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自我雇佣行为的决策因素及其特征分析

本文采用2013年CGSS数据中的农民样本,使用Probit模型探究农民自我雇佣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特征。研究发现,农民群体存在较高的自我雇佣率,高达27.14%;不同就业类型之间的个体特征差异较小,主要差异体现在社会网络和家庭特征上,表明信息、资金约束是农民从事自我雇佣的主要障碍;农民自我雇佣具有较高的收入,这对于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村就业以及缓解贫困具有积极作用;但与农民工和城镇居民相比,农民自我雇佣群体在收入和规模上还存在较大差距。     

自我雇佣能否提高农民收入

本文采用2013年CHIP数据中的农户样本,使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PSM),评估了在校正自选择偏差后从事自我雇佣行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从事自我雇佣确实能有效提高农民收入,幅度达6%。对收入进一步细分显示,在高收入组,自我雇佣群体收入高于雇员,但在低收入组,雇员群体的收入要高于自我雇佣群体。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为提高农民收入提供了新的认识途径,应该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农民从事自我雇佣。     

资本禀赋、要素流动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的影响——以陕西省返乡创业试点地区为例

基于陕西省返乡创业试点地区咸阳市杨陵区与宝鸡市眉县的调研数据,从就业状态视角出发,聚焦于返乡农民工自我雇佣群体,探究资本禀赋和就业质量对返乡农民工自我雇佣群体就业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考虑到样本选择偏误后,受教育程度、近一年礼金支出对数与耕地面积所代表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自然资本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考虑到样本选择偏误,要素流动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均产生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建议从"内源性"因素资本禀赋与"外源性"因素要素流动两方面同时发力,以提升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     

进城农民工就业状况及收入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石家庄、沈阳、无锡和东莞为例

本文利用五城市调查数据，对进城农民工的就业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①进城农民工就业呈现出行业高度集中、非正规部门比重高、劳动时间长、工资水平低、雇佣关系不规范等特征。②进城农民工的劳动保障状况很差，其保障水平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保障水平存在巨大差距。③进城农民工的小时工资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③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对其小时工资有显著影响，但不同行业和不同雇主类型的农民工小时工资没有显著差异。本文最后揭示了这些结论的政策含义，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农民工的返乡行为及其就业分化研究

本文使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民工的返乡行为以及返乡之后的就业分化现象,得出以下主要结论:35.88%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永久性返乡、重新进入农业、处于失业、雇员和自我雇佣等就业状况的返乡农民工比例分别为45.97%、13.26%、24%、16.76%。基于Logit和Multinomial Logit模型的计量检验显示,男性、40岁以上、较高的家庭规模和家庭人口抚养比将导致农民工返乡的概率显著上升,人力资本水平与农民工返乡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男性返乡者失业的可能性显著较低;随着受教育水平、个人能力的提高,返乡农民工处于失业、雇员和自我雇佣等状况的概率也显著上升;而村庄特征和相关的外出务工经历也对就业分化产生了显著影响。     

教育、自我雇佣收入及其城乡差异

本文采用CHIP2007年数据探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城乡工人在自我雇佣收入上的差距问题。本文发现,以小时自我雇佣收入衡量,城镇职工的收入为15.04元,远高于外来务工人员的7.09元;形成自我雇佣收入巨大差异的因素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个体资源禀赋差异,二是外来务工人员受到的户籍歧视。进一步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教育程度的提高、从事自我雇佣年数的增加、健康的改善、初始资本以及自我雇佣规模的扩大均对自我雇佣收入有正向影响,教育对自我雇佣收入的作用远低于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从城镇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各自的影响因素来看二者存在较大的差异;采用Cotton分解方法发现城乡工人个体禀赋差异解释了其中的25.41%,剩余的74.59%归结为户籍歧视等不可解释部分。     

流动就业类型与农民工工资收入——来自长三角制造业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农民工的流动就业和工资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基于长三角地区五市(县)473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不同流动就业类型农民工的月工资水平及其工资决定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随着农民工就业流动性增强,其月工资水平也不断上升;同时,就业流动程度不同的农民工,其工资决定机制也不同,但在流动就业过程中人力资本因素的敏感度最强。流动就业成为农民工摆脱"合法化"的低工资制度安排的基本选择。因此,应从最低工资制度和人力资本投资两方面入手,改变现有农民工工资制度。     

自雇与受雇农民工的特征及其代际差异——基于CFPS数据的分析

文章运用CFPS(2012)数据,从人口学、工作、个人感知等维度对比分析了农民工自雇与受雇的特征及其代际差异。结果显示,自雇农民工与受雇农民工相比,具有人力资本差、从事第三产业、就业半径小、工作时间长、社会保障弱、自我价值感高等特点;自雇和受雇均有明显的代际差异,第一代自雇农民工、新生代自雇农民工、第一代受雇农民工、新生代受雇农民工各自具有显著的特征。认为农民工因人力资本低和收入高而选择自雇,自雇是积极的、有希望实现向上流动的就业方式。最后提出应针对不同农民工群体制定精准的就业、创业促进政策。     

最低工资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和工资的影响

经济学界对最低工资对非正规部门就业和工资的影响一直存在争议。依据2012—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本文通过建立就业选择方程分析了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选择的影响,通过建立就业选择偏差修正的工资方程分析了最低工资对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最低工资对低技能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但对高技能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劳动力市场中存在高技能农民工对低技能农民工就业的替代效应;与非正规就业相比,最低工资导致农民工更加倾向于选择正规就业;最低工资对非正规就业的低技能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劳动力市场中存在最低工资的灯塔效应。因此,政府部门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将有助于农民工就业状况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升。     

教育人力资本、互联网使用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

本文基于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MLogit模型,将职业选择划分为职业类型和就业身份两个指标,分析教育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途径。研究发现:第一,较高的教育人力资本能够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能力,这些职业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及商业和服务人员;第二,不同教育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身份影响存在差异,表现在初中教育程度对自营劳动者身份具有显著影响,高中学历对雇主身份的影响概率更大,而专科及以上学历则对受雇职业身份具有显著影响;第三,进一步探讨发现,互联网使用是教育人力资本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的作用途径,即教育人力资本可以通过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互联网使用率来增加其选择更高层次职业的机会。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对务工收入的逆向作用机制分析——基于全国31省份4268份调查问卷

现有研究对收入和消费的关注多停留在收入影响消费的单向逻辑上,鲜有研究认识到消费对收入的逆向作用。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利用4268份调查数据,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拓展性人力资本与务工收入状态间的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型文化消费对其务工收入状态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相对于基础性人力资本,拓展性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状态的正向作用更大;拓展性人力资本在教育型文化消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状态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本文提出政府要加强文化消费市场建设,重视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人力资本的开发,大众传媒要广泛传播教育型文化消费的重要意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要将文化消费的重点放在教育型消费支出上等政策建议。     

农民工就业影响因素分析——对安徽阜阳农村的调查

本文利用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的家庭属性、劳动者的个人属性对就业选择以及工资决定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劳动力就业选择受到家庭属性和个人属性的共同影响,农村劳动力能够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就业形式和产业.农村劳动力具有较低的人力资本,大量地流入城市不仅对城市本身而且对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及解决城乡和地区差距不利.     

农民工就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耦合分析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从农民工自身角度研究农民工就业问题的两个重要理论,本文首先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视角对农民工就业状况进行分析,然后对农民工就业进行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耦合分析,其中讨论了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交互关系以及他们在农民工就业中的作用,最后提出了基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耦合的农民工就业政策建议.     

农村劳动力反复流动行为的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于2007年组织的针对全国100多个劳务输出示范县农民工回乡创业的调查数据,运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法(Optimal Scaling)实证考察了具有流动经历的农村劳动力再次做出流动决策时的行为决定因素,探寻了以往流动经历对下一次流动决策的影响机理。结果发现,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村流动劳动力在外打工积累的人力资本可以转化为在农村从事非农行业、自我经营或创业的人力资本。     

农民工职业搜寻过程及其对职业向上流动的影响——基于搜寻与匹配理论

本文采用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经历的跟踪数据,将每次就业决策时进行的职业搜寻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保留工资设定、搜寻渠道选择、搜寻努力程度投入、就业决策,探寻职业搜寻过程对职业向上流动的影响。发现,农民工职业搜寻过程随流动次数而变化,首次非农就业决策多产生于进城之前,之后主动职业搜寻增多;搜寻渠道以社会网络为主,社会网络效果越来越具体和直接;搜寻努力程度不够,更多将精力用于社会网络维护而非职业搜寻投入;农民工职业搜寻对职业向上流动影响程度与城市居民显著不同;在通过职业流动和提高保留工资实现职业地位上升方面农民工群体更显著;在搜寻努力程度方面城市寻职者更显著;在搜寻渠道方面社会网络质量影响农民工群体,而社会网络规模影响城市寻职者。     

要素禀赋、配置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研究了要素禀赋及其配置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土地配置结构提高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有正向影响;人力资本配置结构和土地配置效率越高,越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城人口劳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将会提高人力资本配置结构,进而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土地禀赋提高会降低土地配置效率、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相对于高水平人力资本配置结构和高水平土地配置效率,低水平人力资本配置结构和低水平土地配置效率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各主要因素中,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在其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上述结论意味着,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需优化国家在农村地区实施的精准扶贫政策,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加快土地产权改革,同时注重向经济不发达地区倾斜。     

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土地流转行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但是我国土地流转规模远远滞后于农村劳动力非农流转规模,具体表现就是农民工即在城市中工作,又在农忙时返乡从事农业生产。本文通过分析农民工家庭的消费偏好与消费地点的关系来探讨农民工转移土地的影响因素,并验证一代农民工与二代农民工土地流转行为差异。结果表明,农民工是否转移土地基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人力资本越高的农民工,更具有转移土地的倾向;二代农民工其留有土地的概率要低于一代农民工,并且随着收入提高,更具有转移土地的倾向;此外,进城务工时间长短也会影响农民工土地流转倾向。     

数字经济发展何以赋能农民工高质量就业

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微观抓手。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基于工资议价理论，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综合影响、细分差异与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工资收入、福利保障、工作稳定性、工作强度等客观维度就业质量的积极影响更突出。分位数回归发现，随着就业质量分位点的上升，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异质性分析显示，相较于人力资本较高的农民工，数字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较低的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效应更明显，呈现出数字经济的包容性特征。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重塑工作特征、促进机会公平进而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本文认为应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在推动农民工高质量就业中的重要作用，为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赋能。     

工作转换对城市农民工收入增长的影响

本文利用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行业内和行业间工作转换对农民工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低人力资本、低就业层次和低收入是农民工转换工作的重要原因。年轻的、未婚的、进城年限短的、受教育程度低和未培训的、低收入的农民工倾向于行业内工作转换;高收入、自己找到工作的农民工更有可能进行行业间工作转换。行业内工作转换对低收入农民工的收入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高收入农民工的收入增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行业间工作转换对所有收入层次的农民工的收入增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行业内工作转换对收入增长产生正向影响的内在原因在于,企业年资的累积效应不明显,而在行业内持续从事性质一样的工作,由此累积的资历在农民工市场中对个人收入具有显著的提高效应。     

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其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劳动力市场理论,构建了农民工社会资本及其维度结构与城乡类型影响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分析框架,并基于2014年浙江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和有序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民工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与收入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即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其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社会资本通过强化信息传递和缓解就业歧视,对其人力资本回报率具有正向影响;农民工社会资本内部各个维度对人力资本回报率的作用差异在不同人力资本类型间存在区别;农民工城镇型社会资本对其人力资本回报率的正向影响强于乡村型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失灵具有一定缓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