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股利的代理成本控制效应研究——基于半强制分红的考察

以证监会2006年5月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08年10月颁布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为背景,研究半强制分红政策下现金股利发放对代理成本的控制效应。研究发现,现金股利的发放可以有效抑制过度投资水平,但这种抑制作用仅对高资产负债率企业、高成长性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产生影响。迫于再融资的需求,这类企业的分红水平显著提高,并导致投资不足,半强制性分红政策并未起到预期效果。     

强制分红政策与公司代理成本:博弈模型与DID检验

不同于公司自觉的现金分红行为，强制分红政策在矫正公司分红行为的同时，会激起高管的消极抵制，所以它能否有效降低公司代理成本，尚难预料。为此，建立了一个混合策略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说明了强制分红政策影响代理成本的作用机制，并将2011年出台的强制分红政策视为一个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强制分红政策能否降低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实证研究发现，强制分红政策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的代理成本。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中小板和微股利的上市公司而言，强制分红政策可以更加显著地降低那些主板上市公司和正常发放股利的公司的代理成本。研究结果不仅支持了股利代理成本理论，而且为进一步完善公司股利政策和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提供了经验证据。     

论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关系——基于定性半强制分红与定量半强制分红的比较研究

股利政策迄今为止仍是个"谜题"。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一波三折,具有自身独特的制度背景。文章基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这一新视角,研究中国A股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2000年至2013年期间,整体来看我国A股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产品市场竞争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但若考虑证监会在2006年进一步推动和强化上市公司的分红政策,即2006年实行定量的半强制分红政策,之前实行定性的半强制分红政策,并以2006年为界进行分组研究表明:2006年之前即定性政策阶段,现金股利政策与产品市场竞争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2006年之后即定量政策阶段,现金股利政策与产品市场竞争关系发生逆转,呈显著负相关关系。(2)为了再融资,上市公司迎合定量的半强制分红政策要求,其分红意愿增强了,但股利支付率却下降了。(3)定量半强制分红政策弱化和扭曲了产品市场竞争与现金股利之间应有的相关关系。可见,2006年之后的定量半强制分红政策影响并改变了产品市场竞争对现金股利政策的作用机制。因此,为了消除"逆向选择",调整和取消半强制分红政策、将分红政策还给公司决策层有利于提高资本市场效率,这应该是未来我国证券监管部门的政策选择。     

再融资公司的现金分红和现金流操控研究

证监会2006年和2008年相继发布了强制拟再融资上市公司分派现金股利的文件,旨在提高股东回报。以2006年和2007年A股再融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这些政策颁布前后上市公司分红和现金流的变化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在证监会强制要求下,上市公司的分红水平有所提高,但股利分派也成为了大股东转移公司利益的手段。而且,公司的现金流在再融资前后波动较大,存在被操控的迹象。     

股利分配迎合分红政策对股权再融资的约束吗

2008年证监会颁布了《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俗称“半强制分红政策”对现金股利分配作出了强制性规定。通过2009—2013年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实施以来,受政策强制约束的公开增发及配股公司在融资前的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高于不受政策强制约束的定向增发及无股权再融资公司,即存在通过股利分配行为迎合政策对股权再融资的约束;融资完成后,公开增发及配股公司的业绩表现尚不及非公开增发及配股公司。监管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基于多层次代理关系的股利政策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呈现出了浓厚的中国特色:在2000以前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表现为"三多一少"(股票股利多,转增股本多,不分配多,现金股利少)的特点,但自2000年证监会宣布重视现金分红的再融资政策后,分发现金股利的公司急剧上升,但股利支付率却非常低,另一方面却存在着大量的超能力现金分红公司.这表明了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阶段性、不连续性和与再融资政策的强相关性.而西方的传统股利理论均不能精确地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基于我国股市环境的上市公司的多层次代理问题,为此,我们运用多层次代理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进行合理诠释.     

半强制分红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分析

为了改变中国资本市场上整体分红水平较低的状况,中国证监会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强制要求有再融资计划的上市公司的分红须达到一定比例,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半强制分红政策"。本文分析了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实施能否提升上市公司的价值的问题。在得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股利监管政策提出了建议。     

半强制分红政策与再融资企业的盈余管理——来自PSM的证据

证监会2006年颁布实施了半强制分红政策，对有再融资需求的上市公司的分红比例做了硬性规定。通过PSM（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研究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实施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表明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实施导致了再融资上市公司为了达到相应分红比例的监管门槛而进行更多的盈余管理。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再融资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高于非国有企业，其应计盈余管理程度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都较高；而非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显著低于国有企业，并且其盈余管理主要是依靠较为隐蔽的真实盈余管理，尤其是依靠真实盈余管理方式中的产品成本来进行操纵。     

再融资需求、监管高压和现金分红

2011年到2013年是半强制分红政策之后中国证监会在现金分红问题上的高压期,在此背景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能力和其资产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资产收益率和净现金流正相关,和资产负债水平以及企业成长性负相关,而企业生命周期和派现意愿正相关但与派现水平负相关;监管的高压期下,显著提升的是派现意愿而非派现水平;限定再融资方式后,通过定向增发满足再融资需求的上市公司并没有因趋严的现金分红监管而显著提高其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     

半强制分红政策下沪市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与财务绩效的实证分析

2013年1月上交所发布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本文以此为研究背景,选择2012年年报中因高分红可能获得再融资、并购重组等"绿色通道"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SPSS13.0SPSS13.0软件回归分析现金股利支付率和收益率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资产负债率和净资产收益率是影响股利支付率和现金股利收益率的关键指标,融资压力和盈利能力对股利分配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影响显著。最后提出上市公司应考量行业类型、发展阶段和现金保障等方面等具体情况,合理制定分红政策。     

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现状分析

文章对中国A股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的现状研究后发现,中国上市公司虽然自2000年开始分红热情空前高涨,但其现金股利分配仍缺乏连续性,股利分配水平低,部分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行为受政策影响。     

外部投资者、分红政策与公司技术效率——以民营制造和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为例

基于外部投资者在公司技术效率提升中愈加重要而研究相对匮乏的现状, 以280家民营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战略投资者与财务投资者的角度考察其与公司分红政策和技术效率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战略投资者能显著提高企业的技术效率,抑制现金股利发放但促进股票股利发放;财务投资者抑制了公司技术效率的提高,但对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则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通过对不同分红政策下公司外部投资者与技术效率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均强化了战略投资者对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及财务投资者对技术效率的抑制作用,当战略投资者与财务投资者同时存在时,现金股利出现负向反转作用,股票股利则出现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现金股利是外部投资者与技术效率的完全中介变量,股票股利则是外部投资者与技术效率的部分中介变量。     

半强制分红、现金股利与公司成长性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PVAR)方法,以1998~2011年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检验"半强制分红"制度下的现金流运转与公司成长性关系。研究结论为:"半强制分红"制度影响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政策,促使现金流正常运转的上市公司成长性较好、现金流扭曲运转上市公司的成长性较差。     

卖空管制放松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促进还是抑制？

基于2006—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验证卖空管制放松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不可卖空的公司,可卖空公司在被列入卖空标的后,其现金股利分配意愿、分配规模与分配平稳性均显著提升。机制检验发现,卖空管制放松对现金股利分配的促进在代理问题严重、投资机会少的公司中更显著,这支持了代理成本机制;同时,在信号传递能力强、信号传递需求大的公司中,卖空管制放松对现金股利分配的促进更显著,这支持了信号传递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现金股利分配能力不足的公司在应对卖空压力时并未使用“高送转”作为替代。而对于我国资本市场中广泛存在的达标式分配,卖空管制放松能够产生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体现在没有再融资需求的公司中。研究表明,卖空管制放松促进了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卖空机制能够为我国资本市场中的现金股利监管提供市场化路径。     

财务柔性、内部控制与现金股利政策

文章选取2014—2018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旨在分析财务柔性对现金股利分配影响,并进一步检验财务柔性、内部控制与现金股利之间关系.结果表明:财务柔性能够提升现金股利分配动机,而内部控制负向调节财务柔性与现金股利之间的分配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该效应主要存在于代理成本较高样本组,即内部控制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发挥负向调节效应.     

我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问题分析

现金分红是股东的重要投资回报渠道，本文通过对近五年我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情况的描述分析，发现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家数占比较大，但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普遍较低的现象。文章进一步指出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意义，并提出提高现金分红的政策建议。     

最终控制人特征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

本文以2002年-2004年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数据,实证检验了最终控制人的特征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最终控制人的侵害动机成反比,现金股利的支付率随着最终控制人控制权比例的增加呈先减少后增加的U形变动;两权分离程度越小,派发现金股利的水平就越大,但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较高的现金流量权,现金流量权比例越大,派发现金股利的概率和水平也越大;最终控制人性质为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时,上市公司派发现金股利的概率和水平更高.     

政府官员腐败与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现金分红一直以来都是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鼓励和引导上市公司进行连续现金分红也一直是我国政府监管部门引导利润分配的方向,文章关注政府官员腐败这一外部治理环境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影响。通过搜集2003—2014年我国各地区政府官员腐败数据发现,地方官员腐败抑制了所在地区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腐败越严重,上市公司分红意愿越弱,分红比例也越低。同时,地方官员腐败制约了所在地区的上市公司连续分红,腐败越严重,上市公司连续分红的比率越低。文章为上市公司权衡外部治理环境与公司经营政策利弊提供有意义的参考,同时,我国政府应继续坚定不移地进行政府官员反腐,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宏观经济发展,还对企业微观治理具有重要的实践影响。     

股权结构与现金股利稳定性分析

股利政策是公司管理层面临的一个重要财务决策.与英美国家相对稳定的现金股利政策相比,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很不稳定.本文以2002～2005年连续四年发放现金股利的216家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结果表明,公司的股权越集中,其现金股利越不稳定,股权越分散,现金股利越稳定.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现金股利稳定性与第一大股东的性质无关.     

真实盈余管理与现金股利政策——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7～2011年7402个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与现金股利政策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真实盈余管理与现金股利分配倾向及现金股利分配力度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即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的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倾向就越低,而且分配的每股现金股利值也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真实盈余管理与现金股利政策间的负相关关系主要是由正向真实盈余管理的上市公司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