是否提供担保 ,同时还要审查行为人利用合同所获取财物的去向。对于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 ,文章提出了具体的判断标准。     

非法发行、销售彩票的行为的刑法认定——兼评两高《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的解释》第6条

随着我国彩票事业的飞速发展，与彩票有关的犯罪也越来越多样化，然而刑法的规定却是相对稳定的，面对新出现的此类犯罪，有人主张应该对与彩票有关的犯罪单独立法予以规制；也不时有相关司法解释出台，讨论未经国家批准擅自发行、销售彩票构成犯罪的行为的定性，通过对非法经营罪的剖析，否定非法发行彩票构成非法经营罪的观点，依案件事实具体的情况，认定非法发行彩票的行为分不同情况构成赌博罪和诈骗罪，从而对无限扩张非法经营罪的处罚范围，进行检讨和合理限定。     

民间借贷法律规制对犯罪的影响——基于利率上限调整和高利贷入罪的实证研究

民间借贷时常引发犯罪行为，这是民间借贷利率管制和高利贷入罪的重要理由。本文采用中国裁判文书网刑事一审判决书的犯罪数据，基于民间借贷利率上限调整和高利贷入罪的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民间借贷法律规制对犯罪的影响。结果显示，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提高会增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诈骗罪、合同诈骗罪和赌博罪，而高利贷入罪不但没有遏制民间借贷相关犯罪，反而增加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诈骗罪、合同诈骗罪、强迫交易罪和敲诈勒索罪。进一步分析发现，小额贷款公司对民间借贷相关犯罪和高利贷入罪所引发的犯罪具有抑制作用。基于溯因推理，对于这三方面事实的最佳解释是，民间借贷引发犯罪的重要机制在于民间资金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因此，防治民间借贷相关犯罪问题的主要政策措施应是缓解资金供需矛盾。     

金融诈骗罪几个疑难问题探究

金融犯罪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诈骗方法实施的主要侵犯财产权益的行为,即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的“金融诈骗罪”,如集资诈骗罪；另一类是以其他方法实施的主要侵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即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四节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司法实践中,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如何区别,非法占有的目的如何认定；贷款诈骗罪中的“其他方法”如何理解以及单位实施贷款诈骗行为如何处理.笔者就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结合有关案例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刑法学界同仁.     

预备行为实行化法教义学反思

《刑法修正案》(九)修订的一个重大动向就是预备行为的实行化.立法上将刑事处罚的规定前置到犯罪预备阶段是出于刑事政策上必要性的考虑,如此规定无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司法实务中对于重大法益的保护问题,但是在刑法教义学层面却备受质疑,也无法消除在法理上和法教义学上对预备行为实行化处罚依据的正当性之争.     

经济犯罪罪量及其罪刑定量化方面的研究

目前中国刑法学界对犯罪和刑罚的定量分析还相对比较薄弱,就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的理论研究来说,以往许多学者大多局限于针对具体经济犯罪的数额与情节在司法适用中的疑难问题进行定性研究,较少学者予以定量分析,或站在宏观的罪刑关系的角度对经济犯罪罪量因素及其罪刑定量化问题进行思考。因此,加强经济犯罪罪量及其罪刑定量化方面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论刑法修正案对虚假诉讼的法律规制

我国之前的刑法对于使用虚假诉讼活动的规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对那些妨害司法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我国于2015年1月对刑法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对于虚假诉讼行为对司法活动造成的妨害规定了一定的惩罚措施。刑法修正案(九)规定,虚假诉讼案件应该独立成罪,虚假诉讼的行为被上升为刑事案件。虚假诉讼犯罪的方式有虚构事实以及隐瞒真相两种。在当前的司法体系下,通过对虚假诉讼罪的处理对妨害司法的行为进行一定的制裁。文章通过分析虚假诉讼入刑的立法理由,解析刑法修正案条文的分析,来探讨刑法对于虚假诉讼犯罪的规制。     

诉讼诈骗行为的定性

诉讼诈骗行为是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的一种新的犯罪手法。诉讼诈骗罪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以提起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为手段，提出虚假或伪造证据，欺骗法院，通过法院的错误判决骗取他人财物或财产性利益。诉讼诈骗采用的是一种欺骗的手法，本质上是一种诈骗行为，属于诈骗罪范畴。     

论我国发票犯罪的立法完善

影响我国发票犯罪立法的主要因素是发票的功能与发票管理制度以及发票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我国发票犯罪立法在我国税收刑法中的比重和地位过高,在立法理念上过于强调对发票管理秩序的保护,而忽视了税收利益;罪名设计上采取行为对象和行为方式的双重标准,某些罪名在入罪标准上采取"数额较大"和"情节严重"的双重标准。应调整发票犯罪的刑事政策,严格限制发票违法行为的犯罪化。在罪名设计上摒弃发票种类的标准,而以行为方式为单一的标准;在入罪标准上,摒弃"数额较大"的标准,而以"情节严重"为单一的标准,并同时调整发票犯罪的法定刑。     

浅析贷款诈骗罪

贷款诈骗罪是发生在金融领域中非常突出的一类犯罪,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了贷款诈骗罪,为依法惩治打击贷款诈骗犯罪提供了依据和保证。鉴于本罪在理解适用上存在着不少分歧,以致影响到其定罪量刑,文章着重就贷款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若干要件及应划清的一些界限问题作了分析研究。     

论诉讼欺诈立体规制网络的构建——以民事审判为视角

民事审判中,诉讼欺诈行为严重危害司法权威和诉讼参加人的合法权利,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有必要从立法、司法,社会治理等方面构建立体网络对该行为予以规制.     

论诉讼欺诈立体规制网络的构建——以民事审判为视角

民事审判中，诉讼欺诈行为严重危害司法权威和诉讼参加人的合法权利，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有必要从立法、司法、社会治理等方面构建立体网络对该行为予以规制。     

浅谈合同诈骗罪

刑法对合同诈骗罪的规定过于笼统和原则化,加上相关司法解释的滞后,对于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诸多争议。因此,就合同诈骗罪的概念、特征、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及合同纠纷的区别,和司法实践中特殊问题的处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希望能够有利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和惩处此类犯罪。     

关于诈骗罪的几个问题

诈骗犯罪由来已久,起源较早。其直接侵犯的是财产所有关系,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各国历代统治者无不重视运用刑法武器严厉打击这种犯罪。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在商品生产、流通等领域以及资金市场中的诈骗犯罪活动十分突出,同时大量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现行刑法虽然对诈骗犯罪的规定很完善但立法规定毕竟是有限的,实践中对诈骗罪的认定仍存在许多疑难问题。因此,有必要认真研究与诈骗罪定罪量刑相关的一些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立法与司法实践。     

论集资诈骗罪的认定

一、区分集资诈骗罪与非罪的基本点 (一)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对于集资诈骗罪来说,如果立法上不明定和限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则往往难以将上述犯罪与其他犯罪的界限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