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资本约束与资产价格波动——资本信贷率模型的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附带资产价格的最优资本信贷率模型,描绘了资产价格与商业银行资本互动影响的关系图,并着重强调了资本约束影响银行信贷规模进而影响资产价格的过程.研究结论认为:监管当局从紧(或放松)的资本要求会造成资产价格下降(或上升),资产价格的变动幅度与无风险利率和信贷规模对资产价格的影响程度相关;而资产价格的波动对银行最优资本充足率目标具有负向影响,影响程度与无风险利率、资产价格变动对企业违约率的影响程度以及监管当局规定的贷款风险敏感度相关.     

基于上海股市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实证检验

鉴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对资产评估和资本定价的作用,以上海股票市场为对象,选取上证180指数中178家股票的相关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相关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上海股票市场存在较大的投机行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上海股票市场还不适用,对于上海股票市场股票的定价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并就结论出现的原因给予了相关的解释。     

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货币效应

本文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BGT模型进行了修正,并利用OLS方法和2SLS方法及中国2000-2011年间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虽然中国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央银行净国内资产变动的抵消系数高达-0.743,但中央银行反向的冲销操作同样十分有效,冲销系数高达-1.022。这不仅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基础货币和货币供给的影响极其有限,甚至引起了货币乘数和物价水平的反向变化。事实上,净国外资产变动一个单位只能使基础货币和货币供给分别增加0.018个单位和0.098个单位,却会使货币乘数和通货膨胀分别下降4.095和1.098个单位。这说明近年来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货币效应都十分微弱,货币政策效应却很强。     

如何使用贝塔系数投资

贝塔系数(也记为β)起源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 模型),它的含义就是指特定资产或资产组合的系统风险度量.所谓系统风险,是指资产受宏观经济、市场波动等整体性因素影响而发生的价格波动.换句话说,就是股票与大盘之间的连动性,系统风险比例越高,连动性越强.     

多重套利、货币政策冲击与中国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基于VECM的分析

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我国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有中美利差、广义货币供应量、价格指数、人民币汇率以及资产价格等因素,并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主要动因为货币政策冲击、资产价格和人民币汇率升值,货币供给与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具有双向作用机制,资产价格和人民币升值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具有单项作用机制。因此,要增强货币政策稳健性,抑制资产价格泡沫,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改变单向升值为双向浮动,以防范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冲击。     

转融券制度、卖空约束与股价变动

有关卖空约束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影响,已有文献尚未解决卖空交易与股价变动之间互为内生的问题。本文以我国资本市场独特的转融券制度为纯外生变量构造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计量方法研究卖空资产供给增加对收益率变动、股价高估程度和收益率风险特征非对称性的影响,发现卖空约束减少后,股价波动性和极端负收益的发生频率均上升,同时,转融券股的日均异常收益和累计异常收益均显著低于非转融券股,而且投资者信念的异质性程度越高,转融券股累计异常收益低于非转融券股的幅度就越大,另外,市场下跌时转融券股的β系数上升而上涨时β系数则下降。结果表明,卖空交易既可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减小市场风险的非对称性、完善价格发现功能并增强市场稳定性,也可扩大股价波幅、加剧市场暴跌并诱发市场危机,因此监管部门只有不断完善卖空机制等交易制度并严格执法,才能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战略奠定坚实的资本市场基础。     

CAPM模型在上证A股运输板块的实证检验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自创立以来得到了广泛应用,而β系数是用于衡量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的一个重要概念.通过对β系数的估计,可以帮助投资者对证券未来的市场风险进行预测.本文利用上海股票市场运输行业的25家上市公司的月数据作为样本,对其β系数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就实证结果对个股的选取提供了几点建议.     

宏观调控下的汇率与股价关系

本文运用协整检验和差分VAR模型研究了我国宏观调控背景下汇率和股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与股价之间先后经历了显著的正向变动关系与反向变动关系,二者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只在短期内汇率是A股价格波动的Granger原因.宏观调控对利率、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等三大联系渠道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防范金融风险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同形式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抵消效应

国际资本流动通常对对货币政策通常具有一定的抵消功能.利用修正的抵消系数模型和中国1983 ～ 2010年间的年度数据检验了不同形式国际资本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抵消效应.结果表明,长期内,通过资本与金融账户流动的国际资本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极其有限,国际资本流动总量仅仅抵消了中国央行净国内资产变动的0.7％,各种不同形式的国际资本的抵消效应也都在0.1％～0.2％之间.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形式国际资本的影响正好相反,国际债券资本对货币供给产生的不是抵消效应,而是推动效应.     

基于β系数的我国房地产类股票系统性风险研究

β系数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系统风险的重要量化指标,说明的是某种证券或者证券组合的风险与市场平均风险的波动程度。本文从我国房地产类发展所出现的疑惑入手,结合资本资产定价模型,选取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房地产类股票数据,计算β系数并对结果进行分析,进而判断我国房地产类股票系统性风险的程度及行业内投资组合的可行性。     

奥运板块股票市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A股市场奥运板块全部94支股票为研究对象，选取2007年最新的股票数据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奥运板块股票市场的应用进行实证研究。首先采用一次回归模型估计了个股的β系数，然后利用BJS方法和FM模型分别进行时间序列回归和截面回归。实证研究表明，CAPM模型在奥运板块市场应用中存在与理论不相符合的方面。为了消除单个股票的非系统性风险，进一步构造股票投资组合对CAPM模型进行修正检验，得出的β系数能更好地衡量股票组合的风险。     

CAPM模型中β系数的非参数估计

在资产定价模型的实证检验中,由于证券期望收益与系数β值之间未必存在严格的线性关系,因此使用一般线性回归方法对β进行估计必然会导致模型的不准确。作为对这种估计方法的修正,本文提出了可变系数回归模型,利用局部加权最小二乘估计方法对模型中的系数β进行估计,并研究了模型中局部权系统的决定问题,该模型是一般线性回归模型的推广。由于系数的可变性,使得估计结果更适应实际数据的变化规律,从而估计结果更为精确,该方法也为风险管理和监督提供了较为有用的数理工具。     

金融系统性风险产生的原因与传导机制——基于资产价格波动的研究评述

本文从资产价格波动与金融系统性风险关系的角度梳理了金融系统性风险产生的原因与传导机制.随着金融市场规模逐渐扩大,对金融系统性风险产生原因的解释可归结为资产价格波动.现有研究成果显示,资产价格波动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传导可分为抵押品价值-信贷渠道、资本金-信贷渠道和流动性-信贷渠道三种途径.在对传导机制的研究中应更重视资本金的变动,以及利润流量在受资产价格变动影响后对资本金等存量产生的进一步影响.国内学者更需重视由资产价格波动引发我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并拓展相关问题的研究.     

长期贸易关系下劳动力成本对出口价格的影响——兼论专用性资产的调节效应

面对劳动力成本冲击,出口价格调整的幅度反映了长期贸易关系中双方对风险的承担、分担与转化程度.专用性资产既是连接贸易双方利益的纽带,又是平衡风险的杠杆.利用重复博弈的价格调整模型,采用2000-2015年上市公司出口微观层面数据,分析劳动力成本变动对剔除质量因素的出口价格的影响,并对出口企业投入的专用性资产的调节效应进行探究.研究发现:长期贸易关系中,劳动力成本变动导致出口产品价格同方向调整,但调整的幅度小于成本的变动,这表明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压力是由双方共同承担的.专用性资产对出口价格变动幅度有正向调节效应.通过分样本研究发现,如果出口产品的契约依赖度相对较高、目的 国法治体系相对健全和采用加工贸易方式出口,当劳动力成本发生变动时,出口价格调整幅度更大,专用性资产的调节效应更显著.因此,发展长期稳定的贸易关系,科学运用并发挥专用性资产的优势,是企业转化成本压力的重要途径.     

热钱流动与资产价格的实证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全球流动性宽松背景下,金融监管当局必须警惕国际投机资本(热钱)的跨境流动问题.随着我国资本项目的扩大开放,热钱对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实物资产的价格等产生较大的影响,并可能威胁到我国的金融安全.人民币汇率预期将逐步调至市场均衡水平,热钱可能改变过去较长时间单边流入的倾向,国际资本外流对市场的影响更大.本文通过建立VAR模型,对热钱与国内资产市场价格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热钱对不同市场的影响差别较大,在市场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特征,在此基础上作者针对热钱问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货币流动性过剩、噪声交易与资产价格波动

流动性过剩与投资者主体行为是影响资产价格波动的两个重要因素,通过将流动性过剩引入噪声交易模型,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资本市场运行情况进行了分阶段的实证检验,发现我国长期存在流动性过剩现象,在资本市场平稳运行期间,流动性过剩与资产价格保持协整关系,而在资本市场过度波动时期,这种协整关系消失了,投资主体的行为特征成为这一时期资产价格的主导因素。从2000年至今的整个样本时期来看,流动性过剩并不必然导致资产价格上涨,但却对资产价格有潜在的冲击和抬升作用,因此是资产价格上涨的充分非必要条件。     

资本市场错误定价与产业结构调整

本文揭示了资本市场会由于资产错误定价,引起产业结构调整,从而影响实体经济。这种影响具有不对称性,资产价格高估会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影响,低估则不会产生显著影响。为进一步探究资本市场影响实体经济的这种特殊机制,将产业结构调整分解为资本变动效应、资本效率变动效应和资本-效率交互效应。结果发现,资产价格高估是通过资本变动效应引起产业结构的调整,论证了产业股票价格高估由于引发资本投入量的增加,产生资本变动效应,从而引发产业扩张。本文的发现意味着,股价高估并非总是不利的,需重视和有效利用资本市场的价格高估,允许生产效率高的新兴产业股票价格高估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本文研究与金融学国际前沿研究相互补充,有助于明确资本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具体机制,也为引导产业结构升级、有效扶植战略新兴产业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B股市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实证分析

近30年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有效性经历了无数实证研究和检验,有些支持和肯定,另一些则提出了质疑和挑战,甚至认为β对股票的平均收益不具有解释能力,从而宣告这一理论已完全丧失了其有效性。利用B股市场开放后的这段数据,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分析,截面检验结果表明,开发后的B股市场的平均收益率与β值关系的估计值没有明显的正相关,同时还证明公司规模与收益呈现明显的负相关。     

中国国际资本流入:周期变动、冲击因素及负面影响

笔者利用VEC模型,对1982年～2008年间中国资本流入与国内经济增长存在的变动趋势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国资本流入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同周期变动;国内经济增长率、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美国联邦基准利率、国内股票收益率与房地产价格变动对中国资本流入的规模和速度会产生较强冲击;国际资本流入的周期变动能引发人民币出现新一轮内外价值偏离,能延缓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还能放大外汇储备贬值风险,甚至增强宏观经济出现滞胀的可能性。     

人民币汇率、资产价格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

本文基于1999年1月～2008年6月的月度数据,运用ARDL-ECM模型检验了人民币汇率、资产价格与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结果表明,长期内,人民币汇率预期变化率和国内外利差是影响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显著因素,人民币汇率水平、国内股市收益率和房地产收益率并未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产生显著影响;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国内外利差和房地产收益率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有显著的滞后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