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制造”战略升级内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主体,受惠于改革红利、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我国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生产和净出口国,为产业转型升级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分析表明,我国制造业在享有绝对规模优势的同时还存在大而不强,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人口红利优势递减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压力。借助局部调整自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我国制造业战略升级的内在机理,实证解释影响制造业战略升级重要因素的短期和长期效应,并以此从加快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重构产业价值链,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和提升产业增值能力;做强生产性服务业,推动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区域经济政策产业效应等方面提出实现"中国制造"战略升级对策思路。     

京津冀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形成及效应分析

以京津冀地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形成及其经济效益为研究对象，在提出理论假设后，利用城市级面板数据对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分别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信息化水平、知识密集度、人力资本、地方政府保护都对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形成影响，且各细分行业的集聚形成对不同因素的依赖度与敏感度存在差异。另外，数据显示北京市作为京津冀区域中心，已成为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中心集聚地，且集聚效应显著。因此，应当继续从几大因素着手促进北京市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发挥其高聚集性、高辐射性，推动整个京津冀地区的产业调整与升级。     

金融产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运用中国2013—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引入社会融资规模、R&D经费投入两个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来考察金融产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金融产业集聚不仅对制造业转型升级起到直接促进效应，而且分别通过以下两种路径方式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一定的正向促进效应，即“金融产业集聚→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金融产业集聚→社会融资规模增量→R&D投入→制造业转型升级”。因此，进一步汇聚金融产业资源、扩大资本规模、支持科技创新，将有效促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利用税改契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以浙江省嘉兴市为例

在产业转型升级、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作为政府治理和宏观调控基本工具和手段的税收安排起着重要作用.嘉兴市是浙江省长江经济建设带的重要地区,近年来产业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产业结构仍为“二、三、一”模式,落后于全省“三、二、一”模式,嘉兴市在“十三五”期间加快经济结构调整,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增强地区竞争优势尤为迫切.本文首先分析了嘉兴市产业结构与产业税源构成,从产业税源视角提出产业结构主要问题;其次分析“十二五”期间主要税改政策对嘉兴市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效应;最后依据“十三五”时期税制和税收征管改革的主要内容,提出抓住系统性税改契机推进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相关建议.     

对县域经济产业转型升级的几点认识

目前,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工业经济总体上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中后期推进的重要时期,这是工业转型升级的爬坡阶段,不进则退。政府工业经济管理工作的主要目标定位，就是要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工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如何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     

辽宁省低技术型制造业与物流业协同效率分析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加快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重要作用。现代物流产业作为生产性服务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制造业全产业链,因此,加快制造业和物流业协同发展对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有重要作用。     

民族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以广西为例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了民族地区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发展现代服务业是优化民族地区产业结构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方向。目前，民族地区服务业总体发展水平较为滞后，文章以广西为例，在分析服务业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的基础上，利用相关数据剖析了广西产业结构的演进状况，重点分析了广西服务业发展的内部结构，并基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特点，提出了四点实现广西产业结构优化的对策建议:积极实施比较优势战略，实现产业跨越式发展；选择重点发展领域, 构建现代服务业产业园区；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推动服务业内部结构转型；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加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与合作力度。     

产业升级理论研究中的争论与反思

理论界对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组织升级、产业转型、产业转型升级等问题的理解存在分歧,需要厘清内涵。转型的科学内涵“转变效益来源的类型”,不是“形式”,也不是单纯的“转行”。升级的关键是产业或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位置的移动,出现了产业结构调整、全球价值链和产业价值链升级三种思路。企业完整的升级路径为：低价无名牌（LPNB）进占边缘市场升级到委托组装（OEA）再升级到委托加工（OEM）与自主设计和加工（ODM）最后升级到自主品牌生产（OBM）。对概念理解上的分歧和明显不同的升级思路折射出理论研究表面化、劳动价值论边缘化、政府掌控经济的思维僵硬化和西方理论崇拜化四个问题,要解决中国的产业升级问题只有依靠本国学者的探索。     

生产性服务进口与制造业升级的双向联动机制——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经验分析

生产性服务进口不但可以通过改善中间品供给质量和结构促进国内制造业产品质量的提升和产出规模的增长,而且可以通过技术溢出、知识溢出、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推动国内制造业技术升级;国内制造业产出增长会通过需求效应带动生产性服务进口规模扩大,国内制造业升级则会通过增加对富含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要素的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带动生产性服务进口的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从而,形成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升级的前向推动效应与制造业升级对生产性服务进口的后向拉动效应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双向联动机制。基于WIOT采用投入产出技术分析2000—2014年中国的生产性服务进口与国内制造业的产业关联,结果表明：国内生产性服务投入对制造业发展的前向推动效应远远大于国外生产性服务投入,制造业发展对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后向拉动效应也远远大于生产性服务进口;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中国制造业产出增长和技术升级的前向推动效应显著,且生产性服务进口质量越高对制造业升级的推动效应越强;制造业产出增长对生产性服务进口规模具有后向拉动效应,而制造业技术升级对生产性服务进口质量具有后向拉动效应,且技术密度较高制造业行业对高技术密度生产性服务进口的需求拉动效应更大。因此,要以本土制造业供给质量提升和技术升级为主体,以生产性服务进口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为催化剂,构建国内外产业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生产性服务进口+制造业升级”双向联动网络：一是通过扩大市场开放增加国外生产性服务在国内制造业中的投入,尤其要提高“FCB”领域的开放水平以引导和促进国外先进生产性服务要素投入;二是充分挖掘和利用生产性服务进口的技术溢出、知识溢出和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有效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以进一步拉动高质量生产性服务进口。     

北京保障性住房资金需求量化研究

保障性住房建设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但这项工程到底需要多少资金投入,由于测算依据和方法存在争议,目前尚无准确的量化数据。本文考虑长期、短期保障房动态需求因素的差异,短期将家庭户规模与保障房面积大小相对应,测算“十二五”期间保障房资金需求量;长期将人口增长、通货膨胀等因素纳入量化模型,运用“月供-收入法”细化保障对象数量,采取“政府补贴差值”法测算保障房资金需求净值,得到北京未来30年保障房建设资金需求的量化数值。根据本文测算结果,北京保障房建设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     

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视角

立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影响的内在机理。通过构建河北省11个地市2002—2015年个体随机效应面板模型,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积极影响,得出规模效应、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等因素加速制造业升级的结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应从合理布局产业空间、培育重点生产性服务业以及打造良好的产业环境等方面,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加速制造业升级。     

基于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干预的产业转型升级模型

企业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会受到地方政府产业政策的干预。地方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改变企业的成本或收益,企业参与产业转型升级的行为将会发生改变,产业转型升级的结果也会发生改变。以产业补贴和税收政策来代表产业政策的干预,通过构建模型可以分析在地方各种产业政策的干预下,企业产业转型升级行为的改变以及由此带来产业转型升级的效果。     

制造业需求、政府规模与上游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经济转型的重要问题,立足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需求不足的现状,基于价值链视角将研究数据细化至上游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需求角度考察其影响因素,并结合中国的转型经济背景,分析政府规模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主要结论包括：（1）劳动/资源密集型与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需求对上游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具有不同影响效应,前者为“挤出效应”,后者为“促进效应”;（2）政府规模的过度膨胀不仅将直接阻碍上游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且能强化劳动/资源密集型制造业需求对上游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侵蚀效应;（3）政府规模的过度膨胀将损害人力资本积累,进而侵蚀人力资本对上游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可以从优化服务业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平衡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江苏省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江苏省开放型经济已经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文章首先分析当前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不足;然后通过建立经济模型,实证分析影响转型升级的因素,得出政府制度创新水平、企业技术创新水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和服务外包水平是影响江苏省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的四个最大因素;最后提出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以推动江苏开放型经济可持续发展。     

试从组织变革的角度探讨产业转型升级中令人困惑的几个问题

产业转型升级困难重重。有的学者认为劳动密集这碗饭已经到头，而有的学者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中国制造业目前还有很大空间。从结合产业变革的现状和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来分析、探讨，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组织变革、变革产生的原因。产业升级这样的组织变革将是一个持续渐进、不断调整的长期过程。产业升级的变革推动离不开政府、学术界、媒体的共同关注与支持。具体到每个企业的产业升级，却又要把战略变革具体化到结构变革、技术变革、物理环境变革和人员变革等种种变革细节中去，战略变革才能真正实现。     

加快合肥市服务外包业发展的对策分析——基于合肥市和南京市服务外包业竞争力的比较

安徽省合肥市已正式成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运用修改后的“钻石模型”对影响舍肥市和南京市服务外包业竞争力的人力资源因素、需求情况因素、支持型产业因素、产业集聚因素、政府作用因素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合肥市在承接服务外包中的不足，提出要通过采取加强人才引进和培训，优化选择招商项目以促进产业升级，培育扶持重点企业以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制定积极有效的产业政策等措施提升合肥市服务外包业竞争力。     

苏州地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工作探讨

苏州地区加工贸易发展轨迹表现为高增长、高占比,加工贸易地区结构呈现高聚集、不平衡,加工贸易企业结构以外资为主、私企为辅,特殊监管区域发展势头良好。加工贸易对苏州经济的拉动作用表现为：提升工业产业规模,推动配套产业发展;调整产业整体结构,实现技术进步和溢出;拉动地方财政税收,成为全市重要税收来源;增加社会就业机会,维护社会稳定和繁荣。目前苏州地区加工贸易存在处于产业价值链低端、技术溢出作用较弱、本土企业参与程度不高、特殊监管区域产出效益不足等方面的问题。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国家“十二五”规划以及总署提出的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有关要求,从引导、提效、形成合力角度出发,可从三方面着手推动苏州地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工作：一是以政策引导促转型,配合相关部门为加工贸易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二是以效能提升促转型,优化监管与服务,促进贸易便利化,为加工贸易发展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三是以整体推进促转型,试点城市应考虑整体转型、联动经营、错位发展,避免同质竞争,发挥最大效能。     

陕西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优势与路径

当前,国际生产性服务业出现了发展速度加快,产业融合进一步增强,国际间产业转移和产业集群化日益明显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陕西应当充分利用本地区制造业、区位、人才和政策环境等方面的优势,依托制造业转型升级、开发区建设和国际产业转移等形势,从不同路径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人力资源开发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匹配效应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经济新常态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实现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人力资源与产业转型匹配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构建人力资源开发与产业转型升级适配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适配度评价模型,对广东省2000年～2013年产业转型升级与人力资源开发适配效应进行评价具有一定的价值.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人力资源开发及产业转型升级匹配度与广东省“双转移”战略呈现出基本一致的变动趋势,匹配度提升还有利于人力资源效率和效能的发挥.     

试论厦门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发展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发展对于全面提升产业层次,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厦门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发展存在不平衡性,应根据厦门市“二、三产共推进”的战略部署,采取相应措施加快制造业产业升级,促进生产性服务业跨越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