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完善粮食补贴政策

现行粮食补贴政策的积极效应 2004年起,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从保证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的目标,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了粮食直补政策,对实际种植水稻的农户每亩直接补贴20元.在连续实施这项政策的同时,2006年又因柴油、化肥等农资价格上涨对种粮农民发放综合补贴,以小麦每亩10元和水稻每亩15元的标准补助给实际种植的农户.     

吉林省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效应分析

吉林省2004年开始实施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实施对粮食供给能力、国有粮食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农民收入等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应.但政策对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促进效应也存在递减趋势,需要通过现行农业补贴方式的完善和创新来更好地发挥各项补贴政策的协同效应,保障实现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目标.     

粮食直补：政策落实及完善建议

2004年国家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产生明显的政策效应,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粮食生产出现重大转机,农民收入明显增加。为进一步完善农业补贴制度、建立促进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等问题,我对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四省直补情况进行了调研。本文重点就粮食直补政策落实和如何建立长效机制做一探讨。一、四省粮食直补办法的主要内容及特点四省因地制宜,直补方案各有特点。直补方案包括补贴方式、补贴标准、兑付方式、资金管理、财务公开制度、基础档案制度等。(一)补贴方式、范围及标准江西省的粮食直补方案是以农…     

现行模式下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作用机制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本文首先分析了现行模式下补贴政策对农户种植行为的影响机制,其次采用Nerlove模型估计了我国粮食播种面积和单产对补贴政策的供给反应。结果表明:补贴政策主要通过收入效应影响农民的种植行为;补贴变量在水稻、小麦和玉米播种面积和单产反应方程中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符号为正,表明农业补贴对粮食播种面积的扩大和单产提高有积极影响。最后,本文从完善补贴政策,提高补贴政策效果和实施效率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浅谈粮食直补政策与农民增收问题

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物质,也是维护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基础条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而农业仍是一项投资较大和收益低下的产业,为了保证粮食增产和稳产,国家实施了粮食直补政策。粮食直补政策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增加了农民收入,稳定了粮食产量,从而保障了我国的粮食安全。但是,我国在实施粮食直补政策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对粮食直补政策与农民增收问题进行了探讨与分析,以期完善我国粮食直补政策的措施与方法,为提高我国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做出贡献。     

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效应的调查和分析——以安徽省凤阳县为例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证明,粮食直补政策实施后受到了农户的普遍欢迎,实现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但增收效应并不显著。为此,提出有效对策和建议,确保粮食直补政策效应的发挥,实现稳定粮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     

落实粮食直补政策的建议

在中央和省统一部署下,淮安市自2004年开始实施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政策。2004年和2005年对种植水稻的农民实施粮食直补,每亩补贴20元,2006年对夏收小麦和秋熟水稻实施农资增支综合补贴,补贴标准分别是每亩10元和15元,稻麦两季直补资金每亩达45元。该市三年累计直接补贴种粮农民3.49亿元,90万农户平均每亩累计受益388元。实施两项补贴政策,对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面积扩大和产量提升,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水稻、小麦种植面积和总产量都创造了历史新高。现行两项补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     

农业补贴政策效应评估:激励效应与财富效应

利用2011年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面板数据,本文从农业生产和消费两个角度对农业补贴政策效应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尽管当前农业补贴已演变成对农户的一项收入补贴,但它仍具显著提高农业产出的激励效应,且完全通过影响农业投入来影响农业产出。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农业补贴对不同农业要素投入具有差异化影响,它并未激励农户增加自有劳动供给,但显著提高了农户雇佣劳动力的概率,增加了农业机械的使用,特别是影响了化肥、种子、农药等要素的投入。对农业补贴政策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后发现,当前农业补贴不具有缓解农户信贷约束或通过改变农户风险偏好而促进农业生产的作用,但若在实施农业补贴的同时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或降低务农机会成本或将补贴向粮食主产区倾斜可提高其政策效果。研究还发现,农业补贴具有促进农户消费的财富效应,但这一效应低于其产生的激励效应。     

湖北省远安县农业补贴政策效果研究

本文以湖北省远安县为例,研究分析了农业补贴政策对当地农户种粮积极性、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等方面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业补贴政策对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具有正向激励作用。粮食直补促进农民增收,但对粮食增产和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良种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减少了农户种粮成本;农机具购置补贴显著提高了粮食生产效率,提高了农户收入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此外,本文还提出了提升农业补贴精准性、稳定农产品价格等建议。     

如何认识我国粮食直补政策

2004年,为了扭转粮食生产连年下滑的严峻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粮食直补是其中重要措施之一.从4月初开始,13个粮食主产省(区)开始向种粮农民兑现直补资金,同时还有16个非主产省也对省内产粮大县的农民实施了直补.2004年全国29个省(市、区)共安排补贴资金116亿元.现就我国的粮食直补政策谈几点认识.     

政策网络与公共政策效能的实现路径

公共政策效能是政府运用公共政策对政策目标群体所产生的影响。从政策网络视角解析政府政策效能实现的路径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政策网络研究视角不仅是制度主义研究视角和行为主义研究视角之间的纽带,还超越了多元主义研究视角的局限。在政策网络视阈,政策网络的开放程度以及政策网络的集成程度是政府政策效能释放的关键因素。提高政策网络的集成程度,有效解决政策执行传导环节的“中梗阻”现象,扩大政策网络的开放程度,有效解决政策执行基层落实环节的“最后一公里”现象,从而实现公共政策的整体效能。     

我国企业年金的政策优惠和政策规范

企业年金是我国基本社会保险的重要补充。我国企业年金的发展需要国家优惠政策的支持，同时也需要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规范企业年金的发展，这是企业年金发挥对基本社会保险补充作用的制度保证。。     

Assessing a Policy Grab Bag: Federal Water Policy Reform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policy alternatives for addressing allocative inefficiencies among agricultural,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uses of federal water. The Central Valley Project Improvement Act, composed of multiple incentive–based and command–and–control policies, forms the context for this analysis. Estimated multi–output agricultural revenue functions and urban water demand functions are incorporated into a nonlinear programming model designed to predict changes in water use, returns to agriculture, and urban consumer surplus. Results suggest that analysis that does not explicitly model policy instruments implemented at sub–optimal levels and, as part of a package of reforms, could over– or underestimate the costs, benefits, and effectiveness of each policy instrument.     

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框架、问题及政策建议

2004年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粮食补贴政策，初步形成了综合性收入补贴和生产性专项补贴相结合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以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资增支综合直补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收入补贴与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最低收购价为主要内容的生产性专项补贴相比较，无论是在政策功能、作用机理上都存在很大差异，不能简单合并。因此，我国应稳定以综合性收入补贴和生产性专项补贴为框架的政策体系，重点加大专项补贴的范围和环节，完善政策操作方式。     

The Possibility of Industrial Policy

In this paper I shall outline and analyse the case for employing industrial policy in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articular context of Sanjaya Lall's contributions in this area. The case for industrial policy rests on both a positive vision (the nature of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a normative vision (government capacity and the promotion of competitiveness). The case for industrial policy depends on establishing both its necessity and its possibility. Necessity is defined in terms of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terms of market failure; possibility is defined in the context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 terms of the costs of discretionary policy interventions. The broader debate on industrial policy is framed in terms of these two dimensions. In particular, the possibility of a welfare-enhancing industrial policy is circumscribed by the ability to control the potential costs of discretionary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his ability is in turn a function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 and of “social capital”, a late concern of Lall's.     

耕地保护田长制的政策工具谱系模型与政策启示 ——基于扎根理论的政策文本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分析各省市相继出台的耕地保护田长制实施（工作）方案,描绘其政策工具全貌及其使用特征,为政策完善与优化提供参考。研究方法：扎根理论,内容分析法。研究结果：（1）耕地保护田长制的政策工具谱系模型为“四维驱动式凌锥模型”,该模型由目标导向型政策工具、系统变革型政策工具、过程控制型政策工具、能力建设型政策工具耦合而成;（2）“注意力分配—职权责明晰—有序化运作—积极性调动”是耕地保护田长制的政策工具使用逻辑,立足此逻辑有助于畅通耕地保护“最后一公里”;（3）当前耕地保护田长制在政策工具使用上存在组合结构不合理、可操作性不强、创新性不足、实质效力不高等问题。研究结论：未来应协调政策工具使用比例,优化组合结构的适配性;细化政策工具操作流程,增强内容要素的精准性;注重政策工具创新变革,培育内生动力的发展性;提升政策工具效力层级,夯实功能发挥的有效性。     

WTO“蓝箱”政策改革对欧盟农业支持政策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WTO新一轮农业谈判中“蓝箱”政策改革,估算了欧盟“蓝箱”政策支持水平和强度以及欧盟农业国内支持水平,评估了WTO“蓝箱”政策改革和共同农业政策改革对欧盟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WTO“蓝箱”政策改革对欧盟农业政策会产生约束作用,但不会对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产生根本性的制约。     

运用行为经济学,提高农业政策的效率和幸福含量

我国农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基本上是以古典经济学的两大假设,即经济人和收入增加即福利增加为基础,以激励和支持为手段来帮助农民致富。但近年来兴起的行为经济学发现,在现实世界中经济人并不多,幸福并不完全取决于收入。因此,在农业政策制定和执行中运用行为经济学,依据行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充分考虑影响农民决策/选择的心理和行为的因素,设计政策目标和激励措施,制定符合现实人心理和行为的政策,不仅可以增强政策激励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更重要的是可以加大政策的幸福含量。     

基于政策合法性视角的公共政策有效落地分析——以设施农业政策在优成农场的落地为例

强化政策合法性是政策有效落地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然而,学界尚未将政策合法性纳入政策执行研究范畴。基于政策范式变革,本文建构了以输入合法性—过程合法性—输出合法性为内核的分析框架,厘清了政策变革过程和政策合法性扩散过程及其交互效应,拓展了传统的政策执行和合法性建构理论。理论分析显示,在公共治理时代,公共政策有效落地的关键在于全过程合法性建构和维护。个案研究显示,在设施农业政策落地过程中,全过程合法性建构的虚化导致了政策偏差;全过程合法性建构存在输入合法性重心失衡、过程合法性消解、输出合法性利益主导等问题。基于此,要促进公共政策有效落地,需要推动公共政策思维从管理向治理转型,建构贯穿于公共政策全过程的合法性;需要推动基层政府政策角色转型,赋予利益相关者以更多合法性;需要推动基于利益基础的合法性建构方式向基于规范基础的合法性建构方式转型。     

把房地产新政落到实处

新政迭出调控频频发力为稳定住房价格,一段时间以来,有关的房地产政策层出不穷,尤其是近两个月来,先有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提出八点要求,控制房价涨幅过快(俗称“老国八条”);4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又提出了“加强房地产市场引导和调控的八条措施”(俗称“新国八条”),而5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再次转发了国土资源部等七部委《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这些政策所涉及的环节之多、覆盖面之广、影响之深远,实属罕见。而贯穿这些新政的一条主线,就是把房地产领域的宏观调控引向深入,一步步规范房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