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在我国翻译出版四十周年

今年是马克思的光辉著作《资本论》在我国翻译出版四十周年,这是值得纪念的。我国最早了解《资本论》这部巨著,是通过翻译介绍国外一些关于《资本论》的著述。如1922年就有《资本论入门》翻译出版。但只闻其名,未识其面。1930年始有陈启修的《资本论》第一个中译本(第一分册)与读者见面,译出了第一卷第一篇《商品与货币》,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1932年,由潘冬舟续译第二分册(内容包括:第二篇《货币之转化为资本》和第三篇《绝对的剩余价值之生产》)和第三分册,由北平东亚书店出版。同年,王慎明、侯外庐合译出《资本论》第一卷前三篇,作为上册,由北平国际学社出版。1936年,王慎明、侯外庐译完第一卷,由世界名著译社出版。直到1938年秋,由郭大力、王亚南直接从德文本翻译     

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提法是科学的吗?

主张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同志,都认为马克思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两种含义:一是单个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页)二是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的必要的劳动时间,即“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     

生产价格的构成与地租

《资本论》中的生产价格理论和地租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有的同志在“用发展的观点研究《资本论》”的题目下,认为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生产价格的构成不包括地租的原理“根据不足”,“未必能成立”。     

“六五”时期广州宏观经济失控了吗?——与张宏基、刘永杰同志商榷

《广州研究》1986年第9期发表了张宏基、刘永杰两同志《对广州“六五”期间宏观控制存在问题的剖析》(下简称《剖析》)一文,文中提出了广州“六五”投资、消     

为《资本论》一辩——与胡培兆先生商榷

《资本论》发表距今已经140多年了。然而,《资本论》的基本原理是否仍然有效,在目前好像越来越成了一个不能确定的问题。在"与时俱进"的背景下,如果抛开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不论,学术方面的分歧和争论,无疑有助于《资本论》经受各种理论的挑战和挑剔。基于此,笔者针对胡培兆先生指认的《资本论》中已经过时的那些原理,提出六点不同看法。     

抽象劳动是商品经济特有的历史范畴——与丁学良等同志商榷

<正> 对于马克思的抽象劳动论,大致可分为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抽象劳动是指“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的一个方面,它形成价值。是价值实体,因此,这一范畴体现特定的生产关系,是商品经济特有的历史范畴,不是“永恒的范畴”。现在许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论》注释书,大多持这种观点。《经济研究》1980年第9期彭迪先同志的《马克思论抽象劳动》一文(以下简称彭文)对这种观点作了较详细的阐述。《经济研究》1980年第8期有林同志的文章,第11期王干一同志的文章,也属这种观点。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抽象劳动是指产品或商品的劳动中,撇开各种具体形态而剩下的东西(或又称之为“一般人类劳动”,“一般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人类劳动的等同性”……等     

《资本论》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纪念《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创刊20周年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是中央编译局《资本论》翻译组倡议创办的。早在1956-1957年期间，由时任局长的师哲提议，由何匡主持，成立了经济室，着手译校《资本论》，并进而从事经济研究。在1960年代初，在许立群、王惠德任编译局领导期间，王惠德提出把“资本论”翻译组建成“德文基地”，全组学习德语，开始从德文译校《资本论》。在延安时期，毛主席曾说：十八岁的娃娃啃《资本论》，但解释不了“边币”。王惠德局长说，毛主席批评的是他自己。因此，如何用《资本论》的方法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始终是中央编译局领导的愿景。     

再论记帐方法没有阶级性——与叶荫松同志商榷

我在1979年第2期《财务与会计》上发表《记帐方法没有阶级性》一文以后,有着两种不同的反应。有的同志来信说:文章“进发出许多年来会计界很大一部分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的心声”;有的同志来信说:文章“直言不让”,“看后很兴奋”。叶荫松同志在1979年第8期《财务与会计》上发表《记帐方法有没有阶级性?》一文(以下简称“叶文”),认为记帐方法有两重性——阶级性和技术性,与我商榷。我读了叶文以后,依旧认为记帐方法没有阶级性。因为叶文的那些论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广州“十八甫”的原意是什么?——对《广州“十八甫”原是十八座村庄》一文的商榷

本刊1985年第4期刊登了张寿祺同志《广州“十八甫刀原是十八座村庄》一文。张文认为广州地区“甫”音等字是古南越方言“村”字的意思。王一洲同志通过对历史地理方面的考证,表示不能同意张的意见。为鼓励百家争鸣,繁荣学术讨论,本期特发表王一洲同志的文章,以供读者研究。     

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与邓克生同志商榷

最近读了邓克生同志的《不能用重农主义学派的观点来说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原理》一文,受到不少教益。文中提出了要正确地阐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方针的理论基础问题,这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和对于重农主义学派的批判上,却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现在就个人学习的体会,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教于邓克生同志和其他同志。一邓克生同志认为《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卷和《资本论》第三卷中的两段话,“实际上不是马克思的观点,而是重农主义学派     

评《马克思市民经济思想初探》

<正> 读了沈越同志的《马克思市民经济思想初探》一文(载《经济研究》1988年第2期),觉得所论诸点均难以成立,特为文评论如后。一、关于Bürger的含义及翻译沈文说,长期以来,市民经济思想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取得应有的地位,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马恩著作中译本中Bürger一词被误译了。在他看来,马恩著作德文原著中的Bourgeois和Bürger是两类术语,其词源和词义完全不同:Bourgeois以及由这个词根演变而来的所有词汇都指“资产者”,而Bürger以及由此而演变的所有词汇则指“市民”;但是,在马恩著作的中译本中Bourgeois被正确地译为“资产者”;而对Bürger,有时正确地译为“市民”,但又常常错译为“资产者”。我认为这种批评是不正确的。德语Bourgeois     

计划权利和计划义务能货币化、产权化吗?——与盛洪同志商榷

<正> 盛洪同志在《经济研究》1991年第1期发表的《寻求改革的稳定形式》一文(以下简称盛文),探讨了改革的稳定性与利益均衡的关系。但笔者认为,文中提出的计划权利和计划义务货币化、产权化的设想,在理论上既难以成立,在实践上也是弊多利少。为此有必要提出几点不同意见。第一,计划权利和计划义务本身并不包含“价值内容”,因此将计划权利和计划义务货币     

关于价值规律的一点浅见——与王永治同志商榷

《经济研究》1978年第7期刊登了王永治同志写的《批判“四人帮”在价值规律上制造的谬论》一文,剖析和批判了“四人帮”在上海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价值规律的一系列谬论。与此同时,我认为王永治同志在文章中表述的一些观点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并非泛泛之交”的鲁迅与蒋径三

翻开197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照片集,第54帧是1927年9月11日,鲁迅与许广平,还有一个着西装系领带的男青年,在广州艳芳照相馆的留影。这个男青年是谁呢?就是与鲁迅“并非泛泛之交”的蒋径三。蒋径三(1899—1936),浙江临海人。学生时代追求真理,被目为“不轨”,开除学籍,便从浙江省立第六师范转入省立第五师范。读至1922年毕业后,因家穷,无法继续升学。但他胸怀大志,决心走自学的道路。平时,除了博览哲学、教育学等书籍,还特别注重攻读日文,仅用两年时间就能看书、翻译,并且相继翻译出版了日本名家著作《欧洲思想大观》、《现代理想主义》等,致使到过日本留学的郭沫若、成仿吾等人无不为之惊讶、赞叹。他们设法把蒋径三这个自学成才的青年推举出去,后来终成南、北大学的教授。     

论《资本论》的生命力

1981年12月15曰至22曰,全国第一次《资本论》学术讨论会暨中国《资本论》研究会成立大会在江苏省无锡市召开。会上许涤新同志和于光远同志分别作了题为《论<资本论>的生命力》和《有关<资本论>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现将两个报告摘要发表。     

谈谈“按劳分配”与“各尽所能”——与陈昕同志商榷

《经济问题》1982年第8期载陈昕同志《马克思并没有把“各尽所能”与“按劳分配”结合在一起》一文(以下简称《陈文》),正确地指出把“各尽所能”和“按劳分配”连在一起讲的是斯大林。但是作者认为斯大林把两者联系在一起,是不对的。本文谈点不同看法,和陈昕同志商榷.     

再析唐代官员俸料钱的财政来源

《晋阳学刊》85年第4期发表王珠文同志《关于唐代官吏俸料钱的几点意见》一文,对拙文《唐代官吏俸料钱的财政来源问题》(载《晋阳学刊》84年第5期)提出了异议,细读之后,觉得有些观点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再陈管见,以就教于诸位同志和史学界。 一、《通典》“薄赋百姓一年税钱”为开元十八年说质疑 王文在列举对比了《通典》、《旧唐书》、《册府元龟》、《唐会要》、《新唐书》贞观至开元十八年之间大多数有关公廨本钱的材料之后,断定《通典》卷35《禄秩》中所记“其后,又令薄赋百姓一年税钱”,“是开元十八年事无疑”。然而,推敲其所征引的史料,我们仍不免要发生疑问。     

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再研究--兼与刘建华教授再商榷

马克思终其一生有三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剩余价值论,辩证方法及其政治经济学方法尤其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资本论》及其逻辑结构体系是政治经济学“六册计划”结构的具体化,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次尝试,旨在凸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辩证法的逻辑运动,并从总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中反映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现实运动,由此而形成了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国内外关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的新进展,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 II）即《资本论》及其准备稿和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出版,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翻译出版工作的启动,有助于推动《资本论》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大众化进程。     

绝对地租的一般来源是垄断价格吗?——与李慧中同志商榷

<正> 《经济研究》1983年第9期刊登的李慧中同志的《也谈绝对地租和垄断价格》一文,认为资本主义农业绝对地租来自垄断价格。此见不敢苟同。李文认为:“农产品高于生产价格或高于价值出售的两种情况,都是垄断价格。”并且引证马克思《资本论》中“绝对地租的先决条件或者是产品价值超过它的生产价格以上的已经实现了的余额,或者是超过产品价值的垄断价格”的论述,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这是对马克思著作的误解。马克思这段话的意思十分清楚,是在说明绝对地租有两个来源:一是农产品价格超过它的生产价格但没有超过它的价值的余额,一是超过产品价值部分,即马克思称之     

《资本论》研究资料和动态

<正> 本书是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主办的关于《资本论》研究的资料和动态文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每年出版两集。主要刊载:国内未发表过的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经马克思恩格斯修订过的《资本论》各种版本的异文,马克思经济学手稿和笔记介绍,关于《资本论》的出版、翻译和传播的历史资料,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和教学的历史资料,我国各方面的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和个人的《资本论》学术活动报道,《资本论》学习辅助材料,国外学术动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