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FDI对我国服务业增长效应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分析和面板数据分析对服务业利用FDI对我国服务业总体和各主要行业增长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协整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FDI和我国服务业总体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服务业FDI促进了我国服务业总体增长。面板数据变系数模型结果表明,不同服务行业利FDI对行业增长效应存在很大的差异性,调整我国服务业FDI的行业流向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三大城市群引进服务业FDI经济效应比较研究

近年来我国三大城市群引进服务业FDI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大量的服务业FDI流入势必给我国三大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带来重大影响。于此背景下,对我国三大城市群引进服务业FDI的经济效应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我国服务业利用FDI出现了重心北移的现象,环渤海城市群已经赶超长三角城市群位居三大城市群之首;其技术进步效应亦如此。三大城市群的就业效应均较显著:环渤海城市群服务业FDI的经济效应最为持久,长三角城市群次之,珠三角城市群服务业FDI经济效应的即时性最强。     

服务业FDI的微观经济效应研究综述

现代服务业将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外资也将成为中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关于服务业FDI经济效应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效应上,而对微观效应关注较少。本文梳理了服务业FDI的微观溢出效应、相对价格效应、创新和效率增进效应方面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文献,为今后对我国引进服务业FDI的微观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     

中国服务业利用FDI的就业效应研究

世界服务业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服务业国际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服务业的国际化过程和制造业一样，都必须依靠跨国投资来推进，这种跨国投资称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简称服务业FDI。随着中国入世过渡期的结束，中国在金融、通讯、旅游、教育和咨询等服务行业开始履行入世承诺，服务业FDI逐渐大规模涌入中国。据统计，截至2008年底，中国服务业利用外资已达600多亿美元。随着这样大规模的服务业FDI的流入，势必会对中国福利水平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在服务业FDI不断流入中国的背景下，抓住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契机，有效吸引服务业FDI，优化中国服务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成为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本文着重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中国服务业利用FDI的就业效应，指出中国通过利用服务业FDI能够改善就业，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服务业利用FDI的问题及提升对策

早期中国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随着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不断增强,世界范围内流入服务业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明显增加。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正在履行加入WTO时许下的承诺,整体上来讲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取得了重大进展,服务业利用FDI占引进FDI总额的比例逐步提高。但是中国服务业在利用FDI上还处于初级阶段,利用FDI时还存在诸多问题,如产业布局、外资来源、地域分布的不合理等。要想提高中国服务业利用FDI的水平,需要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的共同努力。     

服务业FDI、产业共同集聚与地区生产率

本文将新增长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相结合,把服务业FDI、产业共同集聚与地区生产率纳入到统一分析框架中进行系统研究。利用2003-2012年欧盟外商投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以吸引服务业FDI为主要手段的外向型产业结构调整方式、以产业共同集聚为主要方式的内源性产业结构调整对地区生产率以及细分行业和地区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整体来看,服务业FDI对地区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产业共同集聚对于地区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细分行业来看,服务业FDI对于服务业和制造业生产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共同集聚对于服务业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对制造业生产率具有抑制性;分地区来看,服务业FDI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生产率均具正向影响,产业共同集聚仅对东部地区生产率具有溢出效应,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     

FDI优化我国服务业结构机理分析

本文讨论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资本效应、技术进步效应、竞争效应及产业关联效应等经济效应,基于FDI的东道国经济效应角度,探讨了FDI对东道国服务业结构的优化机理及其路径.     

FDI流入对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加入WTO后,我国迎来了服务业全面开放和大发展的新局面。总体上,FDI（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对我国服务业造成的冲击不会太大,其主要作用在于推动经济增长和服务业发展。文章主要讨论了FDI流入对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双重影响。     

我国流通服务业FDI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流通服务业是我国接受FDI增幅最快、规模最大的行业,这引发了学术界对流通服务业FDI是否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争论。本文以2005—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对流通服务业FDI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流通服务业FDI在行业内存在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东、中、西部地区流通服务业FDI溢出程度为中部>东部>西部;我国流通服务业各个子行业的FDI均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其中零售业FDI溢出程度最大,其次为餐饮业,再次为批发业;投资硬环境、投资软环境、行业市场竞争程度对流通服务业FDI溢出效应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内外资技术差距、内外资人员流动对流通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影响不显著。     

服务业FDI与我国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实证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服务业FDI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本文在变量选取与数据搜集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回归模型,研究了服务业FDI与我国经济增长GDP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服务业FDI与我国经济增长GDP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我国服务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中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战略研究

19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快，服务业的国际投资得到快速发展，并已经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鉴于中国庞大的服务市场，不久的将来，外资必将大量涌入。为了更好地利用外资，中国服务业应该充分利用WTO有关规则。有步骤、有选择地推进服务业开放；正确引导外资投向，优化产业结构；完善国内有关服务业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制度创新为服务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及产业整合效应

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扩张、地区流向、产业布局和自由化趋势分析了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趋势;从世界产业结构向服务业偏移、服务业管制变革、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制度安排、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服务产业的特征等方面论述了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原因;最后分析了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多重效应。     

吸引外资、服务贸易出口与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

笔者利用1982-2010年的年度数据,分析了我国的FDI、服务业比较优势和服务贸易竞争力之间的短期和长期Grmger因果关系.研究表明:虽然在短期内FDI促进了服务业比较优势的提升,然而从长期看其对服务业比较优势具有负效应;而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促进政策虽然在短期内有一定效果,但未能为服务业比较优势提升带来长久动力,因此,通过吸引外资和促进服务贸易出口来提升我国服务业比较优势的发展思路从长远看并不可行.     

广州市第三产业利用外资的实证分析

近十几年来,广州市第三产业利用外资呈现上升趋势,在利用外资总额中的比例不断提高,但具有较大的波动性。第三产业利用外资的平均贡献度要小于第二产业,而且背离总额变动方向的程度非常大,第三产业各行业利用外资的结构比例与结构变动均不平衡。总体而言,广州市第三产业利用外资额增长率与产值增长率、就业增长率都呈现正相关关系。     

中国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的关系实证分析

关于FDI与贸易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已做出大量的实证分析。但遗憾的是,分析的结论不一、较为模糊,因此难以具有普遍适用性,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文章综合利用了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以及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选取1987年至2006年间的相关数据,考察了中国服务业FDI流量与服务贸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FDI是服务出口贸易变化的原因。并据此提出了进一步优化利用外资以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战略构想。     

Service innovation and the proximity-concentration trade-off model of trade and FDI

This paper introduces service innovation in the proximity-concentration trade-off model of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FDI) [Helpman, E., M. Melitz, and S. R. Yeaple 2004 Helpman, E., M. Melitz, and S. R. Yeaple. 2004. “Export Versus FDI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 (1): 300–316. doi: 10.1257/000282804322970814[Crossref], [Web of Science ®] , [Google Scholar]. “Export Versus FDI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 (1): 300–316]. The idea is that innovation will have two main effects on service firms’ choice between exports and FDI. First, innovative firms will on average have higher productivity levels than non-innovative enterprises. Secondly, innovators will have to pay a higher relational distance cost for undertaking export activities, and they will, therefore, prefer to avoid (or reduce) these costs by choosing an FDI strategy instead. We test the empirical relevance of this idea on a new survey data set for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firms in all business service sectors in Norway.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ms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FDI rather than export the greater their productivity level and the higher the relational distance costs they face.     

中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策略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逐步加深,服务业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不断增长.在我国服务业亟待发展的阶段,研究如何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分析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现状与问题,研究外资进入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策略.     

FDI对中国服务业产业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服务业下属的行业按要素密集度的不同使用划归为三种类型: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并对这三种类型服务业与FDI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不同类型服务业的FDI存在不同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目前有必要通过FDI的引入调整服务业的产业结构,提升整体服务业水平及其核心竞争力,对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因素分析

随着服务业开放程度的加深,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的规模正在迅速增长。由于服务企业的经营活动具有自身的特点,其区位决策也必然不同于制造企业。文章试图从服务业的特征出发,探讨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区位选择动因,并在此基础上对服务业FDI在中国的区位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系统整理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并建立了初步的理论分析框架,从需求因素、供给因素和市场环境因素三个方面分析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选择行为。随后,利用1998-2004年中国大陆15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结果发现:(1)从全国来看,基础设施和政府干预程度是影响我国服务业FDI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2)在东部地区,服务业FDI体现出较强的追随客户的特性,而中西部地区需要加大基础建设投资才能吸引更多的服务业FDI;(3)分时期的检验结果表明,服务业FDI追随客户的特性有逐渐加强的趋势。此外,服务业跨国公司在投资时一直对经济开放程度高的地区有所偏爱。     

FDI and Outsourcing in a Service Industry: Welfare Effects of Liberalis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This study examines a foreign firm's entry decision and its effects on the host country's welfare in a model with a composite good in which both commodity and service generate utility for consumers. Along with the commodity it produces, a producer can provide the service by itself or outsource the service.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incentive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 the service sector increases under liberalising trade in the final‐good market. Moreover, there exist policy combinations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sation, whereby the domestic firms' profitability is traded off with the host country's social welfare when the foreign firm provides a service through FDI or through outsourcing, respectively. Finally, the welfare after simultaneously liberalis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is not necessarily greater than that under autar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