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市发展“共富金融”的模式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与血液，为此，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应通过共富金融不断注入源头活水。厦门市金融服务基础良好，在聚焦科技创新企业发展需求、关注小微企业成长、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促进双碳目标实现上成绩颇丰，打造了“共富金融”的厦门模式。但鉴于产业结构不优、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过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房价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矛盾等问题，推进共同富裕任重道远。下阶段，厦门市“共富金融”应在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住有所居”目标、乡村振兴战略和“岛内大提升，岛外大发展”战略方面继续发力，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基于200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将经济发展水平纳入分析框架，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在城乡收入差距方面产生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代表政府基本职能与社会公共利益的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以及医疗卫生支出均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存在着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跨越第二门槛值时，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会起到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因此，在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应该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合理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推进共同富裕的蒋巷实践与价值启示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实现共同富裕，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蒋巷村围绕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实现强村富民目标，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同时发挥群众首创精神和共产党员模范作用，以“五位一体”文明协调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将勤劳创新作为共同富裕的重要原则，坚持“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相统一，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实现了富口袋与富脑袋的统一。蒋巷村的历史实践证明，要着力在加快推动乡村振兴中实现共同富裕，走出“搞农业不能发家致富”等思想误区，鼓励勤劳创新致富、逐步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科学研判以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广东共同富裕目标

当前，我国已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实现高质量发展，助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全党和全体人民的矢志追求。高质量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必然路径和前提条件，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最终目标。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排头兵、领头雁”，在“稳外贸、促增长、共富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以协同创新、效率变革、质量提升为广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以质量奖、驰名商标（名牌产品）、质量认证为广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以价格溢价、技能升级和利润分享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传导渠道，剖析了广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探究了广东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传导渠道，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赋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用机制与动态调节效应研究

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均等是当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在充分测度中国各省域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基础上，基于2013—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赋能作用。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中介效应检验显示，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提高政府治理效率和缓解财政压力两条路径赋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门槛回归发现，数字经济赋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存在显著的动态调节效应，在政府治理效率、财政透明度、技术创新氛围和人口密度四个变量的调节下，均呈现出正向且边际效用递增的动态特征。该研究的结论对于深刻理解“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这一现实问题具有一定的边际贡献。     

广东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完善分配制度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着力点，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形式，慈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在共同富裕的目标指引下，广东慈善事业发展迎来了新的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统筹协调机制有待健全、慈善激励机制有待完善、慈善组织能力有待强化、社会慈善意识有待提升等问题。有鉴于此，应着重从优化政府层面的联动协同、激发社会层面的参与动力、加强慈善组织的能力建设、倡导乐善好施的社会风尚等方面入手，推动广东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导向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何以冲破藩篱?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也是新阶段推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逻辑进路主要表现在新思路、新机制、新模式上，通过多种有效的实现形式，实现农业农村的高质量发展。在现实图景中，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面临着行政权力的“偏离”与“越位”、治理制度的“虚置”与“空转”、区域分化的“不平衡”与“不充分”以及专业人才的“留不住”与“引不进”问题，应从促进政府职能转移，提高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实施政经分离，构建市场化的现代治理体系；激发动力，增强集体经济的造血能力以及通过外引内培，构筑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人才引擎等方面整体谋划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新路径。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共同富裕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利用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在分别构建省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和涵盖富裕、共享维度的共同富裕指标基础上,分析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解决增长和分配问题显著推进了共同富裕,在考虑内生性与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中等共同富裕水平地区更为显著;且上述影响效应主要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与扩大公共服务投入的机制来实现。进一步拓展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对临近地区共同富裕水平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还会促进低收入家庭向中等收入家庭流动,进而有利于“扩中提低”的实现。上述结论对新发展阶段我国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新型城镇化建设如何推动共同富裕?——基于新型城镇化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共享两大关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2010—2019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从发展端和共享端测算出中国地级市层面的共同富裕水平，并将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的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结合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该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推动共同富裕产生了积极影响，相对于非试点城市，该政策使得试点城市的共同富裕水平平均提高约2.6%。进一步发现，新型城镇化主要通过人口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来促进共同富裕，以城市内在品质提升为重点的空间城镇化对共同富裕也能产生一定积极影响。此外，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该政策在发展端的促进作用强于共享端；同时，该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东北、东部、中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但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研究内容为进一步权衡效率与公平、更好实现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依据。     

我国共同富裕水平测度与时空演化特征

基于共同富裕两个基本维度，分析各省份富裕度与共享度协调发展水平及其空间差异，并探讨制约我国共同富裕发展的关键问题。研究发现：我国共同富裕指数呈持续上升趋势，“东部高—中部与东北居中—西部低”的空间差异特征显著。其中，北京、上海、浙江为东部标杆，湖南与重庆是中西部共同富裕领先省份；富裕与共享子系统耦合协调度持续上升，但西部地区仍有50%的省份处于勉强协调与濒临失调的阶段；创新动能不足、精神富裕度偏低、城乡和区域教育资源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制约共同富裕发展的关键障碍。因此，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协调富裕与共享的关系，通过优化创新资源布局、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联盟建设、深化科技人才发展体制改革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以投资主体多元化与发展数字文化产业等方式促进文化高质量发展，通过完善区域合作机制与城乡融合机制缩小区域及城乡发展差距，以“提低扩中调高”为目标完善就业创业、分配、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以生产生活绿色化和低碳化转型促进生态高质量发展。     

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投资结构优化

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投资发展与改革面临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从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及共享五个维度分析了高质量发展与投资结构优化的内在联系以及优化投资结构的必要性;考察了目前我国投资领域中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探讨了如何通过优化投资结构促进高质量发展。研究表明,投资不仅创造需求,还创造供给。要培育创新驱动力、补齐经济发展的短板、完成"双碳目标"、形成经济开放新格局、实现共同富裕,必须用新发展理论引导投资,着力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黑龙江以“互联网+”助推公共服务创新发展

2016年黑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推动‘互联网+’行动计划”、“在‘互联网+’医疗、教育、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取得新突破。”当前我国公共服务存在结构性失衡、运行效率低、满意率低等诸多痛点,社会对于公共服务领域供给侧改革的呼声强烈。从地方政府治理维度出发,“互联网+”与公共服务高度融合正是提升公共服务整体效能、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农民共同富裕:关键要义、逻辑分析及现实进路

促进实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对于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意义重大。新征程，推进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绝不能忽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实现农村社会高质量发展，就要提升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新征程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成为带动农民共同富裕的关键要义，探索集体经济模式创新和生产方式转换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逻辑机理，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在资源模式和管理模式方面的创新、依据农村社会发展实际探索适合本地发展的绿色经济和小城镇建设、优化制度建设吸引乡贤回归则是形成农民共同富裕的现实进路。     

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

<正>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以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国已经是金融大国，但要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迈进，还要付出更多努力。当前，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高质量发展能力、实现金融强国目标的重要抓手。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2019年春节后的一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主要领导针对中国金融资源供给机制存在的问题：“地方政府拿得太多，市场经济拿得太少；房地产拿得太多，制造业拿得太少；国企拿得太多，民企拿得太少；支持小微、三农以及高新科技的金融资源供给得太少，支持传统产业、过剩产能的金融资源提供得太多。提出：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而在本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和优化金融供给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安全的金融服务。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需要从宏观、中观、微观几个层面共同发力。     

深刻理解和领悟共同富裕的三重逻辑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概念和范畴。深刻理解和领悟共同富裕，需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及方法出发，对共同富裕的发展规律和逻辑理路予以准确、系统、完整地阐释。从理论逻辑看，劳动是人类社会财富创造的源泉，贯彻按劳分配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实现有机统一，进而揭示出共同富裕是以“劳动逻辑”为基础。从历史逻辑看，通过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共同富裕奠定制度基础；通过提出“先富与后富”,为共同富裕奠定生产力基础；通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共同富裕优化生产关系。从实践逻辑看，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需要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断完善分配制度。     

论中国共同富裕测度指标和阶段性进展程度

中国已经确定了到2035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主要目标，其中重要的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依据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本文构建了评价共同富裕进展的指标体系，并以权威机构公布的经济发达和富裕程度资料为参照阈值，测度出中国2000—2019年间的共同富裕程度及与2035年目标的差距。研究发现，以2035年实现中等发达共同富裕程度为目标，则中国在考察期内的共同富裕指数从0.3925提升到0.6633,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且可能按期达到目标；分解分析表明，在已经取得的进展中共享程度占60%左右，而富裕程度占40%上下，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公平本质和追求公平政策的有效性的反映；从主要指标的变动对共同富裕指数提升的贡献看，富裕程度的上升对共同富裕指数的贡献达到66.36%,而共享程度对共同富裕指数提升的贡献率占33.64%。基于对二三级指标的细致分解，本文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比如通过提升科研经费投入率等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缩小城乡差别等加快提升共享程度，这些都是实现共同富裕中期目标的重大举措。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共同富裕——来自2013—2020年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抓手。本文使用熵权法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和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结合2013—2020年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考察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1）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阻碍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2）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是通过扩大机会不平等、降低中等收入群体占比的途径影响了共同富裕；（3）经济发展程度、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对共同富裕的负面影响越明显。为此，政府需要因地制宜，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以夯实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启经济增长新周期

<正>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经济高速发展依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意味着推进企业端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长期存在的结构、技术、效率三大供给侧问题,不会因转向市场经济就能自动解决,也不可能靠需求侧的调节来解决。企业依托技术创新,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降成本”,在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中“补短板、去产能和去库存”,在释放企业活力中“去杠杆和降成本”。关注激励企业问题,其中包括减轻企业负担,减少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从而激发企业活力。国内知名经济学家滕泰就提出,以“新供给主义”推进深层次改革,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提高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有三个：一是解决有效供给,二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是释放企业活力。这都需要企业的市场机制来实现,     

经济欠发达地区PPP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PPP模式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大创新,它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短板.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高居不下,PPP模式被视为中央政府为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与社会公共产品投资的创新性融资与管理模式.对此地方政府非常踊跃,纷纷公布了愿意与社会资本合作的项目清单.但从实践层面来看依旧存在着政企互信、“以商养公”或“假公肥商”以及财政承受能力的问题.破解这些难题,致力推进PPP的大力发展,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数字经济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作用机制及实现路径

新时代下，数字经济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为中国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一方面，数字经济的特质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高度契合，充分践行新发展理念，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所需的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发展、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高水平对外开放、人民共享高品质生活；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有效作用于高质量发展，通过动力机制、效率变革机制、产业融合机制、治理协同机制、普惠共享机制，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此，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并坚持以数字经济引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