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反补贴诉讼中有关人民币汇率的法律问题分析——兼评美国Nucor公司告美国商务部拒绝就人民币汇率补贴展开调查案

2010年10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作出裁定,不支持美国企业告美国商务部拒绝就人民币汇率补贴展开调查而进行司法审查。法院主要理由是美国商务部的决定不是"最终决定",从而根据"成熟原则"而不具备可诉讼性。本案涉及人民币汇率在被假定低估的情况下,是否构成反补贴协定下的补贴问题。本文认为,美国企业难以证明存在着补贴的专向性。     

美国关税法修订后对华采取汇率反补贴措施的风险、危害及我国对策研究

2012年3月13日,美国《1930年关税法》修订案(以下简称"关税法修订案")在先后经参众两院通过并经美国总统奥巴马签字后,已成为正式生效的法律。该关税法修订案赋予了美国商务部对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NME)的商品征收反补贴税的权     

两条腿走三步——美国对华反补贴态势分析

编者按:反补贴是中关贸易磨擦的新热点.同美国主要适用国内反倾销法对华进行反倾销调查不同,美国对华反补贴则是"两条腿走三步",即适用国内反补贴法和诉诸WTO争端解决机构两种途径来处理中国的"补贴"问题.     

中国应对美国反补贴政策的策略研究

美国东部时间2007年3月30日,美国商务部裁定对从中国进口的铜版纸征收反补贴税,标志着美国不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商品征收反补贴税的判例正式终结,改变了美国坚持了23年的不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实施反补贴法的贸易政策,开创了美国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之先河。为此我国政府和生产商应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国有企业是否当然为《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1.1条意义上“公共机构”辨析——兼评美国对来自中国某些产品最终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措施WTO争端案

2010年10月22日,WTO专家组公布了"美国对来自中国某些产品最终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措施"一案的裁定报告,专家组在该报告中裁定: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本身为《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第1.1(a)(1)条所指"公共机构"。该裁定对中国今后应对反补贴指控非常不利。本文认为,专家组此裁定存在缺陷,国有企业是否构成反补贴协定上的"公共机构",应根据个案而定,不能一概而论。中国政府应该就此问题提出上诉。     

从美欧FSC争端案看WTO协定对内国补贴制度的约束

本文以美国对外国销售公司(FSC)税制立法所引起的WTO反补贴争端案为例,分析WTO框架下的SCM协定对内国补贴立法的约束表现及其实质动因,藉此警示相关国内经济立法应防患于未然,避免出现类似美国在外销公司税制立法反补贴争端案中的被动局面。     

美国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的内容及启示

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但是美欧等国常被拿来"说事儿"的政治稻草,更是贸易保护主义倡导者处心积虑对付的重要目标。虽然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已超过30%,但美国仍然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2011年10月1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63票赞成、3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以下称"S.1619法案"),试图通过国内立法将货币汇率低估与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救济工具挂钩,要求美国政府对所谓"汇率被低估"的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     

反补贴与国家税收主权

美国外贸公司(Foreign Sales Corporations)所得税补贴案是近年来反补贴领域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案例,本文从该案着手,剖析了 WTO 的反补贴机制对成员国税收主权的制约,并分析了中国在这一领域应进行的准备工作。     

假命题:“人民币汇率操纵”—一个基于马歇尔勒纳条件的实证

本文以后危机时代为背景,在中美人民币汇率现实争端以及学术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IMF协定》关于"汇率操控"的定义出发、通过实证研究和对中美两国贸易实践的理论分析,得出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政府"汇率操控"的指控不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即人民币贬值并不能带来中美贸易顺差。中美之间的贸易实践也有力地证明了美国对中国政府操纵汇率的责难缺乏事实依据和理论基础。美元主宰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的出口管制、美国的经济结构、消费模式等才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最主要原因。     

反补贴价格比较基准:基于美国对市场经济国家案例的考察

频繁采用外部基准计算补贴利益是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中的一大焦点问题。但是,美国调查当局强调,该方法完全依据现行反补贴法,其实施也早有先例,并非仅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本文通过一系列美国对市场经济国家反补贴典型案例的考察,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外部基准确实是其在对市场经济国家反补贴调查中价格比较的基本方法之一,而受调查国政府通过所拥有或控制的金融机构、国有企业向涉案企业提供贷款或原材料投入是适用外部基准的两类主要情形。     

浅析美国“双反措施”对我国的影响

一、背景2006年11月21日,美国商务部发布立案公告,宣布对原产自我国的铜版纸施行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调查期为2006年4月至9月。这是自1980年美国对我国出口产品(薄荷脑)发起首次反倾销调查以来,首次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以下简称"双反措施"调查或"双反"调查)。此后,美国商务部对我     

国外对华实施反补贴政策的关键决策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ASCM与2004-2009年国外对华发起的38起反补贴案件数据

基于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ASCM)以及构建的关键宏观决策影响因素"BL"组合模型,运用2004-2009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印度对我国发起的38起反补贴案件及其国内宏观经济发展相关数据,对国外对华实施反补贴政策的关键决策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相应结论。     

补贴与反补贴制度纵论(下)

自产生以来,补贴与反补贴就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话题,而这种争论在本质上体现了自由贸易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之争。虽然有关补贴与反补贴的国内立法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真正意义上的补贴与反补贴国际立法则始于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西方国家现行的补贴与反补贴制度也基本上都是源于GATT/WTO框架下的补贴与反补贴多边规则。在GATT/WTO框架下,补贴与反补贴多边规则历经数次修订,最终达成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在国际贸易中确立了更为明确、更为完善、更易于操作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的约束机制。由于补贴与反补贴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在WTO框架内进一步完善补贴与反补贴多边规则是形势所趋而又举步维艰的任务。     

补贴与反补贴制度纵论(上)

自产生以来,补贴与反补贴就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话题,而这种争论在本质上体现了自由贸易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之争。虽然有关补贴与反补贴的国内立法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真正意义上的补贴与反补贴国际立法则始于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西方国家现行的补贴与反补贴制度也基本上都是源于GATT／WTO框架下的补贴与反补贴多边规则。在GATT／WTO框架下,补贴与反补贴多边规则历经数次修订,最终达成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在国际贸易中确立了更为明确、更为完善、更易于操作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的约束机制。由于补贴与反补贴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在WTO框架内进一步完善补贴与反补贴多边规则是形势所趋而又举步维艰的任务。     

论补贴专向性的标准与评判——兼议专向性标准在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案中的适用

补贴的专向性(specificity),又称补贴的特定性,是WTO《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以下简称SCM协定)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根据SCM协定第1条第2款的规定,只有专向性补贴才受该协定的约束。该协定仅以专向性补贴为其调整对象,是因为此类补贴可导致资源配置的人为扭曲和不公平竞争行为的发生。从SCM协定之下补贴专向性的涵义及其产生发展的历史渊源来看,这项概念体现了限制滥用反补贴措施的立法目的。从美国对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展开的反补贴调查以及专向性的判断标准在这些调查中的适用情况来看,由于SCM协定要求成员方对专向性的认定应该在肯定性证据的基础上予以清楚证明,而美国商务部在对华反补贴调查中适用的"不利推定规则"却以对被调查方不利的推定方式得到的证据作为认定补贴专向性的基础,因而其做法违反了SCM协定,导致对补贴专向性的不当认定。     

美国对华适用反补贴法的实践检视——基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考量

历史上,美国的反补贴法从未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受国内经济、政治、贸易政策等原因影响,美国商务部不顾国内立法无授权的客观情况,逐渐对华启动反补贴制裁,但最终在美国受到司法的否定性评价。为消除"非公路用轮胎案"判决的不利影响,美国国会迅速修改了关税法以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新形势下,中国政府和企业应面对现实、放长眼光,提升产品竞争能力,打造升级版的"中国制造",使我国产品立足国际市场。     

WTO的可诉补贴纪律--兼评巴西诉美国陆地棉补贴案

WTO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SCM协定)规定了三大补贴纪律:禁止性补贴(Prohibited Subsidy)、可诉补贴(Actionable Subsidy)和不可诉补贴(Non-ac- tionable Subsidy)。就禁止性补贴而言,通过巴西航空器案(Brazil- Aircraft,WT／DS46)、美国国外销售公司案(US-FSC,WT／DS108)、加拿大航空器案(Canada-Aircraft,     

WTO视角下中美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比较分析

2010年9月9日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USW)针对中国发起的新能源反补贴调查,使中国陷入"双重困境"之中。面对压力,寻求突破,首先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全面梳理,厘清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现状,剖析USW指控的相关内容,分析其与WTO的《补贴与反补贴规则》的相容性;并通过对美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的分析,指出美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现状与特征,在彼此对照中获得借鉴与启示,为我国从容应对压力提供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跨境补贴可制裁性考察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走出去"企业会因从中国获得的融资支持而处于优势地位,这种融资支持引发了WTO成员方对跨境补贴实施反补贴制裁,2020年6月由欧盟委员会作出肯定性终裁的两个反补贴案件即为这一情形。本文结合WTO《反补贴协定》的规定对跨境补贴制裁的正当性进行了考察,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下向海外中国公司提供的融资支持服务于所在国的发展,不应当对其实施反补贴措施。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面临反补贴诉讼的可能性及抗辩——从“启动援助”案的解读谈起

我国通过各种途径扶植绿色能源产业,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会有扶植政策。但中国目前的扶植政策可能会面临来自美国贸易代表处的WTO诉讼。日前,WTO专家小组公布了美国提起的诉欧洲各国政府通过"启动.助"(Launch aid)对空中客车航空公司提供补贴一案的终裁结果。在终裁意见中,专家小组对如何认定可诉性补贴、禁止性补贴;如何计算补贴利益提出了重要的观点。通过该案件的分析,我们可以预测美国是否会对中国的绿色能源产业提起反补贴诉讼。同时,依据"启动.助"案中美国与欧盟两方的起诉与抗辩,本文欲为绿色能源产业可能面临的诉讼建立起有利的抗辩。首先中国政府可试图证明对可再生能源的出口的做法不符合"补贴"的定义,其次应从法律文本中删除任何涉及与出口收入或出口实绩相关的话语或条款,从而避免被认定为法律上的禁止性补贴,再次应从"严重歧视"这一突破口证明对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做法并不符合可诉性补贴。最后,本文认为如果依据专家小组在"启动.助"案的利益计算方法,我国的做法极易被认定为补贴。