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政策影响企业融资吗?——来自重污染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出台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绿色金融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策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债务融资和替代性融资.此外,绿色金融政策实施效果在产权性质、企业规模方面存在差异,对国有重污染企业、大型重污染企业非流动性负债的抑制作用更强,对非国有重污染企业、小...     

绿色发展如何影响企业污染排放 ——以生态工业园区为例

绿色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必经之路。本文以生态工业园为例,利用独特的工业企业层面排污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绿色发展对工业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生态工业园区设立会显著降低企业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进一步研究发现,生态工业园区的减排效应在东部发达地方以及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结论表明,生态工业园区通过鼓励企业加大购买污染治理设施来实现减排效应。本文研究表明下一步发展中应该鼓励普通地级市和中西部城市积极申报生态工业园区,同时也要重点关注对企业污染治理效率提升。     

绿色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

作为一种能够实现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金融工具,绿色金融在我国绿色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立足于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研究了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并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区分专利类型后发现,现阶段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没有显著影响,对绿色非发明专利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绿色创新还处在初期,欠缺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这一结论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与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此外,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不同类型企业和地区存在差异,绿色专利创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财务绩效。文章厘清了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及其路径,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绿色金融政策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来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

借助2017年开始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4—2020年我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探讨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试点政策有利于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活跃度,对于污染排放强度较高的企业,该政策的绿色创新激励作用更为明显;企业声誉风险和融资便利性是该政策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活跃度的两个重要渠道;并且上述结论在非国有企业、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以及环境规制较弱的样本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为绿色金融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还对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以及复制和推广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具有实践意义。     

淮河流域污染治理需要企业实施绿色营销

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产区和传统工业生产基地,淮河流域污染严重,治理污染刻不容缓。由于淮河最主要的污染源来自工业企业,本文着重从工业企业这一微观角度出发,引入绿色营销的概念,分析了企业加强环保意识的重要性,并通过对企业实施绿色营销的博弈分析,指出绿色营销是企业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市场竞争、绿色创新与企业金融化

基于2003—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市场竞争、绿色创新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强会对企业金融化现象产生抑制作用;绿色创新在市场竞争与企业金融化间发挥着中介作用,市场竞争通过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进而影响企业的金融化投资。正确处理好市场竞争、绿色创新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企业“脱实向虚”的问题解决。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企业绿色发展

推动高水平开放和绿色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与企业绿色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会显著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推动企业绿色发展。机制分析表明,提高企业末端治理能力和企业管理效率是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推动企业绿色发展的两条重要途径。异质性分析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企业污染排放的降低效应在高污染强度行业中的表现更为突出,对高融资约束企业和高能源消耗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强。此外,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与服务业共聚水平较高地区的减排效应作用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不仅有利于推动行业内低污染排放强度企业进入和高污染排放强度企业退出的动态更替,还有助于实现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绿色产品创新、能源利用效率提升以及能源投入结构优化。未来政府需要合理制定并实施阶梯性的服务业开放政策,优化地区服务业和制造业产业空间布局,引导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嵌入融合,赋能制造业绿色生产和绿色创新发展。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如何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为检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在实现其环境治理功能过程中是否驱动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利用2014年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实证检验了其对试点地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非试点地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显著提升了试点地区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进行奖励产生的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效应与政府对企业污染行为进行处罚产生的约束效应是促使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的两种路径。研究结论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政策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丰富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机制领域的研究。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

“双碳”背景下,通过金融手段抑制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类产品出口,提高我国出口企业绿色声誉,是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以2007年《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政策文件为外生冲击,利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分析了绿色信贷政策对我国污染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绿色信贷政策抑制了重污染企业出口规模扩张;绿色信贷政策通过“遵循成本”机制,降低企业要素的边际产出,抑制了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张;纳入融资约束的三重差分模型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高融资约束企业出口规模的抑制作用更大;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金融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出口规模的抑制作用更显著。研究为绿色金融政策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绿色金融与企业生态创新投入结构优化研究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绿色金融与企业的生态创新已成为我国目前发展的主要形式。绿色金融是金融行业新的发展模式,它能够正确处理金融业发展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十九大的召开,党和国家越来越注重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国家将金融行业与生态发展相统一,通过绿色金融来缓解企业资金紧缺的状况,以此更好地发挥金融产业的作用。文章对绿色金融和企业生态创新投入结构优化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的指导性意义。     

污染治理与企业竞争力

企业环境污染不仅仅包括污物及对人体、环境有害的物质，而且包括资源的浪费与低效利用。治理污染不仅仅只是单方面的资金投入，也是企业改善产品品质、提高管理水平和提升自身竞争力的一次契机。     

绿色金融、分析师关注与新能源企业融资纾困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如何发挥好绿色金融在发展新能源企业中的引导作用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不同于现有文献集中关注个别企业绿色信贷的可获得性,秉承从政府积极引导到企业主体发挥这一自上而下的研究逻辑,并引入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指数这一外生变量,检验绿色金融、分析师关注和新能源企业融资约束三者的关系发现,绿色金融能够缓解新能源企业的融资约束,分析师关注在其中主要发挥“信息传递效应”和“监督治理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金融可以显著提高新能源企业的资本投资和研发投资水平,但对金融投资没有显著影响,不会引发脱实向虚的风险;绿色金融还能显著提高新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的数量和质量。因此,政府应积极推动绿色金融改革,完善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加强分析师队伍建设,进而支持新能源企业发展,加快能源结构调整。     

绿色金融对企业经营影响的研究

在我国实施节能减排、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背景下,绿色金融成为一种创新的宏观环境经济政策。首先对绿色金融的含义进行了阐释,系统研究了绿色金融对企业环境保护责任的影响,强化绿色信贷机制,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功能,对企业的可持续更好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构建绿色金融的思考与建议

“绿色金融”是现代金融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发展“绿色金融”对于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经济以及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作为金融资源配置的核心,商业银行如何实施绿色金融战略,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它不仅关系到商业银行自身的发展,而且事观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     

创新型城市建设是否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将中国创新型城市建设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18年27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效应、作用机制及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于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且这种效应存在滞后性;创新型城市建设可以通过政府战略引领、创新人才支撑、产业结构优化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而城市空间扩张的机制不显著;对于东部地区城市、"两控区"城市和规模较大的城市而言,创新型城市建设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效应更为显著.     

数字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研究

以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逐步回归法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提升,并且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激励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现金流较为缺乏的企业、环境管制力度较大地区,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应持续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完善数字金融配套体系建设,实行差异化数字金融支持政策,引导和激励企业绿色创新,从而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高耗能污染企业绿色集成制造系统管理研究

在当前国家建立包含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发展战略的形势下,高耗能污染企业进行转型升级变得十分紧迫.在探讨绿色集成制造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高耗能污染企业绿色集成制造系统,该系统可以尝试解决高耗能污染企业面临的这一问题.     

增值税转型、税收激励与企业绿色发展

构建绿色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如何使二者实现政策协同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文章利用中国工业企业财务与污染排放的匹配数据库,借助2009年企业增值税转型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理论分析并实证考察了固定资产增值税抵扣改革引致的税收减免激励对企业生产方式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改革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稳健性与安慰剂检验为结论提供了可靠证据。异质性分析表明,增值税转型改革对较高污染行业、非出口企业以及在位企业的减排效应更明显。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税收减免激励使企业得以快速更新设备与技术投资,并提升污染治理能力以应对环境规制压力。同时,增值税转型改革与环境规制之间存在较强的政策协同效应,前者能显著增强后者的实施效果。此外,文章还推算了税收减免激励对企业绿色发展的作用弹性,资本税后成本每下降1%,企业排污强度下降0.71%-1.64%。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当前中国减税降费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     

绿色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激励效应与抑制效应

绿色金融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绿色信贷政策作为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中规模最大且发展最成熟的组成部分,其激励约束机制能有效引导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利用2003—2012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以双重差分法评估了绿色信贷政策对工业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绿色信贷政策对鼓励类企业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对限制淘汰类企业则存在抑制效应。第二,激励效应源于鼓励类企业实现的技术进步,抑制效应则由于限制淘汰类企业的技术退步。企业的研发投入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既强化绿色信贷政策对鼓励类企业的激励效应,也有效缓解对限制淘汰类企业的抑制效应。第三,相对于外资企业和国有内资企业,研发投入的调节效应在非国有内资企业中显著存在。重视研发投入的非国有内资企业能通过绿色信贷政策有效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绿色信贷政策如何影响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

完善绿色信贷等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对于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至关重要.本文以《绿色信贷指引》(简称《指引》)的出台为准自然实验,以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绿色信贷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指引》出台后,与其他行业企业相比,重污染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显著降低.机制检验显示,《指引》通过降低重污染企业的研发投入,进而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未能发挥波特效应.此外,政策引致的信贷约束效应与信息传递效应减少了重污染企业可获得的信贷资源与商业信用,导致技术创新水平下降.进一步分析表明,《指引》对重污染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受政策影响更显著;与东部地区相比,这种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地区的重污染企业中表现的更明显;与弱融资约束企业相比,强融资约束企业受政策影响更显著.以上基于中国经济实践的证据,对于完善绿色信贷政策的资源配置作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