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

文章基于网络分析视角，利用区域贸易协定(RTA)文本量化数据构建了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并基于2010～2019年53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服务贸易数据研究了数字贸易规则网络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节点国网络中心地位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其数字服务出口。进一步分析发现，网络中心地位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并未在当年充分体现，具有一定时滞性。异质性分析发现，南-南贸易与南-北贸易受网络地位提升影响较大，而北-北贸易与北-南贸易受到的影响较弱；节点国网络地位的提升主要促进了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其他商业服务(管理、咨询等)以及知识产权服务这些知识要素密集程度较高的行业出口；同时，由网络形成的“朋友圈”效应促进了文化产品的出口。机制分析发现，数字贸易规则网络主要通过制度改善效应和创新效应促进了数字服务出口。     

全球价值链贸易对区域贸易协定发展的影响研究

国际贸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出两大重要特征,即全球价值链(GVC)分工细化和区域贸易协定日益深化。文章使用1995~2015年的联合国贸发会议Eora26投入产出数据匹配CEPII引力数据和世界银行的贸易协定深度数据,实证研究了双边GVC贸易强度对RTA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GVC贸易强度增加会显著提高RTA签订概率和深度,在处理了潜在内生性和更换实证模型等方法后结论依然十分稳健。由于南北方国家存在较大的机制性差异,在北-北贸易模式下GVC贸易强度对RTA深化发展的影响作用更大,尤其是RTA关键条款。考虑到条款的法律可执行性,仅在北-北模式中GVC贸易会对RTA关键条款深度起到显著促进作用,在南-南模式中这一机制仅局限在边境关税类条款中,而在南-北模式下的贸易强度增加反而会降低RTA深度。文章的实证结论为当前中国签订RTA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经验证据。     

区域贸易协定深化对美国亚太价值链影响力的影响

利用WTO-PTA和OECD-TiVA数据库分别构建了度量区域贸易协定（RTA）深度与美国亚太价值链影响力的指标体系,并全方位考察了RTA深化对美国亚太价值链影响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RTA深化显著增强了美国亚太价值链影响力,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此外,RTA深化对美国亚太价值链影响力的强化作用存在显著的条款内容、条款领域、经济体对、地理区域、协定类型及创新能力异质性。机制检验表明,RTA深化主要通过扩大亚太价值链地位差异和降低贸易成本来增强美国亚太价值链影响力。基于中国样本的回归结果发现,RTA深化显著增强了美国对中国与其他亚太经济体价值链合作的影响力;“WTO+”条款、关税条款和经济性领域条款深化的强化作用更为强劲。     

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

数据流动已成为贸易规则谈判的重要议题。通过构建RTA（区域贸易协定）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深度指数和测算双边服务贸易成本，实证分析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理论机制上，跨境数据流动规则通过减少监管分歧和促进服务贸易数字化降低服务贸易成本。实证结果表明，缔结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和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深度的增加均会显著降低服务贸易成本。分规则类型来看，数据便利类条款、数据保护类条款、数据流动类条款和数据例外类条款深度的增加均能降低服务贸易成本；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匹配的国家对来看，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缔结和规则深度的增加均能降低服务贸易成本。     

《中国-东盟服务贸易协议》第二批承诺的贸易效应评估

基于中国与东盟10国双边服务贸易数据，测算服务贸易壁垒指数，运用合成控制法考察《中国-东盟服务贸易协议》第二批承诺对双边服务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二批承诺的贸易正效应存在但较低，高于第一批；国别和部门贸易效应异质性较大，服务贸易落后的国家和开放度较低的部门在协议实践中受益更多；国内管制、经济、社会和文化差异形成的隐形壁垒制约了贸易效应的发挥。     

数字贸易规则是否促进了环境服务贸易？

数字化和绿色化协同发展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数字贸易规则构建了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框架体系，环境服务贸易是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动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环境服务贸易中集聚越来越多的数字要素，数字贸易规则势必会带动其转型变革。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计量分析了数字贸易规则对环境服务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贸易规则会显著促进环境服务贸易增长，主要通过削减环境服务贸易壁垒、推动环境服务贸易数字化、环境产品贸易协同效应三条路径来实现。分行业来看，数字贸易规则对咨询分析类环境服务贸易的促进效应最大；分条款来看，数据相关条款、贸易促进条款、消费者保护条款的环境服务贸易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国家层面看，数字贸易规则对同类型国家间的环境服务贸易影响更为显著。边境后监管政策的差异不利于数字贸易规则发挥环境服务贸易的促进效应，而环境条款的签订将强化该效应的影响。本文拓展了数字贸易规则量化分析的研究视角，并为我国引领环境服务贸易谈判提供了经验证据。     

缔结“区域贸易安排”能否有效促进发展中经济体的服务出口

本文基于2000～2010年的经验数据,分别运用静、动态面板引力模型对一个典型的"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缔结各类"区域贸易安排"的服务贸易影响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缔结"区域贸易安排"能对其双边服务出口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单纯缔结"区域货物贸易安排"不会对双边服务出口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外缔结"区域服务贸易安排"能显著提升双边服务出口流量;"南北型"区域贸易安排(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对双边服务出口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强于"南南型"。发展中经济体应更注重与发达经济体缔结"南北型"区域贸易安排,在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顺序上不必拘泥于"货物贸易自由化先行"策略,可采取"货物、服务贸易自由化并行"甚至"服务贸易自由化先行"策略。     

区域贸易协定深化与亚太价值链合作模式重塑：基于分工复杂度视角

文章从分工复杂度视角实证考察了区域贸易协定(RTA)深化对亚太价值链合作模式重塑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RTA深化显著推动亚太价值链合作模式由深度价值链合作向浅度价值链合作转变，即促进了亚太价值链合作模式重塑；RTA深化对亚太价值链合作模式的重塑效应主要通过诸边RTA及其非关税条款(尤其是边境后的经济性条款和研发合作条款)深化来实现，且该重塑效应在区域内(尤其是东亚地区内)和加工贸易大国更为凸显；缔约双方的经济距离越远以及与其他经济体签订的RTA数量越多，RTA深化的亚太价值链合作模式重塑效应就越大，相反，缔约双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制度质量差异越大，该重塑效应就越小；RTA深化对中国参与亚太价值链合作模式的重塑效应主要借助于诸边RTA中的“WTO+”条款和关税条款深化来实现，此外，研发合作条款、要素跨国流动条款和政治性条款深化在该重塑效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服务贸易网络、信息传递与OFDI

文章立足于服务经济的非实体化特征,利用2007～2020年的OECD双边服务贸易数据库和上市公司数据库,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探讨了服务贸易网络对服务企业OFDI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服务贸易网络对服务企业OFDI决策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与网络效应;贸易网络中心度较高的服务企业可以有效地运用信息优势整合服务要素资源提高服务质量,并通过降低信息壁垒克服对外投资过程中的“外来者劣势”,因此,服务质量提升及信息壁垒降低是服务贸易网络作用于OFDI的有效途径;区分贸易方向和投资模式发现,由于服务外包主要通过进口实现,而不同投资模式的服务企业对当地市场信息的依赖度存在显著差别,因此,进口网络对服务企业OFDI的影响显著大于出口网络,且服务贸易网络对绿地投资的影响显著大于跨国并购。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管理效率及数字化程度的提升均有利于增强服务贸易网络对服务企业OFDI的边际作用效果。     

自由贸易协定深化、数字贸易规则与数字贸易发展

本文通过构建自由贸易协定数字贸易异质性条款指标体系，在静态签订、总体深化、水平深化和垂直深化多重视角下，全面探究自由贸易协定深化对数字贸易影响。分析发现，自由贸易协定签订、总体深化、水平深化与垂直深化均对数字贸易存在显著正向效应，核心WTO-X深度条款、边境后措施深度条款促进效应更强，但自由贸易协定深化的第三方效应对数字贸易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在异质性影响方面，数字贸易条款类型、自由贸易协定深化领域类型、数字产品类型等对数字贸易呈现显著差异化影响，电子商务、数据流动条款深化呈现促进效应，但知识产权条款深化呈现抑制效应；包含政治性、经济一体化和研发合作领域的自由贸易协定对数字贸易促进作用更大；自由贸易协定深化对计算机及外围设备出口的促进效应更大，对通信设备出口的影响次之。基于全球样本的经验证据，本文以RCEP和CPTPP为样本，探寻构建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国范本”，促进中国掌握新一轮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动权。     

亚太地区数字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分析北大核心

使用2006—2020年亚太地区17个国家相互之间数字服务贸易的国家对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比较分析国家间数字贸易潜力，并考察数字贸易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亚太地区数字服务贸易受到双边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使用共同语言的正向影响，以及双边地理距离的负向影响。进出口国签署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自由贸易协定，健全数字基础设施环境和法律制度环境，削弱资本自由流动障碍将显著提升亚太地区数字服务贸易效率。观测期内亚太地区数字服务贸易潜力持续上升，西太平洋地区数字服务贸易潜力低于东太平洋地区但增速较快，发达国家数字服务贸易潜力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当前中国在数字服务出口方面存在较大非效率的问题，未来面向亚太国家可扩展的数字贸易潜力可观。     

亚太地区数字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分析

使用2006—2020年亚太地区17个国家相互之间数字服务贸易的国家对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比较分析国家间数字贸易潜力,并考察数字贸易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亚太地区数字服务贸易受到双边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使用共同语言的正向影响,以及双边地理距离的负向影响。进出口国签署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自由贸易协定,健全数字基础设施环境和法律制度环境,削弱资本自由流动障碍将显著提升亚太地区数字服务贸易效率。观测期内亚太地区数字服务贸易潜力持续上升,西太平洋地区数字服务贸易潜力低于东太平洋地区但增速较快,发达国家数字服务贸易潜力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当前中国在数字服务出口方面存在较大非效率的问题,未来面向亚太国家可扩展的数字贸易潜力可观。     

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与企业创新质量的“倒U型”关系：兼议技术吸收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作用

文章基于2014～2020年OECD-DSTRI数据库、OECD-STRI数据库、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随着数字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由适度阶段上升到过度阶段，其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由促进效应转变为抑制效应，且这一关系具有一定的时间延续性；Chow检验结果表明，该“倒U型”关系的拐点值为0.4986,其促进效应主要作用于90.52%的企业，这意味着对于绝大多数企业而言，现阶段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处于“适度区间”,表现为对企业创新质量的积极影响；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效果因企业所有制、企业生命周期、行业要素密集度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技术吸收能力能够强化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企业高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知识产权保护还能进一步缓解数字服务贸易过度开放产生的不利影响。为此，中国在推进数字服务贸易领域有序开放的同时应积极防范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带来的风险与挑战，重视强化企业技术吸收能力和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企业创新高...     

RCEP框架下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贸易与福利效应估计

本文通过对接RCEP各成员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承诺细则与服务贸易限制指数评估框架，以及加权平均各成员的货物贸易关税减免率，量化了成员间的服务与货物贸易自由化程度，并以此在一个包含投入-产出关联的多国多行业一般均衡模型中，采用结构模型方法估计了RCEP带来的贸易与福利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当同时考虑货物与服务贸易自由化时，RCEP的生效将提高所有成员的实际工资水平以及大部分成员的福利效应水平，生效首年中国的实际工资和福利效应分别上升0.63%和0.02%。此外，中国的贸易结构更趋服务化，价格指数与生产成本相对下降。服务贸易自由化将整体带来实际工资与福利效应的更大增进，成员间贸易关联的再度加强以及中国价格指数与生产成本的进一步下降。本研究结果从投入-产出关联的角度多方面验证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贸易与福利效应。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如何影响增加值贸易强度——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作为新一代经贸规则的一部分,数字服务贸易规则对国家间经贸往来起到愈发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将OECD-DSTRI数据库和WIOD数据库进行匹配,实证检验了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增加值贸易强度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抑制了双边增加值贸易强度,主要通过提高贸易成本和降低生产率两条路径实现,互联网发展水平能够削弱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增加值贸易强度的抑制作用;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增加值贸易强度的抑制作用具有异质性,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抑制作用更大,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服务行业的增加值贸易强度的抑制作用最大,对农业的抑制作用最小;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抑制作用较大,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抑制作用较小。本文的研究结论为通过降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加强双边国家的贸易联系提供了经验证据。     

区域服务贸易安排中“GATS-”承诺的服务贸易影响——基于发展中经济体视角的经验研究

本文分别运用三个扩展的面板引力模型对缔结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及其内含的具备"GATS-"特征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可能对一个"典型"发展中经济体的服务出口所产生的影响展开经验研究。结果显示:对外缔结区域服务贸易安排能对发展中经济体双边服务出口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内含的具有"GATS-"特征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均不会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双边服务出口产生显著的阻碍作用。本文对该研究结论做出了合理解释,并从中挖掘出一系列有益的政策内涵。     

中国服务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基于国际服务贸易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传导机制,本文在考察二十多年来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的基础上,引入物质资本(K<,s>)、人力资本(Hs)和技术进步(As)这三个中介变量,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来检验服务贸易通过物质资本积累效应、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及技术进步效应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理和程度,以此探索我国服务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要素和路径.     

区域贸易协定与全球价值链重塑——演变、深化与影响机制

基于ADB-MRIO增加值数据和WTO-RTA贸易协定数据，本文从社会网络视角分析了全球价值链的重塑演变过程，实证考察了RTA对成员价值链关系的深化作用。结果表明，2000—2019年，全球价值链网络重塑特征明显，网络结构呈现出中美德三极主导且地域派系划分明显的特点。实证结果显示，RTA能够显著提高成员间价值链强度，深化了成员价值链关系，对全球价值链网络重塑具有导向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深度一体化效应和轴辐效应是RTA影响成员价值链关系重塑的主要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RTA对价值链关系的深化效应在南-北型贸易协定间更为明显，并受到两成员地理距离的负向调节，RTA对成员间复杂价值链的深化作用更大，且表现出渐进性和长期稳定特征。本文结论对中国进一步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和价值链网络关系调整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双重数字贸易壁垒：出口抑制与替代

数字贸易是国际贸易的新兴力量。研究数字贸易壁垒的贸易效应是构建贸易壁垒有效应对机制，实现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在Eaton and Kortum(2002)的基础上，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绝对贸易壁垒和相对贸易壁垒双重约束的数字贸易出口决策模型以探究双重数字贸易壁垒产生出口抑制与替代效应的内在机理。据此，文章运用2014—2019年全球49个经济体的数字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双重数字贸易壁垒存在显著的出口抑制效应，该抑制效应受到两者交互作用产生的替代效应影响，呈现出“跷跷板”现象。这意味着在数字贸易中依然存在着所谓的“贸易持续保护法则”。（2）双重数字贸易壁垒产生的出口抑制与替代效应在贸易类别、壁垒类别和国别收入层面上均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3）贸易成本是双重数字贸易壁垒产生出口抑制的重要渠道，国别TFP作为调节变量引发了双重数字贸易壁垒出口抑制的“逃逸效应”，而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自由贸易协定产生双重数字贸易壁垒出口抑制的“弱化效应”。（4）双重数字贸易壁垒在出口二元边际上也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效应。文章的研究为全面理解数字贸易壁垒的多重贸易效应及其作用机制提供了新视...     

创造效应还是替代效应——中国OFDI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从对外直接投资母国的视角出发,梳理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进出口贸易的效应机制,使用2003~2012年中国对45个国家及地区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跨国面板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能够产生明显的创造效应,且反向进口效应要大于出口引致效应。对按照投资动机划分的经济体类型进行分样本回归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出口贸易效应存在国别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