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明清徽州盐商文化人格

试析明清徽州盐商文化人格于海根地处明山秀水、钟灵毓秀的新安江流域万山丛中的徽州地区，曾经孕育了一个独特的商人群体，其活动范围“几遍宇内”，所谓“山陬海涯无所不至”。当时，沿江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①然而这支活跃于明清经济舞台的徽州商帮，真正称雄...     

陕商主体关中说

陕商主体关中说钞晓鸿众所周知：明清时期陕西曾孕育了为数不少、颇具实力的商人群体。他们不仅经营于故土，而且走南闯北，足迹几遍全国的绝大多数地区，人称“陕西商人”①。然而，清代陕西南跨秦岭，北抵长城；明代的陕西更辖有其他西北广袤之区。事实上，并非每个州县...     

评介明清经济史新著两种

(一) 暨南大学李龙潜副教授著《明清经济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是近年来系统阐述明清经济发展历史的第一部专书。 全书分为五章,作者把明初至清代鸦片战争以前的经济兴衰演变史,按明初、明中叶、明末清初、雍朝时期、嘉道时期划分为五个段落。在每一个段落中,不仅注意到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同程度的变化,而且还把当时的政治状况、财经政第、财政状况、经济法令和农、工 商的兴衰结合起来。他既重视于各项经济制度和整体经济的研究,同时对于社会基层、地方区域的种种经济现象,也都作了条理清晰的细部分析,比较全面地呈现了明清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面貌。     

一年两作制江南地区普及问题再探讨——兼评李伯重先生之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史研究

李伯重先生认为,一年两作制于明清之际在江南平原取得支配性地位,并最终于19世纪中叶完成普及。但通过对李氏所依据之论据做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诸多明显的误读之处。同时,与19世纪中叶相比,民国时期一年两作制也并未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因此,对于明清一年两作制江南地区普及情况应该重新再认识,而李氏所提出的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论也就颇令人怀疑,因其整个研究正是以一年两作制的普及为基石的。     

西汉重农抑商原因新探

西汉时期，国家依旧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然而统治者实行这一政策的原因有很多，并非单纯为了发展农业才抑制商业。实行重农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大幅度提高粮食供给量，以满足社会各方面之需要，特别是军队之需要；实行抑商政策的目的主要是出于重农，以及发展官营工商业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之需要，其根本目的则是为了用增加的粮财收入进行无休止的扩张领土的战争。     

大义豫商

“豫商”这个“以义致利”的独特群体，在面临中国经济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转型元年，必然要考量新平台之上的动力之源。探问豫商的升级之路，正当时。     

明清时期两广的商业贸易

两广之间的商业贸易源远流长.降至明清时期,特别是明中叶以后,两广之间的商业贸易更得到了全面的、空前的发展.(一)粮食贸易.明清时期,全国性长距离运销的最重要的商品是粮食.两广的商业贸易也是以广西的粮食运销广东为最大宗.明中叶以后,逐步出现“广东民间资广西之米谷东下”的情况.至万历年间,广东每“岁仰粤西粟数十万斛.”到了清代,随着广东商品货币经济的迅速发展,成为严重的缺粮省.于是每年有大量粮食从广西运往广东贸易.其经营粮食贸易的方式有两种.     

明清山西典商的繁荣及经营之道

典当业是中国最古老的金融组织,属于小额抵押贷款,信用风险可得到较好的抑制,因此有资本的人乐意从事.明清以来,典当业发展迅速,山西商人更是垄断了典当业的半壁江山,史称全国之"典肆,江以南皆徽人,日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日晋商".本文将围绕明清山西典商繁荣的原因及经营之道进行研究,总结其成功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以此为今天的典当从业者提供借鉴.     

试析明初土田数字增长之原因

根据明清几种主要史笈的记载自明中叶以后,截止到清中叶道光时期的土地数字,仍然未超过洪武时期。这究竟是为什么?尤其是自清朝入关后,从多尔衮到康熙,乃至雍正、乾隆诸帝,无一不对农业及土地数目异常重视。而康乾盛世的耕地面积竟然尚较洪武时期为少,这不能不让人对明初土地数字的许多问题感到困惑难解。这些问题是: 一、明初《诸司职掌》所记土田数字是否有误?如果不确,为什么后来的《明会典》、《明史》仍沿袭其误?二、《诸司职掌》土田数字之由来?三、明初土田数字是否包括官田?四、明初土田数字是否均指耕地?兹分别论述如下:     

从“雅集”到“市集”——松江园林与明清社会经济的变迁

明清松江地区园林的兴废,不仅是中国古典园林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自明中叶以来松江经济,尤其是市镇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经济发展带来人文蔚起和大族兴旺,加上苏州的影响,松江园林在兴起的同时,也在渐渐地发生重要变化.其始为士大夫雅集胜会之所,而渐为商品化之市集.在这一转型过程之中,士大夫们的生活消费、文艺活动,及松江社会经济的变迁,皆可窥得一斑.     

明清时期山西道商路上的山西会馆研究

沟通北京与山西中部的山西道是山西商人跨区域贸易的重要商路,商路沿线每隔一段距离就建有山西会馆。这些山西会馆最早建于晚明时期,晚明清初还有比较明显的家族和行业特征。清中叶之后,以盐、当、钱、铁和布等为主的各行业共同兴建山西会馆,沿商路会馆总体格局形成。民国以后,山西商人逐步撤离,会馆也被废弃。山西道商路的山西会馆在名称称谓、商业史特征和神灵崇拜等方面均具有一些独特的区域特征。     

明清江南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又一力作──读《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

明清江南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又一力作──读《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王日根明清社会经济史在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堪称热门，过去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都是围绕明清社会经济史展开的。而在明清社会经济史中，又以江南区域的社会经济史为中...     

晚清地方军事化与基层社会的重组——以南昌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军事化是我们探讨明中叶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结构转型的一个切入点。其在明清时期所经历的历史过程,集中体现了国家对地方社会控制权的下移与地方社会结构的变迁。晚清时期,地方军事化更是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本文拟从地方社会出发,探讨地方军事化、宗族、士绅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揭示其对地方社会权力结构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莞商与深商、潮商、温商之比较

把莞商与深商、潮商、温商放在一起比较,并不是犯了攀比的毛病,非要一较长短不可,而是要把莞商放在中国商帮文化的大背景下观察,对比是免不了的.事实上,每个商帮由于地域文化、历史发展、社会风气、风俗习惯、性格特点等各不相同,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商业精神、经营之道也会有所差异,进行一番比较,也许会对其个性等有更深刻的理解.     

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江右商——明清江西商人研究之三

明清时期,江右商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中国商界占居重要地位。他们凭着目己坚韧不拔的毅力,顽强的渗透力和吃苦耐劳精神,遍走于通都大邑和穷山恶水之间,为明清商品经济的繁荣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本文拟对明清西南川黔、滇三省江西商人的活动情况作一粗略的探讨,以深入对明清江右商及商品经济的研究。     

中国海商:17世纪台海贸易的主导者

17世纪初期,荷兰人到达台湾海峡,以大员为据点,采用招诱与拦劫等策略,意图在中国海外贸易网络中占据中心地位,却遭到郑芝龙海商集团和明政府的抗争。台湾海峡贸易的主导权仍然掌握在郑芝龙等中国海商手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海商掌控着贸易出口商品的种类和数量;第二,中国海商主导贸易商品定价;第三,中国海商是海上贸易市场规则的制定者。     

明清时期的县城:万载县“城池建置形胜图”释析

本文从地域社会史的视角出发,以绘制于道光四年的万载县"城池建置形胜图"为研究对象,对图中或显或隐的诸内容及其史料进行重新梳理与讨论,揭示在整体史理念下认识明清时期县城的研究路径。明清时期的县城,至少应包含空间、制度与人群等多维度的理解。明中叶的筑城运动,在空间上划定了城区的范围;明清时期的城坊制度,又进一步将城墙内外在制度上进行了区隔;清中叶以后各姓建大祠于城内,则在观念上强化了城区的概念与意义。     

论国民政府对中国通商、四明和中国实业三银行的改组

白银风潮前夕,中国通商、四明和中国实业三银行银因长期经营不善而资金周转不灵。在白银风潮中,三行同时陷入挤兑的困境;法币改革后,三行因难以缴足发行准备金而再度陷入困境。在这两个过程中,国民政府以救济之名,行控制之实,最终对其增资改组,将其纳入政府金融体系。     

粤商的发展与当代岭南商业文化

以海商为主要代表的粤商是近现代以来中国乃至世界重要的商帮，在粤商的长期发展中，地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形成了岭南海商的开拓冒险、崇尚家族宗族及社会资本、开放兼容、重商等诸多文化特点。     

台湾早期海港与陆岛网络的初步形成

明中叶以前已有大陆渔船商舶漂流至台湾，并与岛上土著居民进行一些小规模的“汉番交易”，但这种往来只是偶然的，还不是经常性的。明中叶以后，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东倾南移，闽粤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传统海洋经济的历史积淀和外来海洋经济的刺激、吸引下，闽粤沿海富商巨贾纷纷竞造巨舟，私贩外国，大力发展东西洋贸易。台湾由于处在当时海外贸易的重要通道上，又有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商品如鹿皮等，于是大陆沿海商人、先后入台的荷兰、西班牙人及郑氏海上政权以大员、鸡笼、淡水、鹿耳门等海港为大陆货物转贩东西洋的重要基地，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