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股权投资会影响企业创新策略吗——专利异质性视角的考察

基于企业实质性与策略性创新策略视角,以专利异质性作为切入点,考察沪深两市2010-2017年IPO企业私募股权投资与创新策略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私募参与能有效提升企业整体专利数量,但仅对策略性创新行为即非发明专利数量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从私募特征看,单独投资和本土背景下的私募对策略性创新的引导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IPO叫停抑制了私募对企业策略性创新的引导作用,同时激发了私募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正面作用;对IPO企业异质性创新成果的经济后果进行研究发现,实质性创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而策略性创新对非发明专利的关注与包装并不能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     

风险投资介入与企业创新：基于PSM模型的经验证据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研究风险投资介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以2010-2017年创业板公司为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模型,实证分析风险投资介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发现风险投资介入显著促进专利申请量，且对发明专利申请量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对外观设计专利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考察不同背景和投资策略的风险投资对创新绩效的潜在影响，结果显示：与单独投资相比，联合投资对专利总申请量和发明专利申请量增加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与私营风险投资和外资风险投资相比，国有风险投资具有更强的发明取向和更长的投资时间，能显著促进发明专利等创新绩效提升，而私营和外资风险投资对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     

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

本文采用2001—201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专利数据,分析中国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及其内部机理。研究发现,受产业政策激励的公司,专利申请显著增加,但只是非发明专利显著增加,追求"数量"而忽略"质量";当公司预期将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时,其专利申请、特别是非发明专利申请显著增加,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财税手段使企业为"寻扶持"而创新。进一步对企业分组分析发现,上述现象只在国企组、非高新技术行业组中显著。这说明选择性产业政策只激励企业策略性创新,企业为"寻扶持"而增加创新"数量",创新"质量"并没有显著提高。发明专利申请的增加才能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推动技术进步和获取竞争优势的实质性创新才能促进企业发展。     

企业家情怀、风险承担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

以湖北省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问卷调查数据与企业专利数据，采用逐步回归法、Sobel检验和Bootstrap检验等方法，从风险承担能力视角考察企业家情怀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这种创新激励效应对创新质量的潜在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家情怀能够显著改善创新绩效；风险承担能力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外观设计与实用新型专利，企业家情怀的创新激励主要体现在发明专利上；具有高尚情怀的企业家策略性创新倾向水平较低，企业创新质量较高；政府补助对企业家情怀的创新激励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结论可为大力弘扬企业家情怀，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与创新质量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投资者关注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将网络搜索指数作为投资者关注的代理变量,探讨投资者关注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结果发现,投资者关注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体现在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上,资产规模、杠杆率、股权集中度对绿色创新绩效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者关注通过融资约束这一中介变量影响绿色创新绩效,同时环境规制是有效的调节变量,投资者关注与环境规制的交互效应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从关注属性维度看,投资者负面关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非东部地区,东部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相较于高污染企业,投资者关注对非高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更显著。     

相关与非相关多元化经营抑制了实质性创新吗

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手工分类上市公司每年各主营业务收入，按照熵指数法测算出独特的相关和非相关多元化经营程度指数。同时，使用知识宽度法测算发明专利质量，以此作为实质性创新的代理变量，分别实证检验企业相关和非相关多元化经营对实质性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整体层面上看，相关多元化经营程度加深会对企业发明专利质量起促进效应；非相关多元化经营程度与发明专利质量呈倒U型关系，通过计算发现，大部分企业非相关多元化经营程度处于倒U型关系临界值左侧，即发挥促进发明专利质量的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相关多元化的促进效应和非相关多元化的倒U型关系分别在国有企业表现得更显著。研究对企业选择合适的相关与非相关多元化经营方向和程度，提升企业实质性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现实指导价值。     

双向FDI协调对省域创新的影响：增“量”抑或提“质”

将省域创新分为策略性创新和实质性创新，采用2010-2020年我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双向FDI协调对省域创新的影响以及地区异质性，考察该影响中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作用和省域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双向FDI协调对省域策略性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省域实质性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即双向FDI协调对省域创新发挥增“量”但不提“质”的作用。地区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双向FDI协调对沿海和内陆地区策略性创新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双向FDI协调显著促进了沿海地区实质性创新，对内陆地区实质性创新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的调节和中介检验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增强双向FDI协调对省域策略性创新的影响；省域吸收能力在双向FDI协调影响省域策略性创新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高铁开通、地理位置与私募股权投资治理效果

地理分割的存在,使私募股权投资难于参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与管理之中,抑制了其对IPO抑价的治理效果。而高铁开通压缩了时空距离,将有助于改善地理位置对私募股权投资的抑制,更好发挥对企业和市场的治理效果。文章以2008—2018年中小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手工收集、整理私募股权投资和高铁开通数据,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首先从全样本验证了私募股权投资对IPO抑价的积极治理效果。然后,探索了地理位置对私募股权投资治理效果的影响,发现私募股权投资仅能改善东部地区IPO抑价,但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不能发挥对IPO抑价的治理作用。再以企业所在城市高铁开通为准自然实验,发现在中部和西部地区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私募股权投资对IPO抑价的治理效果。     

绿色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

作为一种能够实现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金融工具,绿色金融在我国绿色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立足于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研究了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并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区分专利类型后发现,现阶段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没有显著影响,对绿色非发明专利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绿色创新还处在初期,欠缺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这一结论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与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此外,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不同类型企业和地区存在差异,绿色专利创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财务绩效。文章厘清了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及其路径,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产权性质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决策权配置的异质性分析

高质量发展要求环境与经济的协同发展。从微观视角看,企业的绿色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但是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可能在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创新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在此背景下,以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产权性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绿色发明专利申请和授予数量显著高于民营企业,但是国有企业的绿色实用新型申请和授予数量显著低于民营企业,说明在绿色创新方面,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实质性创新水平,而民营企业则具有更高的策略性创新水平。此外,国有企业更高的实质性创新水平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样本中更加显著,而民营企业更高的策略性创新水平则在两职合一的样本中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国有企业实质性的绿色创新和策略性的绿色创新均能帮助其获得政府补贴,而民营企业则更多通过策略性的绿色创新获取更多政府补贴。研究结论对于高质量发展和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机构投资者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兼论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异质性

机构投资者作为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司治理外部监管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将公司治理传导效应纳入机构持股与企业创新关系及作用机理分析框架,基于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内部控制有效性、核心技术人员股权激励和管理费用控制是机构投资者促进企业创新的3个重要传导路径。另外,战略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相较于财务型机构投资者更为突出;同时,机构投资者对非国有企业创新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对国有企业整体创新的影响不显著。     

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延迟效应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1 038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2013-2015年的数据为样本,考察了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延迟效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长与CEO两职兼任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研发资金投入,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研发投入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没有对研发投入带来显著的积极作用,机构持股与研发投入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薪酬激励、高管持股和在职消费对企业研发投入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具有延迟效应,对当期和后续绩效分别具有负向和正向影响。从新视角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创新活动,为构建匹配产业创新特征的治理结构提供了参考。     

投资潮涌背景下企业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

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是增强我国创新能力的重要引擎。采用2008—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综合指数样本股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投资潮涌背景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增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将创新绩效分为创新产出与成果转化率，结果发现：第一，2010—2012年第一波投资潮涌与2015—2019年第二波投资潮涌下，企业投资均能有效促进创新产出。在先发优势作用下，第一波效果更为显著。第二，无论在投资潮涌前期还是后期，投资支出均有助于促进创新产出，且前期影响更显著，而在非投资潮涌阶段，投资支出对创新产出的影响不再显著。第三，对于任何类型的战略性新兴企业而言，企业投资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源密集型企业、国有企业投资与创新成果转化率的关系均为倒U型，而对于技术密集型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两者关系呈正相关关系。     

企业集团能否改善政府补贴对创新产出的激励作用——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0—2017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研究样本和手动匹配的企业集团信息,对政府补贴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产出进行研究,并进一步考察企业集团在该影响路径中的作用。研究表明,政府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企业创新总产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依据研发及技术难度,将创新产出划分为高质量创新产出和策略性创新产出,发现相同情况下政府补贴仅能促进企业策略性创新产出增加,无法对高质量创新产出发挥显著作用。将企业集团纳入分析框架后发现,企业集团通过内部市场优势使得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总产出激励作用更显著,还使得政府补贴在企业高质量创新产出方面发挥显著促进作用。     

技术董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董事、监事及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战略的方向、组织和实施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他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变得必要和迫切。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分析企业技术董事比例和股权激励（分为高管股权激励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两个维度）对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技术董事的比例越大，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对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授予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然而，高管股权激励授予比例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并无显著联系。     

技术董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董事、监事及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战略的方向、组织和实施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他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变得必要和迫切。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分析企业技术董事比例和股权激励（分为高管股权激励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两个维度）对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技术董事的比例越大，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对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授予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然而，高管股权激励授予比例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并无显著联系。     

子公司自主性、风险承担与企业创新投入

随着子公司发展与角色转变，子公司战略实施与组织结构变化会对组织响应产生影响。以2008—2019年我国A股民营子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讨子公司自主性对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子公司自主性水平提高能够有效促进民营企业创新投入水平提升；风险承担能力在子公司自主性与创新投入间起中介作用；随着行业竞争水平提升，子公司自主性对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显著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CEO职业背景越丰富，子公司自主性对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越显著。研究结论厘清了子公司自主性的作用与边界，证明了子公司拥有自主权的优越性，可为母子公司双向治理实践提供经验证据，为民营企业创新投入决策提供理论参考，为民营企业积极创新提供新途径。     

政府背景风险投资会促进企业创新吗

利用创业板公司数据，研究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讨论。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也诱发了大量逆向选择问题；非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投入不仅不会发挥促进作用，反而会对上市后的被投企业表现出“盘剥”行为，阻碍企业创新投入。进一步探讨政府背景风险投资的作用机制后发现，从政府对风险投资的控制权角度而言，政府参股的风险投资可以促进被投企业创新投入，而政府控股的风险投资却呈现出显著的逆向选择现象；从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被投企业的参与度而言，通过董事会参与公司治理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影响，而对企业的持股比例不会显著影响创新。     

核心企业伦理型领导与合作创新绩效

创新网络是企业获得外部关键性创新资源、提升竞争优势的有效平台。核心企业伦理型领导风格是影响合作创新的重要因素,探究其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具有重要意义。以社会学习、角色认知、社会交换、嵌入性等理论为基础,将心理距离纳入核心企业伦理型领导与合作创新绩效关系模型中,使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对381份有效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道德公平、角色界定、权力分享分别对关系稳定型、合作满意型、创新能力提升型合作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心理距离对道德公平、角色界定与合作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但是对权力分享与合作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该作用机制研究为提升合作创新绩效提供了新路径,对企业与外部组织开展合作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