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双向直接投资体系建设与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效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伴随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践行，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是否符合绿色发展要求，是否有助于实现经济绿色增长目标值得深入探索。基于200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未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台湾地区）面板数据，分别采用容量耦合模型和SBM方向距离函数的GML指数度量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水平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借助计量工具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作用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环境规制可以强化这一正向影响。从门槛效应估计结果来看，当整体环境规制标准较低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将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环境规制标准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将有助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此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可以加强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但是不存在门槛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影响效应存在双重门槛，但门槛效应呈现出边际递减变化趋势。因此，我国应积极引进外资并扩大对外投资，为内外资企业提...     

地方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减缓地方财政压力，加强环境规制与促进绿色可持续发展是保障地方财政可持续性与经济高质量的重要环节。基于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地方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压力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地方财政压力通过削弱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间接的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中西部地区的地方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程度大于东部地区。据此建议：缩小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缺口，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增强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的动力，合理引导及规范招商引资行为；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同时协调区域发展。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的理论分析

环境规制作为政府解决生产行为外部性的一种措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对工业绿色增长的测量指标。环境规制在实施过程势必对工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造成一定影响,因此本文通过理论分析说明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可以解释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财政分权影响中国经济绿色增长吗?

基于2003-2017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利用非径向性方向距离函数和共同前沿方法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并利用动态空间模型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对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途径.结果 表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呈现出明显的时间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财政分权显著有利于经济绿色增长,且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城市类型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财政分权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经济绿色增长,但与此同时,财政分权引致了规制竞争和市场分割,抑制了经济绿色增长.     

OFDI、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选用方向距离函数和ML生产率指数,测算了能源环境约束下2003～2015年我国省际层面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并借助面板模型分析OFDI、环境规制及两者合力作用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绿色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力度较高的地区对应较高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OFDI和环境规制均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符合"波特假说",同时环境规制能够促使OFDI发挥技术溢出与结构优化效应来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间OFDI、环境规制及两者合力作用效应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政府应合理把握环境规制力度并向中等标准组看齐;门槛检验显示,OFDI的作用效应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门槛。     

双重环境规制、公司治理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

现有的关于双重环境规制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于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而对双重环境规制、公司治理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没有高度的关注。实际上,公司治理结构是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联的不可忽略的门槛。文章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评说的基础上,构建了2011—2020年上市公司财务和内部人事数据的面板数据模型,以公司治理结构为门槛变量,分析双重环境规制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正式环境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N”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2)针对公司的内外部特征进行样本划分和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不同区域和污染等级的企业,双重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存在差异。并且,非正式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和低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不具有门槛效应。据此文章提出在西部地区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环境治理体系,提高非正式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和非高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为企业高层增加绿色激励和建立政商环境问题协调组织等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绿色金融与能源足迹

本文以中国2010-2019年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将环境规制、绿色金融与能源足迹纳入同一研究框架，探讨三者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推动产业升级降低能源足迹；绿色金融对环境规制与能源足迹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环境规制抑制能源足迹增长的效应就越明显；绿色金融通过强化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升级效应对降低能源足迹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助于环境规制发挥其正外部性，通过环境规制提升区域创新水平、驱动产业优化升级的效果就越好，进而降低能源足迹。因此，政府在积极推行环境规制政策的同时，应重视发挥绿色金融的激励和引导作用，通过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为环境规制更好地降低能源足迹“保驾护航”。     

制造业转型升级差异化路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调节效应和空间效应视角

基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背景，本文利用2005-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Super-SBM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偏微分分解效应考察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其区域异质性，并利用调节效应和面板分位数模型解释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以及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可以优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和影响机制存在区域差异性；以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水平为主导的制造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U型”特征，以绿色技术进步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为主导的制造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倒U型”特征。     

中国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自愿性环境规制路径——以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作用与局限性为例

在经济与环境矛盾日益突出的当前，兼顾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绿色转型对中国制造至关重要。本文从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绿色声誉和组织学习双重效应入手，构建理论模型考察其对中国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理，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从国家认监委网站获得的企业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参与自愿性环境规制在显著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同时，也能有效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表明，以ISO14001认证为代表的自愿性环境规制通过绿色声誉的需求引导和组织学习的效率提升共同促进了中国制造企业绿色转型。本文的拓展讨论部分显示，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绿色转型效应在需要大量技术投入才能减排的重污染行业较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此外，企业的“漂绿”行为和所面临的融资约束都会抑制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绿色转型效应。为充分发挥自愿性环境规制对制造企业的绿色转型作用，除应降低参与成本、提高企业参与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积极性外，政府还应从强化监管和发展绿色金融等方面来克服自愿性环境规制当前的局限性。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本文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首先构建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绿色转型的理论框架,并提出理论假说。随后,构建计量模型,设计变量指标,采用省级动态面板数据与系统GMM方法,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并探究空间异质性对三者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业绿色转型伴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表现出先降低后上升的U型趋势;中国仍处于U型曲线的左半部分,当前环境规制强度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污染型行业,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证实了"污染天堂假说";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有助于促进工业绿色转型,环境规制作为外资的重要准入门槛,能引导外资流向清洁生产型行业;空间异质性对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东部、西部地区交互效应显著地促进了工业绿色转型,而中部与东北地区则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     

双向FDI协调发展、市场分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加快国内市场一体化来提升双向FDI技术溢出效率,推动绿色经济增长。本文选取2003-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动态SBM-GML模型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采用相对价格法分别测算商品市场分割指数与要素市场分割指数,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定量分析双向FDI协调发展、市场分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双向FDI显著地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通过提高绿色技术进步水平来实现;东部地区双向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双向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双向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只有当存在商品市场分割指数与要素市场分割指数分别超过某个门槛值时,双向FDI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地方政府竞争下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基于门槛特征与空间溢出视角

立足于中介效应视角,本文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环境分权三个方面探讨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影响的理论机制,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运用2008-2015年中国30个省市区面板数据考察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门槛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竞争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影响会随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以及环境分权变化而发生根本性转变。换言之,在不同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环境分权水平条件下,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净效应分别呈现V型、倒V型、倒V型门槛特征;邻近地区间环境规制与区域碳生产率均存在局部聚集的空间特征,表现为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为实现2030年减排承诺的目标,除选择适宜的环境规制方式、力度以外,还需要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环境分权及区域协调等多个方面,优化环境规制的区域碳生产率效应的实施效果。     

环境规制对我国环境敏感性产业出口竞争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基于贸易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等因素对不同环境敏感性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目前内生和外生环境规制对我国污染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均呈倒U形;我国现仍处在外生环境规制拐点的左边,即随着政府加强环境管理,我国环境敏感性产品出口竞争力呈增强趋势;但同时处在内生环境规制拐点的右边,即随着我国人均GDP水平的提高,我国环境敏感性产品出口竞争力反而呈下降趋势。     

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

本文采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2007—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区域生态效率指标，实证检验环境规制、财政分权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区域生态效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且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效果具有空间异质性，在西部地区的实施效果较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产生明显的财政分权门槛效应，在财政分权程度较高时，环境规制的实施效果尤为显著。上述结论对地方政府完善环境规制政策、优化财政分权制度设计，实现环境规制、财政分权与区域生态效率的良性互动具有一定的理论和政策启示。     

财政分权、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面板数据动态GMM方法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3-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在考虑能源投入和环境污染的情况下,选用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的ML指数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分解项,进一步构建计量模型使用动态GMM方法实证检验财政分权、FDI及其交互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处于较低水平,且增长主要来源于绿色技术效率的改善;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对绿色技术进步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在较大程度上恶化了绿色技术效率,总体上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FDI的引入既不利于绿色技术进步也未能有效改善绿色技术效率,但与财政分权的良性互动显著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财政分权、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呈现一定的区域非均衡特征。     

利用环境规制政策来促进江苏制造业绿色创新发展

制造业绿色化是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江苏已在战略规划层面将绿色创新确立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目标模式，这既是推进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路径，也是建设自主可控的先进制造业体系的内在要求。江苏在制造业绿色创新发展方面取得了初步成就，但也存在诸多不足。例如绿色发展意愿和能力不强、政策实施效果不佳等。以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为宗旨的环境规制政策是绿色发展实践中运用最为广泛的政策工具，但是实际效果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为此，在推进制造业绿色创新发展进程中，必须对相关环境规制政策进行优化并运用，形成覆盖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和产业链条的环境规制政策体系。依靠“命令控制型规制”守住绿色底线；依靠“市场交易型规制”激发绿色动力；依靠“柔性参与型规制”提升绿色效率。既要围绕绿色发展的关键任务和突出问题灵活选择规制政策，更要依托多元化的机制创新提升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效果。     

贸易开放、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进步——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在偏向性技术进步分析框架下纳入质量升级理论,分析发现贸易开放会抑制绿色技术进步,而环境规制的提升有助于削弱这一抑制效应。为了验证这一理论命题,采用考虑环境非期望产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固定参比Malmquist模型测算1995—2016年中国省域绿色技术进步指数,构建空间邻接、地理距离和地理经济距离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基于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理论命题均得到验证:人力资本水平有利于促进绿色技术进步;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进步呈U型关系,通过计算拐点表明中国当前阶段环境规制有利于绿色技术进步;贸易开放不利于绿色技术进步,但提升环境规制有助于降低贸易开放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抑制效应。本文的学术价值体现在为中国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战略提供决策参考。     

四川省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

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2006—2015年包含能源消费和环境污染在内的四川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实证研究发现,四川省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增长趋势,但其低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然后利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将四川省18个城市分为双高型城市、单高型城市和双低型城市三类。实证结果表明:四川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指标因素影响程度各不相同。技术水平对双高型城市、双低型城市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起正向显著作用;不合理的能源结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起负向显著作用;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负面效应;外商投资仅仅会对双高型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我国环境规制下的规制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研究:1999-2008

本文首先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了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1999-2008年间在无环境规制、弱环境规制、中环境规制以及强环境规制四种情形下的环境技术效率以及环境规制成本。其次,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方法测度了各地区在环境规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最后,利用面板数据对影响我国环境规制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主要得出如下结论:考虑环境规制后,全国各地区平均环境技术效率水平提高,但地区差异较大;环境规制是有成本的,而且环境规制政策越严格,成本越高,各地区的环境规制成本也存在较大差异;实施环境规制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提高;外商直接投资、资本深化、工业发展水平和环境保护力度对我国环境规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影响。     

FDI、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Luenberger指数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与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在考虑能源消耗和非期望产出的情况下,测算了2000-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及其来源分解,并进一步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FDI及两者的交互项对GTFP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工业GTFP年均增长3.04%,其中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主要来源;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GTFP增长,从生产率的视角验证了"波特假说"的成立;FDI虽未能对中国GTFP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但FDI可驱使中国加强环境规制水平,而严格的环境规制又能有效提高外资进入的环境门槛,对FDI起到"筛选"作用,因此两者的良性互动是GTFP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