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建国以来我国乡村家族的探讨

本文考察了建国以来我国乡村家族的遭遇、变迁和社会作用。作者首先将家族界定为基于血缘而自然形成的社会群体,进而指出,乡村家族成员对家族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会随社会变迁和制度变革而发生变化,但这并不能消除家族自身的存在。文章最后论述了我国乡村家族同乡村现代化的关系,认为我国乡村家族与乡村现代化并不矛盾,它能够通过自身革新而与乡村现代化相适应并在其中能发挥积极作用。     

新时代乡村社会组织发展创新的意义与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定位。十九大报告还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需要破解乡村治理主体力量"外生强、内生弱"的困境,实行民主自治,充分发挥乡村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     

乡村治理结构及其困境研究——以某省某县某村为例

乡村治理就是多元治理主体对乡村的公共事务进行协同共治的过程,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方式的协同性、治理内容的公共性以及治理目标的综合性是其主要特征。为了探究现阶段传统乡村的治理情况,文章选取某省某县的一个传统自然村落为分析对象,试图呈现在行政村一级的两委班子职能弱化的情况下,以村民小组为基本治理单元的村治结构,以及由于权力结构失衡、家族势力、干部素质低下、政治信任缺失等导致的治理困境。     

志愿服务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现状、困境与对策

志愿服务者通过各种形式共同参与乡村社会的政治民主、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等建设，推动乡村社会的快速发展。从志愿服务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价值体现和现状入手，分析志愿服务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困境及原因，针对困境提出以科学统筹乡村社会治理志愿服务资源、完善乡村社会治理志愿服务评价考核制度、规范乡村社会治理志愿服务管理制度、完善乡村社会治理志愿服务激励机制的对策，完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志愿者服务的能力，推动乡村社会治理快速、有序地发展。     

社会流动视野下的乡村治理主体研究综述

社会流动视野下的乡村治理主体研究为乡村治理主体的研究方向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文章通过对社会流动理论的介绍引出社会流动下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前提和可能,并应运乡村社会治理多元化的趋势,充分发挥乡村治理主体的作用以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美好愿景.     

培育社会组织推进“以农民为中心”的乡村振兴战略

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尤其是农民的自组织,既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的内在要求,更是激发农民内生动力、加快推进实现"以农民为中心"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需要。农村社会组织种类繁多,既能代表农民参与公共事务协商,也可提供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更具有教育培训和引导农民的功能。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面临行政组织和社会组织界限不明确、行政范围扩张过大、法律法规不健全、农民合作和组织意识不强等制约。应充分认识到农村社会组织的重要价值,把培育农村社会组织作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重点通过深化乡村基层管理体制改革、支持农村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措施为社会组织发育创造良好的环境。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路径——以陕西省X市Y村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是推动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通过分析陕西省X市Y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内容、机制的现状及问题,从价值立场、政策保障和治理方式角度揭示其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而从主体、法律、方法三个维度提出Y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优化路径。     

共享经济背景下乡村民宿的治安防控路径

乡村民宿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是乡村共享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大的经济潜力.随着乡村游内涵的深度拓展,乡村民宿品质不断提高,成为共享经济中的新业态.但乡村民宿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治安隐患,由于管理存在盲区,消防事件、治安案件、刑事案件时有发生,不但影响了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也不利于业态的健康发展.应探索适合乡村民宿的治安管理规律,实现标准化管理和分类管理,强化物防技防措施,并发挥乡村社会治理的功能,守住社会公共安全、社会治安的底线.     

人口流动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影响及对策

尽管人口流动有助于优化乡村经济结构、提升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有助于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升农民思想认识和技能水平,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人口流出加剧了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和人才的流失,不少乡村面临着比较严重的人口结构失衡问题,乡村公共事业管理和社会治理往往因人才匮乏而陷入困境。对流入地而言,人口流入改变了当地人员构成状况,冲击了原来的社会结构,增加了社会治理复杂性和公共服务压力。对此,应着力构建以常住人口为本的乡村社会治理政策体系。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夯实治理基础;加强乡村人力资本投资,优化县域人力资源配置;合理引导人才回流,支持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治理;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工作,保障流动人口政治参与;建立新型农村社区,整合乡村社会资本,规范乡村社会治理。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基层治理的问题研究——以甘肃省敦煌市肃州镇河州堡村为例

新时代党和国家对于乡村的治理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乡村振兴战略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提出，作为有效推动乡村发展，推进依法治国和形成基层治理新格局的重要因素，乡村治理成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在乡村建设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基层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困境，必须从提高自治主体治理水平，夯实乡村治理经济发展基础，建立健全乡村人才支撑体系，实现以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动态平衡等方面提出治理对策，构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的现代化科学治理机制。     

基于乡村治理视角的乡村债务的成因及其治理

乡村债务危机的实质是乡村治理结构方面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的反映,从乡村治理视角来分析乡村债务的成因,才能从根源上找到乡村债务的形成原因。本文基于乡村治理的视角,从乡村财权与事权不对称、乡村的职能定位和干部考核制度、乡村财政体制等方面来探讨我国乡村债务的成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家族治理的经济效率——与公司法人治理的比较

本文从“阶段治理”的视角，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究家族治理的经济效率，分析了企业初创阶段家族治理的相对高效率和企业在遭遇治理瓶颈后效率损失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运用两企业治理成本曲线比较图，探讨市场结构、产业特征和企业规模对家族治理效率的影响。     

传统与超越:苏南乡村治理变迁中的社会资本

乡村社会资本是村民通过关系网络展示集体行动能力的表征,它是乡村治理的村庄基础。从历史脉络来看,传统苏南乡村水平网络中的关联相对于中国其他地区而言是较弱的,这使得村庄自治所需的社会资本先天不足。集体企业改制前,苏南乡村治理主要通过垂直网络中庇护或强制性的权威推动水平网络中关联甚弱的村民,以实现村庄的秩序。随着快速城市化和国家力量的退出,苏南乡村的网络结构和力量发生改变,虽然缺乏传统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存量,但也为建立现代新型社会资本留下了空间和契机。为实现社会资本的更新与增值,苏南乡村应改变由垂直网络中的力量强行干涉农村自运作体系的治理模式,引导和培育水平网络中的力量,以形成村庄治理的合力。     

“三治结合”视域下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四维探赜

完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途径,也是乡村治理体系创新的关键环节。在地域环境、文化习俗等特定因素影响下,构建“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须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新时代乡村发展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坚定中国共产党在“三治结合”中的主体和主力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乡村群众治理需求的价值遵循;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依归;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促进乡村有效治理的实践理路。从而有力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为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困局与出路

中国现行的乡村治理模式,与农业现代化的趋势和农民的发展需求明显存在着"短板"效应,以致问题和矛盾层出不穷,解决办法仍停留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层面。文章以日本农协的乡村治理模式为案例,应用系统控制论和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我国现行的乡村治理体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由此揭示出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困境,提出了建立农协组织、确立土地产权私有化的产权机制、推广晏阳初平民教育模式、建立乡村治理评估体系和以多元化治理取代一元化治理的改革途径。     

新发展阶段我国乡村治理优化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发展阶段对我国乡村治理的领导机制和乡村治理体系等提出了新要求。通过分析当前我国乡村治理在领导干部、主体结构、人才机制、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从党建主线、制度建设、激励机制、创新手段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等角度提出新发展阶段我国乡村治理的优化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的基础是治理有效,揭示治理路径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影响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因素体现在历史与现实两方面,主要特点是情境特殊性、目标多元性和主体民族性.现存问题有治理主线明确性不足、治理主体参与程度弱化、治理技术难以满足需求和企业生态责任履行缺位.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遵循主线—结构—平台—补充的内生逻辑,具体表现为治理意识—治理主体—治理技术—治理责任—治理目标.治理实践路径包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具有民族特色的多元主体参与、开发与应用符合民族实际的数字技术、强化民族地区企业生态责任建设四个方面,从而将民族特色转化成乡村振兴的动能与优势.     

“半熟人社会”背景下中国乡村治理主体研究综述

当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动.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到如今“半熟人社会”的变迁,对乡村治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乡村治理主体中的三个方面——村干部、混混和宗族组织进行了文献梳理,以此考察在“半熟人社会”背景下中国乡村治理不同主体的治理脉络.     

创新乡村治理体系 从良序迈向善治

关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是当前学术界和社会关注的热点。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当前我国健全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必然选择,其包括高层的国家、中层的省市和基层的县乡村三个层次的内容。乡村治理则是国家治理体系当中最基础的一个层次,也是其薄弱环节。只有筑牢基础,整个体系才会稳固,进而实现优化。乡村社会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取得了长足发展,城乡融合、群体分化、利益调整、观念更新……一方面刺激了乡村经济重新焕发活力,另一方面新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在当前大数据这样的新形势背景下,如何妥善解决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迈向乡村善治之路,切实有效推进乡村治理,是乡村治理当前的风向标。     

云南乡村治理:成效、问题与可能路径

进入21世纪,云南开启了乡村治理的闸门,从此选举、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乡村政治的大发展为乡村经济的大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助推作用.云南乡村治理在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那么,解决云南乡村治理问题的可能路径就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