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制度环境、双边投资协议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

自2000年以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屡创新高。文章利用2000~2016年481家有跨国并购行为的中国企业在84个国家完成的706笔成功交易,通过logit模型回归企业在潜在目标国间的选择,检验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双边投资协议以及二者共同对企业跨国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更偏向于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开展并购,双边投资协议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却能替代东道国良好制度环境的缺失。同时,本文还按照时段和企业性质进行了分组回归,发现国企和非国企在2014年及以后、2014年前以及2007年前的并购存在不同的特点和风险偏好,也暴露出每一个阶段海外并购存在的问题。文章从企业的视角出发,从企业层面聚类到国家层面,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问题从东道国制度环境和资源禀赋的角度给出了客观的评估,同时也为"一带一路"倡议下企业的海外并购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中国企业OFDI模式选择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是企业国际化战略中的关键决策。文章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匹配基础上的补充数据，实证考察企业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之间的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研究表明：随着企业生产率、资本密集度，以及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关税水平和制度环境的提升，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概率提高；随着企业规模、研发投入，以及东道国市场规模、文化距离的增大，企业选择绿地投资的概率提高；相比来看，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具有国际化经验的企业对各类影响因素更加敏感，在OFDI模式选择中受到的影响程度更大。     

东道国金融结构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不足:缓解还是加剧?

基于2003-2018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数据,文章拓展Richardson（2006）模型测算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不足的样本及其程度,并实证检验了东道国金融结构对企业海外投资不足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估计结果发现,东道国金融结构越是趋向于市场主导型,越可显著缓解中国海外投资不足的程度;随着企业海外投资不足的加剧,东道国金融结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其缓解作用逐渐增强。异质性分组检验还表明,若投资企业为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海外并购企业或者选择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企业,上述缓解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发现,东道国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主要通过限制融资约束来缓解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不足,而企业所在地日臻改善的制度环境对融资约束这一中介变量发挥了负向的调节作用。     

跨国并购和有机扩张的学术论争及其引申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采用了复杂一体化战略,国际直接投资的传统OLI-IDP框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中国在海外寻求知识资源的行为,需要调整和补充。中国政府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跨国并购和有机扩张是获取海外知识资源的主要方式,学者们基于调查问卷和典型案例分析、大型并购数据库分析和模型构建等方法评估了包括跨国并购在内的各种海外市场进入方式的绩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知识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00～2016年间中国企业在3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完成的371笔海外并购交易数据检验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综合制度环境的改善会促进中国企业到该国并购投资,具体来说,监管质量的改善和政府效率的提高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而政治民主度并不会影响中国企业的并购区位选择。基于细分企业所有制的分样本检验结果表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改善会显著促进民营企业的跨境并购,但对国有企业的跨境并购区位选择没有影响。据此,文章建议及时更新东道国制度环境相关信息,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预警体系,积极与沿线国家建立互信互助机制,加强对投资企业的保护力度,同时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可靠的资金支持。     

外资并购及其相关法律

跨国投资是"使投资者为获得一定经济效益而将其资本投入国外"的经济活动。其中,跨国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在海外直接经营企业,并对企业经营管理有较大控制权"。跨国直接投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新设投资或称为绿地投资;另一种是外资并购。外资并购是外国投资者通过取得东道国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资产或股份、对东道国企业的经营管理实施     

东道国外资审查制度与中国企业的跨境并购

近年来部分经济体以国家安全为由,修改并强化了外资审查机制,给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活动带来新的严峻挑战,但目前文献对相关影响还缺乏系统的实证检验。文章采用2007～2021年期间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并购的微观数据,结合2023年Danzman和Meunier构建的PRISM数据,考察东道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实证发现：(1)东道国的外资审查机制显著抑制中国海外并购规模,这一结论在考虑一系列可能干扰估计结果的因素后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发现,东道国外资审查制度会通过增加并购交易成本、增加并购不确定性、间接威慑三种渠道抑制中国企业的跨境并购;(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跨部门审查、低审查门槛、欧盟国家和美国以及高科技行业中,外资审查机制对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     

东道国特征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研究了东道国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以R&D经费投入和居民专利申请数量表征的东道国创新水平和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征的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同时,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越健全,越有利于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逆向技术溢出;而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     

绿色创新能否助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组织合法性视角

随着世界各国对节能减碳关注度的不断提升，绿色创新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能否提升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进而实现高质量走出去值得关注。文章从合法性视角出发，基于中国上市企业跨国并购数据，讨论了绿色创新对企业跨国并购实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创新作为一种合法性获取策略，改变了东道国对于中国企业并购行为的推理，缓解了东道国对并购交易的合法性担忧，提升了跨国并购的成功率。机制分析发现，绿色创新通过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进而促进跨国并购交易顺利完成。当企业承受的合法性压力不同时，绿色创新作为合法性获取策略的实施效果也有所不同。具体地，当东道国为发达国家，并购方为重污染行业，并购方未通过质量认证或分析师关注度较低时，绿色创新对跨国并购成功率的正向影响增强。文章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绿色创新与跨国并购的相关研究，深化了对合法性理论的理解，而且为中国企业应对国际绿色规则和确立绿色竞争优势提供了理论指导。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新动向与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对策

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主要动向 (一)从新建项目到跨国并购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有关并购法律的完善，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采用国际通行的并购方式进入中国。因为与新建企业相比，通过对东道国现有企业的并购进入市场，具有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占领市场、实现资源共享和规模经济、降低经营成本、抵御风险、获取市场权利等多方面的优势。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现状与负面影响分析

跨国并购是指跨国公司等国际投资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渠道，依照东道国法律取得东道国某砦现有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资产或股权的行为。跨国并购与绿地投资构成了国际直接投资的两种典型方式。20世纪80年代开始，跨国并购逐渐取代绿地投资，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企业内部控制、政治风险与跨国并购绩效——基于SEM的实证分析

以2006-2010年发生跨国并购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显著提升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在并购过程中,企业选择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企业作为并购对象,对其绩效的改善则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东道国资本管制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上市企业跨国并购的微观证据

文章使用中国2008~2015年上市企业匹配的微观数据,研究了全球金融危机后东道国资本管制对中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东道国资本管制放松可以显著地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原因是资本管制放松会降低资本使用成本,方便企业在当地融资,而且这种正向效应主要发生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上。另外,在拥有较高法治和金融发展水平,特别是政府治理水平的东道国,资本管制放松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更大。文章的研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融资约束紧的企业更适合选择到资本管制较轻的国家或地区投资。     

管理者过度自信、政治关联与跨国并购绩效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更多的中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活动开拓海外市场，提高国际竞争力。然而，尽管我国企业的并购规模及频率日趋上升，但企业并购成功后的长期绩效却未能改善。本研究选择2010—2016年的企业海外并购数据样本，在管理者有限理性的前提下，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企业政治关联与跨国并购绩效之间的联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管理者过度自信会负向影响跨国并购的绩效；企业跨国并购的长期绩效与政治关联负向相关，政治关联程度越深，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影响越显著，且管理者过度自信在国有企业样本组中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影响更大。     

国际投资保护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海外子公司视角的实证研究

在逆全球化态势下，以限制外资为动机的国际投资保护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影响了跨国投资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基于海外子公司视角考察国际投资保护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通过匹配国泰安《海外直接投资数据库》和OECD《外资限制指数》数据库开展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国际投资保护在总体上不仅降低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经营效益，还降低了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持股比例；②国际投资保护对海外子公司的不利影响具有异质性，发达国家国际投资保护的不利影响大于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海外子公司因国际投资保护遭受的不利影响更大；③国际投资保护会通过削弱海外子公司从东道国技术溢出中获取的收益而产生间接不利影响；④母公司拥有更多海外背景高管和对东道国的文化输出分别是调节国际投资保护对海外子公司负面影响的微观和宏观因素。文章的研究意味着国际投资保护会危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海外子公司的正常经营，因而应对国际投资保护是实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东道国社会信任能降低企业跨国经营的不确定性吗?——以海外子公司所有权结构设计为例

理解东道国制度环境并选择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方式对企业跨国经营获得成功具有重要影响。现有文献侧重于分析东道国规制制度和认知制度对企业跨国经营的影响,对规范制度研究较少。基于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的东道国社会信任数据以及中国上市公司2009—2018年在海外设立的6 921个子公司的数据,本文探讨规范制度的核心维度——东道国社会信任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对海外子公司的管控。本文提出东道国外群体社会信任和内群体社会信任影响企业跨国经营所面临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进而影响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持股水平。此外,文化距离和母公司跨国经验是东道国社会信任效应的重要边界条件。本文通过揭示东道国社会信任影响海外子公司管控的理论机理,不仅增进了人们对于规范制度及其对企业跨国经营战略的影响的认识,还对企业评估东道国规范制度环境、科学地设计海外子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具有启示意义。     

东道国交通运输能力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基于生产率调节效应的视角

文章将东道国交通运输能力和生产率引入理论模型,并基于宏观和微观层面数据,研究东道国交通基础设施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完成率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高交通运输能力国家的企业为中国企业并购所青睐,尤其是水路运输;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国家的企业对中国资本吸引力并不显著,但东道国交通运输能力与劳动生产率的双向互动却明显促进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而且不同行业劳动生产率的调节效应不尽相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引起的间接调节效应最大,其次是工业,最后是农业。这对于有效促进中国企业成功"出海"并实现全球资本区域结构优化具有现实价值。     

跨国银行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博弈分析——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东道国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银行在发展中国家银行体系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但理论界对跨国银行对外投资模式选择问题所进行的理论研究比较少.鉴于此,本文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从东道国的视角在修改Hotelling(1929)、Kreps和Schleinkman(1983)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跨国银行新设投资和并购比较的博弈模型.本文的比较研究的结果表明收购价格、垄断利润和新设投资的利润是影响跨国银行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三个最重要的因素.而新设投资的成本、东道国银行的技术水平以及东道国市场消费者剩余的大小都会对跨国银行投资模式的选择产生影响.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与产业竞争力——来自行业层面的证据

如何从产业层面解释中国企业大规模海外并购?是否因产业竞争力增强而推动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热潮?针对该问题,文章将2002~2012年BVD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据与37个工业行业合并,实证检验了产业竞争力与海外并购的关系。通过检验主要有以下发现:第一,生产率越高的产业海外并购规模越大;第二,资本越密集和规模越大的产业海外并购规模越大;第三,产业出口竞争力和盈利能力越强,海外并购规模也越大;第四,国有股份越多的产业并不必然增加海外并购。文章还发现,产业竞争力增强有助于中国企业在高收入国家并购,但在发展中国家并购时,尤其在能源和矿产行业,可能是由产业竞争力以外的"非市场"因素推动。总之,文章从产业层面解释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因素,加深了我们对该问题的认识。     

“一带一路”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下,“一带一路”贸易网络日益紧密,东道国贸易网络地位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逐渐显现,成为吸引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区位优势。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制造业的投入产出数据构建增加值贸易网络,结合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BvD-Zephyr以及fDi Markets数据,考察东道国贸易网络地位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东道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对中国企业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上述影响在发达国家、制度风险较低及开设境外园区的东道国更强,并且进一步激发了中国民营企业、初始投资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并购的积极性。此外,中国企业OFDI的结构得以优化,投资行业依托贸易网络呈现阶梯状分布。机制分析表明,中间品进口激励效应、投资风险规避效应和全球价值链嵌入效应是其重要传导渠道。本文为中国企业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投资策略制定提供有益参考,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